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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文主义的多元形成

时间:2022-03-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上述这些方面探索传统人文主义的成因,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可以说,传统的人文主义是在多元互补中形成的,又是在融会贯通中发展的。其一,传统人文主义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产生的。再次,我们也应承认,墨家和法家在传统人文主义形成中的作用。其三,传统人文主义又是在吸收融合多种思想养料中逐步发展的。
传统人文主义的多元形成_东方智慧与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产生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也有民族的、时代的、心理的、认识的原因。从上述这些方面探索传统人文主义的成因,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这里,着重就思想文化方面谈谈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发展问题。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可以说,传统的人文主义是在多元互补中形成的,又是在融会贯通中发展的。它的形成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整个历程。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传统人文主义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产生的。

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既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重建,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发展的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的出现,原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适应新生力发展的需要。这就使整个社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选择。从当时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来看,夏、商、西周的奴隶制社会,同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相比,虽然有着很大进步,大大推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但商、周时代浓厚的宗教神权观念,以及种种人身依附制度,不但使人自身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而且,沉重地压抑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于是,把人从神的观念和宗教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成为当时时代的一大主题。百家争鸣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迅速形成的思想文化高潮。在这一文化高潮中,儒、墨、道、法、阴阳、名、兵等诸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建构了自己的学说。特别是儒、道、墨、法四家的思想学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建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传统人文主义,虽包括了儒家伦理,但不等于儒家伦理。即是儒家伦理,若无其他各家特别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也是很难形成和发展的。因为,现在所说的儒家伦理,实际上已经大量吸收了道家或佛家的思想成分。

其二,传统人文主义是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形成的。

儒家的“仁学”,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并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但道家的“道论”学说,从本体论上对神权观念的彻底否定,也为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传统人文主义的自然观念或天的观念中,就已经包含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成分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传统人文主义,就是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展,通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基本奠定了道家的天道观念,即自然主义思潮,与儒家的人道观念,即伦理主义思潮,二者相融合、相统一的文化格局。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文化格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形成的。

首先,儒家从伦理方面,批判地继承了西周时期的礼仪文化,为传统人文主义提供了注重伦理道德的思想基础,据《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奉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说明殷周时期,人们在事鬼敬神的过程中,已经非常重视礼义的规范,并把道德置于重要地位。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批判、整理和阐发,特别是孔子“仁学”的提出,对人的道德的重视进一步压倒了对鬼神的信仰,遂使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力量。

其次,道家自然哲学的兴起,及其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对天道自然观念的阐发,从理论上构成对宗教神权的否弃,为进一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自然属性,打开了眼界,扩大了视野,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融合补充,应该说,传统人文主义中所包含的比较朴素的自然观念,基本上是来之于道家,或者是在道家思想的启示下形成的。这里应当指出,道家虽然提出“道法自然”的观念,但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却未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方面固然有儒家伦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道家自身的兴趣,同样在于建构自己不同于儒家的人生哲学方面。否则,道家的自然主义将会发展形成一支独立存在的社会科技力量。

再次,我们也应承认,墨家和法家在传统人文主义形成中的作用。它们虽然不像儒道两家那样,直接起着建构理论学说的功能,但它们的某些思想、观点,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一定的作用。比如,墨家和法家都甚重视功利价值,但二者的根据和目的不同。墨家以“天志“、”天意”为其功利价值的根据,并从“泛爱兼利非斗”的角度出发,以“爱”释“仁”,以“利”释“义”,认为“仁义”与“功利”是一致的,讲“仁义”就要讲“功利”。法家已如前述,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角度提出“功利尽举”的价值原则。虽然墨法两家的功利价值同儒家的道德价值,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对传统人文主义,其功利价值不但有着补充其自身不足的作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可对其视伦理道德高于一切的伦理主义,具有抑制的意义和作用。比如,南宋时期的陈亮、叶适,其功利主义思想,就是受墨、法功利之说的影响,以功利主义批判儒家非功利的道义观点。叶适曾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学习记言》卷二三)是说仁义若没有在功利上表现出来,仁义就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其本身也就无法存在。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对墨子“义可以利人”思想的发挥。

其三,传统人文主义又是在吸收融合多种思想养料中逐步发展的。

传统人文主义,在秦汉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历史和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外部乃至内部的种种原因,遂使其内在的儒家伦理,遭受到诸如两汉时期的谶纬化、经学化、魏晋时期的玄学化以及宋明时期的佛学化思潮的侵袭,以致先后出现过宗教化,政治化、玄虚化、空泛化的现象。但由于传统人文主义的存在,有其深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及其必然性的依据,也由于传统人文主义具有兼容并蓄,善于吸取多种思想营养的特点,所以,能够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吸取道家乃至外来宗教佛家的有用思想成分,使自己得到发展。

比如两汉时期,以人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名教制度,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目的论哲学的影响下,曾经向着庸俗、烦琐、讲灾异、讲符瑞的神权迷信方面发展,以致社会上“偷世窃名,以取济度”的求名之风甚嚣尘上,当时的一些所谓名士,其实就是“纯盗虚名”而“无益于用”的“逐俗”之徒。这不但使汉代儒学走向衰落,而且,也使传统的人文精神受到很大影响。针对这一情况,魏晋玄学则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其冗细烦琐、信神弄鬼的一面,进行了批判,而魏晋名理学,则从名实相一的方面,对其庸俗浮华、追求名利的一面,进行了揭露。但随着玄学的发展,又出现玄学化即玄虚化的倾向。具有儒家倾向的魏晋“崇有论”代表人物裴危页,又从朴素唯物论的角度,对“贵无”玄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使魏晋以后的儒学和传统人文主义,从道家乃至魏晋玄学家的思想中吸取了更多的养料,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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