首页 理论教育 从古典人文到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

从古典人文到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

时间:2022-11-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牛津大学的学科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凸现出从古典人文到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轨迹。这种“古典色彩”或者“古典主义”发源于古代希腊,与古希腊对“七艺”的崇尚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从牛津大学初期的学科和课程来看,它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但这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需求而言的。

二、从古典人文到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大学最本真的含义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16]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实际上与它的学科设置,即选择和传授哪些知识密切相关。无疑,高水平的学科是高质量教学水平的前提,也是前沿水准的科学研究的平台,更是培养优秀的精英人才的载体。牛津大学的学科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凸现出从古典人文到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轨迹。

(一)中世纪时期单一的古典课程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学科”有了存在的基础。英国学者斯科高科(M.R.Scogowko)在《大学的起源和发展》(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University)一文中写道:“在13世纪,巴黎和牛津之间的交往如此密切,以至于巴黎教师社团活动的每一个新发展都会或多或少地被牛津如实模仿或再造。”[17]牛津大学初创时期的课程或学科是仿照法国巴黎大学设置的,有神学、法学、医学和文学。从13世纪到1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占据了其课程的中心内容。

但后来,牛津大学在课程内容上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甚至一些巴黎大学禁止教授的课程如自然哲学以及民法,在牛津大学也可以不受约束地讲授和研究。与罗马教皇控制严格和宗教神学色彩浓厚的巴黎大学相比,应该说,牛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皇的直接控制,享受某种学术自由。此外,几乎完全被巴黎大学所摈弃的“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仍被保留在牛津大学的课程之中。[18]

导致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课程设置差异以及形成截然不同学术风气的原因,除了各自的教学传统外,还包括地理位置给它们提供的不同的学术条件。在13世纪,巴黎大学继承了12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的传统,牛津大学则继承了12世纪英国学者研究数学与自然的传统。再加上牛津大学偏居一隅,非罗马教皇直接管辖所能及,并能较早地接受阿拉伯人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和理论,因而能够传授和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世俗知识。还有,牛津大学关注自然哲学的研究,与数学和天文学之间的联系较为广泛,不同于巴黎大学着重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但是,到14世纪时,这种情况似乎又被颠倒过来,巴黎大学热衷于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而牛津大学则成了神学辩论的场所。[19]在牛津大学学习医科的大多数学生都完成了文科教育,尽管文科学位对攻读医科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必备的条件。由于医学实习条件不完备,着重理论研究的牛津大学医科规模很小,处于艰难生存的境地。[20]

中世纪时期,与巴黎大学相比,牛津大学的课程结构富有一定的弹性。以下是1408~1431年牛津大学对攻读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所规定的必读书目:

●唐纳塔斯的《论非拉丁语》、吉尔伯特的《六项原则》等。

●新旧逻辑学著作。

●“七艺”:

(1)文法:普里西安的大文法与小文法(1学期)。

(2)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3学期)。

(3)逻辑:亚里士多德的《论解释》,或波耳修斯的《论题目》,或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前篇》或《论题篇》(3学期)。

(4)算术:波耳修斯(1学期)

(5)音乐:波耳修斯(1学期)

(6)几何: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氏几何学的开创者欧几里得(Euclid)的著作,或阿拉伯科学家阿尔哈森(Alhazen)(2学期),或维特里奥的《透视法》。

(7)天文学: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行星论》或《天文学》(2学期)。

●三种哲学:

(1)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或《论天国与人世》(2学期)。

(2)道德哲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经济学》或《政治学》(3学期)。

(3)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2学期)。[21]

牛津大学的学科孕育于中世纪这个独特的时期,因而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迹。正如美国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所指出的:中世纪大学“课程的核心还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专业学科”。[22]

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的课程设置总体具有以下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古典色彩。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其古典色彩。这种“古典色彩”或者“古典主义”发源于古代希腊,与古希腊对“七艺”的崇尚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中世纪初期的诸多大学而言,学科和课程凸现古典色彩极具普遍性。牛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几乎都围绕着古希腊的“七艺”而展开,在课程设置上也未能脱离“七艺”的思路和框架。这不仅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在认识上极度推崇“七艺”,同时也显示出“七艺”作为一种知识潜力在人们精神方面的主导作用。[23]

