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化的失势与大众文化的时兴

第三章　经典文化的失势与大众文化的时兴

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而文化自身又像一个生态系统；现代社会里既要有满足大众需要的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也要有比较高雅的精英性、高雅性、思想性的经典文化，还要有更高深、更前沿、更系统的学术研究，这样由表及里、相互沟通、循环反哺才能构成一个基本完善的、动态多样的文化生态。有些人只欣赏通俗文化就满足了，但有人还不满足，还要了解得深入一些，就要求助于精英文化；从事精英文化的人得有更深厚的修养，就得求教于更高深的学术研究。一环套一环，学者及其高深的学术研究，就这样与整个社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形成密切联系，甚至能够形成在文化生态平台上的交往与对话。

正如前文所述，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应该特别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日渐强势的中国当代文化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既包括社会大系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因素等对文化变迁与文化品质的影响，也包括“作为观念的文化”的内部微循环、微生态对精神质量、审美品质的影响，尤其是人文性的经典文化的原型性和硬度、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的个性化与品质、主导性的官方文化的宽容度与弹性、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多样性与抗争等等。文化生态好坏与否的主要衡量指标是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文化的地方性与个体经验性以及文化内部的平衡、活力与衍生。当然，文化生态的暂时性失衡也是正常现象，譬如文化主潮的时代兴替、文化品质的局部下降、审美品格的调整性失调等等，但是要坚决防止文化生态的持续恶化、文化正义的长期缺失以及世道人心的时代迷失。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经典文化包蕴的生命智慧，及时纠正大众文化的过度扩张与超级霸权，警惕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交融而形成的“审美化生活”的隐秘危害及其排他性、遮蔽性，防止其引导文化生态走向进一步的恶化。

如果说社会的消费转型、生态问题等与经济现代性有着更多的关联的话，那么，作为西方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研究”则直接与技术现代性相关。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乃是技术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交会点，或者说，作为西方当代“显学”之一的现代媒体研究，把技术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绾结在了一起。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如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提出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的断言，就是说现代传媒已非仅仅只是传播信息的手段，其本身就成为信息，对人的社会活动起着重大的组织作用。再如创立了所谓“媒体生态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的名著《娱乐至死》，则具体地分析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文化、政治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1]。当代传播理论认为，“媒体”不仅只是传播信息的单纯手段，“媒体”本身也是信息生产、传播、消费的重要制约力量。“娱乐化”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主要特性，这种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不可剥离的“娱乐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文艺的存在方式乃至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2]（Mark Poster，1941—）、道格拉斯·凯尔纳^[3]（Douglas Kellner，1943—）等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还提出了数码时代的“图像转向”问题。有关“图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的“拟像”理论、德波（Guy Debord，1931—1994）的“景观社会”理论等，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图像化的现代大众电子传媒迅速扩张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其对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早在1980年代，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就在《明信片》一书中发出这样的预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4]新世纪之初，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也直言不讳地说:“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5]新的电子、数字媒介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的问世，改变了人们的写作方式、阅读方式甚至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以上诸种变化势必引起文化内部的巨大变迁，而全球化^[6]与数字媒介技术的不断升级则是这种文化大变迁的主要动力源。与此相关，经典文化的日趋弱势以及大众文化的日趋强势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是，文化兴替之际的审美走形、价值偏离甚至生态失衡等等文化陷阱却须谨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