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与人的觉醒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西方的智慧》一书中，对西方文明的产生形成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在他看来，“中世纪的观念在十四世纪开始消沉之际，一些塑造当今世界的新生力量逐渐露头”。^[2]这些新生力量就是:发生在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崛起;改革中世纪世界的宗教改革力量;实验科学的复活。特别是哥白尼重新发现并于1543年发表的日心说，以及十七世纪以来物理科学与数学科学的迅速进步，促进了伟大的技术发展，从而使西方的主宰地位巩固起来。正是这四股主要力量塑造了“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并驾齐驱”^[3]的西方近代文明。

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它的意义远不只是对异教文化的复兴，即包括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教育和宗教诸方面新成就的令人鼓舞的记载。而是文艺复兴这一包括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想和看法，即总的人生观的独特的社会标记。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著作显示了一种思考“人的尊严”的新的侧重点，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人的自由，人的潜力，人的创造性和进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在他们看来，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反对中古抹杀人性否定此生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主张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为人服务，力促人的思想、情感、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对人的存在的神圣性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肯定，自然界也必然由此而重新被人们所关注，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现实活动便重新得到尊重。

文艺复兴不仅在文化方面，促进了人的“第一次觉醒”，而且在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构成一个在许多方面同中世纪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形式。首先，是它的非教会性;其次，是它的城市性而不是农业占主要优势的性质。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已经不再是封建贵族的城堡和采邑，而是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罗马那样富庶的城市。许多银行家和商人阶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显赫人物。这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商人即资产阶级的崛起。

如果说，意大利乃至后来传播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人的觉醒，使人冲破宗教束缚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那么，后来发生于十七、十八世纪整个欧洲包括哲学和启蒙运动在内的思想革命则强有力地驱散了笼罩着西方世界的迷信和不合常理而束缚人们的阴霾浓雾。启蒙运动的唯理性(即理解)因素，对粉碎政治暴君的枷锁和削弱那些丧尽天良的教士的特权起了促进作用。启蒙运动如同文艺复兴一样，在本质上是热爱人和自然，对自由充满崇拜，认为自由是人的权利和义务，自由是人的本质。启蒙运动的最高化身伏尔泰就认为人是具有热情、想象力和智慧的动物，人所具有的理性的价值就在于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使人知道什么可为，什么又不可为。

启蒙运动这种崇尚理性，反对宗教，重视人生，重视人生经验，注重理性与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不但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提供了以理性思维为内涵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而且，为后来的哲学思维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在理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启蒙运动之所以对自由充满崇拜，对理性十分崇尚，并不是要人们离开实际生活去漫无边际的遐想，也不是要人们去追求那些明显违背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个人自由，而是要人们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思考问题，支配行动。这对于正确地认识当前生态环境的严重状况，确立完整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意识，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主义。但有那么一些所谓“自由”、“民主”的崇拜者，却正好违背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有关“崇拜自由”、“崇尚理性”的教导，干出了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残害劳苦人民，破坏别国生态环境，却至死也不认错，更不悔改的蠢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