二是浓烈的神学色彩。由于中世纪社会生活和知识领域均被教会人士所占据,因此大学的学科和课程也被神学色彩所渗透。随着教会势力的壮大,神学成为中世纪大学普遍开设的课程。当然,牛津大学也不例外。作为基督教哲学,经院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在当时十分盛行。经院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用古希腊哲学对基督教教义作论证和辩解,其基本方法是引经据典和思辨分析。这一时期在牛津大学知名的经院哲学家有约翰·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卡姆和约翰·威克利夫。

三是浓重的功利色彩。作为从教师行会组织发展而来的中世纪大学,职业培训的导向还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神学还是法学和医学,都是为其行业培养所需的人才。因此,从牛津大学初期的学科和课程来看,它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但这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需求而言的。在牛津大学,教会法和民法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当时在牛津城有很多教会法庭,出庭的法官不仅能在诉讼案件中获得一定的收入,而且为法庭观摩的学生开设讲座也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对此,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家威利斯·鲁迪(Willis Rudy)指出:“中世纪大学不仅学科内容的职业性是不加掩饰的,而且有时还包括我们今天作为商业课程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成为秘书学科的科目,即‘写信艺术’或‘文书艺术’。例如,准备信函、设计法律条文和起草公告及其他政府文件等训练。这些训练便作为中世纪修辞学课程的一个实用分支而发展起来了。”[24]

(二)16~19世纪多样的世俗化课程

许多西方史学家将16~18世纪这一时期称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欧洲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主要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文艺复兴开始影响牛津大学。当时在牛津大学,神学教师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神学家们的无上权威未能阻止意大利学者以及留学意大利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25]尽管牛津大学仍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改革,文学部的基本科目仍为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16世纪以来新增设的物理学,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内容已发生了变化,多少引进了部分新的科目。在逻辑学课程中,除古代经典作家的著作之外,16世纪以来近代学者的著作也被纳入了课程内容之中,其中包括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儿的著作。最显著的变化是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不在课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笛卡儿和英国哲学家洛克等人的学说也相继进入课程中。此外,解剖学、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接受。

到18世纪,牛津大学文科学部的课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课程沿袭传统的模式,以培养学生的辩论和演说能力为主;另一部分课程以经过改造的科目为基础。根据牛津大学史料记载,文科学部第一学年开设的科目包括文法、修辞学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名著选读等;第二学年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道德哲学;第三学年为几何学,以及通过钻研古代经典作家的著作提高希腊文的阅读和表达能力。此外,还新增设了诗歌与古典文学、现代历史与语言、英国法和历史学等。1724年,乔治二世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同时设立了现代历史钦定教授职位。[26]

到18世纪末,牛津大学的学科范围有所扩大,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开始受到重视。[27]牛津大学先后设立了植物学、化学、实验哲学、临床医学、解剖学、诗歌、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等讲座职位。

这一时期,牛津大学在学科和课程上与剑桥大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牛津大学强调人文学科,注重造就绅士和学者;而剑桥大学则主张引进近代自然学科,旨在培养科学工作者。但是,进入19世纪后,牛津大学在外力的驱动下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学科发展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分离(separation)和扩大(enlargement)。《1800年考试法令》(The New Examination Statute of1800)颁布后,数学和物理开始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1882年,第二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将文科分为人文学科、东方学科和现代历史,将自然学科分为医学和自然科学。由此,牛津大学扩大了其学科领域,设立了新的学科教授和高级讲师职位,其中包括英国文学、比较语言学、古典考古学、应用机械学、自然科学、化学、生物学、病理学、逻辑、古代历史、道德和形而上学哲学、理论数学、植物学、采矿学、新拉丁语言文学、机械与土木工程学、国际法学、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法律等。[28]

从19世纪中期起,牛津大学开始逐渐加强理科教育。1850年,牛津大学专门成立了自然科学系、法学与现代史系和数学物理系,使这些学科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些新学科的建立也带动了一批博物馆、实验室的创建。1855年,牛津大学博物馆建立。19世纪后半期,正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牛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范围进一步被拓宽,一些新兴的学科开始受到重视,加速了向现代大学转变的步伐。

在16~19世纪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变化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古典课程仍然处于主导地位。1871年宗教考试废除之前,英国国教在牛津大学处于主导地位。由于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仍然是为教会和国家培养统治人才,因此大学的课程中尽管引入了部分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课程,但古典课程和神学的主导地位基本未变。坚持主张古典著作学习的英国学者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在1809年第五期《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写道:“古典著作学习构成了牛津大学的教育基础。古典文学是牛津大学的主要科目……这样的一种教育制度将更有价值。”[29]在17~18世纪,进入牛津大学的学生成分发生了变化,自费生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些学生都来自贵族和乡绅阶层,他们进入大学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进入上层社会的文凭。对于他们来说,古典学科和课程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对此,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指出:“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绝大多数课程甚至与14世纪的教学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仍然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为中心。”[30]

应该指出,即使在进入20世纪后,牛津大学的人文学科仍然是优势学科。因为在牛津大学本科生教育层次,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例最大,这是牛津大学分权的学院制结构所形成的。学院都不大愿意支持大学的理科系部的发展,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已有的第一学位的学科,而不是建立新的学科。这种学术保守性导致对理科的冷漠甚至敌视,同时对职业培训性质的课程嗤之以鼻。

二是课程出现世俗化的趋势。大学课程世俗化是西方大学课程从古典人文到科学实用的一个过渡阶段。相对于中世纪大学课程神学知识处于主导地位而言,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牛津大学课程和学科的神学色彩逐渐淡化,开始显现世俗化的趋势,尽管并不是非常明显。实际上,正是在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化的思想和行动中,牛津大学课程的世俗化开始起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1860年6月30日,在牛津大学由英国科学促进会[31](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或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召开的一次辩论会上,以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为首的科学家旗帜鲜明地以雄辩的事实驳斥了牛津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的歪曲和污蔑,捍卫了英国科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这次震惊世界的牛津大辩论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在牛津大学的发展。学科和课程的世俗化,无疑为牛津大学教育趋向科学实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对牛津大学教育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应该说,课程和学科世俗化既是大学培养目标变化的结果,又是导致大学培养目标变化的原因。

(三)20世纪以来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

1914年以前,牛津大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古典学科和文科课程。大学把教学和研究学问看做是自己主要的功能。在学院院士职位、本科生的构成、学院奖学金、大学奖学金以及荣誉学位分配等各个方面,人文学科处于主导地位,自然科学得不到重视。那些极富有天赋又对科学感兴趣的学者也只有单兵作战,科研经费少得可怜。与剑桥大学相比,牛津大学在数学、物理、工程学和生理学等领域要逊色得多。在担任皇家学会主席一职的人选中,牛津大学的人才也是寥寥无几。[32]

但是,从1914年到1939年,牛津大学完成了从一所注重文科的大学向一所文理学科并重的大学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19年成立的阿斯奎思委员会是牛津大学重视理科教育以及加强科学研究的外因。牛津大学取消了学士学位初试中必考的“希腊文”科目,为那些攻读理科学位的学生扫清了障碍。1917年,牛津大学又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的学生前来攻读。另外,牛津大学还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建造实验室以及理科校区,使之成为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基地和平台。所有这些努力使得牛津大学的理科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33]

在1923年至1964年期间,牛津大学攻读非医学本科各课程的学生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攻读人文学科古典课程、神学、历史、英语、语言、东方学研究、地理以及音乐的学生比例从66.8%降至49.0%;攻读社会科学即法律和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生比例从17.6%增加至18.9%;理科即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和PPP(心理学、哲学和生理学)的学生比例从14.8%增加到28.4%;攻读应用科学即工程学和冶金学的学生比例从0.8上升到2.6%;而攻读农业和林业的学生比例从1928年的1.9%降至1964年的1.1%。[34]1963年《罗宾斯报告》的颁布,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序幕。该报告也给牛津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从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扩大招生规模、调整学科发展方向以及改革内部管理机制成了牛津大学二战后改革的主要目标。在这种压力和挑战下,牛津大学并没有让政府来成立第四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而是于1964年在学校内部成立了弗兰克斯委员会,并发表了《弗兰克斯报告》。该报告为牛津大学规划了未来的目标,其中包括:在规模上,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牛津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13 000人,其中研究生3 500~4 000人;在学科课程上,发展的重点是应用科学、工程学、临床医学以及社会学科。其原则是更加鼓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适当减少人文学科的比重。[35]应该说,经过努力,这些目标都已达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牛津大学成立的涅尔委员会(Kneale Committee)[36]首次提出开设联合专业/学科课程的建议(combinations of subjects or joint schools or joined courses)。随后,牛津大学的本科生课程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双学科专业课程和多学科专业课程显著增加。从1969年到1989年,攻读单科荣誉学位的学生人数从1 856人增加到2 037人,而攻读双学科专业课程和多学科专业课程的学生从444人增加到691人。也就是说,获得单学科专业荣誉学位的学生只增加了不到10%,而获得双学科专业课程和多学科专业课程的学生增加了55%。自1969年以来,牛津大学创建了14个联合专业课程,其中5个联合专业课程是跨文科和理科专业的。工程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联合专业课程和人文科学联合专业课程已是非常成熟的课程。1970年,牛津大学在PPE专业课程中引入双学科专业选修课。70年代初期,又在古典课程中引入文学选修课。在1989年获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中,攻读古典课程的学生中超过一半没有选修文学选修课,而攻读PPE课程的学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攻读文学选修课。1990年,现代语言课程成为必修课程。理科课程的变化也很大。例如,1971年,农业和林业合并成为一门单科课程,到1982年时,因为报考人数少并且大学经费紧张,该课程最后被理论和应用生物学所取代。[37]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牛津大学不断调整和整合学科课程,形成了文理学科交叉、渗透和并重的格局。目前,牛津大学现有4个学科部,即人文学科部,社会科学学科部,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学科部,以及医学学科部,下设27个学科分部,分别是:人类学和地理学分部,生物化学分部,化学分部,古典学分部,临床医学分部,计算机科学分部,地球科学分部,工程学分部,英语语言文学分部,历史学分部,法学分部,语言学、语文学和语音学分部,管理学分部,材料学分部,数学分部,中世纪及现代欧洲语言文学分部,音乐学分部,东方学分部,哲学分部,物理学分部,生理学分部,植物学分部,心理学分部,社会学分部,统计学分部,神学分部,以及动物学分部。

牛津大学现有50个本科生专业,分别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生物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科学,化学,古代考古学和古代史,古典学,古典学和英语,古典学与现代语言,古典学与东方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地质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工程学,工程、经济和管理学,英语语言和文学,英语语言和现代语言,欧洲语言和中东语言,实验心理学,美术,地理学,历史,古代史和现代史,历史和经济学,历史和英语,历史和现代语言,历史和政治,艺术史,人类科学,法律(法学),材料科学,材料、经济和管理学,数学,数学和计算机,数学和哲学,数学和统计学,医学,现代语言,现代语言和语言学,音乐,东方学,哲学,哲学和现代语言,PPE,哲学和神学,物理学,物理学和哲学,生理科学,PPP,神学,以及神学和东方学。[38]

牛津大学现有95个研究生专业,涉及五大学科,分别是:①人文学科,共13个专业,分别是古典学,英语语言和文学,电影美学,美术,历史,语言学、语文学和语音学,现代语言,音乐,东方学,哲学,神学,妇女学;②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学科,共20个专业,分别是化学生物,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和理论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生命科学,材料学,数学,天体物理学原子激光物理学,大气、海洋和行星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粒子物理学,理论物理学,植物学,统计学,系统生物学,动物学;③医学学科,共23个专业,分别是麻醉学,生物化学,心血管内科,临床实验,临床医学,临床神经病学,临床药理学,实验心理学,内科肿瘤学,医学(博士培养中心),神经科学,妇产学,眼科学,矫正外科,儿科学,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解剖学和遗传学,初级卫生保健,精神病学,公共卫生,放射肿瘤科和生物学,外科;④社会学科,共22个专业,分别是人类学和博物馆人种史,科学考古学(Archaeological Science),考古学,区域研究,非洲研究,当代南亚研究,日本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环境科学,发展研究,经济学,教育,法律,犯罪学研究,社会法律研究,管理学,因特网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社会学;⑤继续教育,共16个专业,分别是考古学,建筑史,分析复杂生物资料的学科,认知疗法,创造性写作,英国地方史,卫生保健,实验治疗学,国际人权法,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实践,数学金融学,纳米技术,儿童传染病,无家人员的卫生保健,心理动力研究,软件工程。[39]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世界各方面的巨大影响,2007年5月,牛津大学还投资1 500万英镑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因特网学院,主要从事因特网及其对社会影响的问题研究。

自20世纪以来,牛津大学的学科变革表现出以下两大特征:

一是文理学科并重,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在牛津大学50个本科生专业中,除医科和极少数工科专业外,文科和理科几乎各占一半,基本上达到了文理学科并重的目标。牛津大学分四个学科部与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评估学科专业所采用的学科分类相吻合,这表明,牛津大学以国内和国际一流学科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估自己的学科。在2008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全球大学前50名排行榜上,牛津大学的人文学科获得91.3分,名列第三;自然科学获得92.3分,名列第五;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获得81.4分,名列第五;社会科学获得80.8分,名列第六;工程和信息技术获得61.6分,名列第14位。[40]这些学科排名基本上反映了牛津大学各学科的现状。

应该看到,人文学科既是牛津大学的传统学科又是优势学科,这一传统和优势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牛津大学的学科特色。但是,也应该看到,虽然自然学科到18~19世纪后才进入牛津大学的学科视野,但其发展十分迅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世纪60年代的学科调整,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发展实现了飞跃。因此,牛津大学基本上实现了文理学科并重的目标。在2008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英国高校科研评估考核(RAE)中,牛津大学提交了48个专业参加评估,其中在第四级[41]中位于第一和第二的专业有31个。而在这31个专业中,文科和理科专业的位次最靠前。

二是学科交叉和横向联合,开发和拓展新学科领域。

在牛津大学50个本科生专业中,单学科专业课程22个,双学科专业课程24个,三学科专业课程4个。这不仅体现了现代知识既分化又融合的发展趋势以及学科交叉形成大量边缘科学的结果,而且体现了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牛津大学正是认识到知识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充分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开发了大量的联合课程,拓展了新的学科领域,以利于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和富有创造性的人。

牛津大学的联合课程特征明显,优势巨大。以双学科专业“历史和经济学”为例:开设该双学科专业,不仅使学生掌握历史和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还可以通过历史和经济学的交叉与联合发展学生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靠学习其中一门的学科是难以做到的。将历史(政治的和社会的历史)和经济学联合在一起,学生可以从对比的角度来观察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既学到历史学家获得证据和论证的方法,又学到经济学家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这就为学生今后从事金融业和学术研究做好了专业准备。这个专业为三年制,学生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它的具体安排是:第一年,开设4门课程(经济学导论,欧洲史概况,史学方法以及一门选修课),提交4篇论文并参加牛津大学的第一次学位资格考试;第二年和第三年,开设经济学和经济史的6门核心课程,分别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定量经济学、1870年后英国经济史、英国历史概况(有18门课程任选)、经济史(有3门课程任选);同时还要攻读3门其他选修课程;最后参加大学的最终考试,提交7篇论文(其中毕业论文可以代替一篇)。在这三年学习中,导师将对学生进行指导。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是:金融业、管理咨询、城市管理、法律、教学以及公共管理部门等。由此可见,学科的交叉和联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新视野,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就业渠道。发展和提升交叉学科和专业水平是牛津大学在其2005年颁布的《2005~2006学年至2009~2010学年综合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之一,即使现有的各学科和跨学科等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行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