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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关系下《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_从文学到出版

时间:2020-03-06 百科知识 联系我们
雇佣关系下《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_从文学到出版

雇佣关系是指雇主与雇员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由雇员向雇主提供特定的劳务,并由雇主给付雇员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上世纪上半叶,我国的许多出版企业大都采用雇佣的方式延揽编辑人才。一般说来,雇佣关系中的出版社和编辑,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编辑的劳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雇佣关系成立后,双方却建立起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雇佣关系的这种特征,突出表现为出版社和编辑双向选择的流动性。作为出版社一方,利用雇佣关系的这一特征,形成出版社用人的基本原则,即合用则留,不合用则辞;而作为雇员的编辑人员,除非决意另谋高就,否则,决不能违背出版社既定的出版宗旨和出版思路,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在自己具体的编辑实践中体现出版社的个性化风格。

现代书局与《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雇佣关系。施蛰存说:“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佣雇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人主编。”[1]他还说:“现代书局要筹刊一个供给大多数文学嗜好的朋友阅读的杂志,遂把编辑的责任委托给我。我因为试想实现我个人的理想,于是毅然负起这个《现代》主编者的重荷来了。”[2]与现代书局雇佣关系的确立,必然使施蛰存清醒地认识到,主编《现代》杂志必须要迎合现代书局的商业动机,杂志的品格生成应满足现代书局的“愿望”,当然,也可以期望借此实现自己“个人的理想”。但是很显然,这种雇佣关系一经成立,重要的并不仅仅在于主编的“个人的理想”的实现,还要使杂志的品格能与现代书局的创办动机—“商业观点”相契合。现代书局与施蛰存之间建立起的这种雇佣关系,为我们重新阐释和深入研究《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影响杂志品格生成的因素是多样的,如社会状况、文化风尚、读者的审美需求、创办者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以及杂志文本的主题、题材、体裁和语言等。然而,所有以上影响杂志品格生成的因素,无不是在杂志创办动机的规定下起作用。一种杂志的创办,必然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还要适应精神文化产品商业消费的特殊规律,在文化与商业的契合点上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雇佣关系下的《现代》杂志,其编辑宗旨必然服从于现代书局创办这一杂志的商业动机。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书局的商业动机是基于书局营业的考虑,对杂志所要阐释的思想主题和艺术追求不一定有严格的制约和限定,正如张静庐在谈到杂志发行时所说:“‘怎样可以使杂志的销路广大起来?’……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内容充实!’讲到内容充实,或怎样使它充实起来,这是编辑先生的事,发行人是在船里着力,无济于事。”[3]现代书局基于商业目的的创办动机与主编施蛰存实现个人理想的抱负在《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中,其实并没有形成价值追求上的错位,也就是说,现代书局并不是要让《现代》杂志成为纯粹庸俗化的、浅表化的利润工具,而施蛰存对于文学的商业性价值也有观念上的认同,二者在商业规则的制约下达成了一种对话和交流的默契。这种默契所体现出的相同的价值趋向,共同规定着《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

张静庐虽然不是现代书局和施蛰存之间雇佣关系的直接缔结者,但是创办《现代》杂志的设想、雇请施蛰存担任主编的动议却是由他首先提出的,并且在施蛰存主编杂志的筹划和实践过程中,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支持。张静庐再次进入现代书局时期,正是淞沪战争爆发之时,他亲眼目睹了战争之后出版业的萧条。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回到上海,已经是淞沪战争后十余天。所有商店都关着门……”[4]多年的出版经验和一贯的自我期许,告诉他此时正是一个可以令自己大展身手的好时机,他想为战争恐惧中的民众提供一个精神寄托的所在,也为现代书局寻得一个良好的商机,于是即刻决定创办一种能替代因战争而停刊的《小说月报》的文学杂志。现代书局此前曾创办《拓荒者》《前锋月刊》等文学杂志,但因与政治靠得太近,使现代书局在名誉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损害,所以张静庐“急于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借以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5]。他经过认真考虑,决定雇请施蛰存来做主编。

施蛰存所走的路与当时的海派文人基本上是一样的。1926年在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读书期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自费创办了《璎珞》旬刊,稿件主要是他们三人自己的著译。不久,戴望舒的好友刘呐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这仅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施蛰存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小说。1927年4月,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同为共青团员的施蛰存和戴望舒、杜衡,在白色恐怖之下,撤离震旦大学,隐避在松江施蛰存的家中暂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工场”生涯。施蛰存回忆说:“我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6]“这期间,雪峰和望舒经常到上海去,大约每二星期,总有一个人去上海,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务是买书或‘销货’”;“所谓‘销货’,就是把著译稿带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们有关系的是光华书局,其次是开明书店,它们都为我们印出了一些书。”[7]文学创作被称之为“工场”制作,将作品交出版社被称之为“销货”,明显地体现着商业社会以及都市文化消费的印痕。其间,光华书局同意给他们出版一个小型同人刊物《文学工场》,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冯雪峰等人很快就将创刊号编定,两星期排出清样,老板沈松泉觉得内容过于偏激,左翼色彩太浓,取消了合作计划。“文学工场”结束后,他们又创办了《无轨列车》,开设了“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出版了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蓬子的诗集《银铃》、胡也频的《往何处去》,还有雪峰介绍来的柔石的《三姊妹》等。为了书店广告宣传的需要,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如果说在此之前,施蛰存参与编辑的刊物是同人刊物,是为了建造自己发表文章的园地的话,那么随着出版活动的深入,他对出版的商业性认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他在解释创办《新文艺》的缘由时说:“一个定期出版的文艺刊物,对编者来说,是为了自己及朋友们发表文章的方便。对出版家来说,是为其他出版物做广告。”[8]创办《新文艺》不仅仅是方便文章的发表,更重要的还有商业方面的考虑,所以编辑方针的确立就要面对市场,杂志内容的选择就要尽量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

雇佣关系下《现代》杂志品格的培育,张静庐与施蛰存是直接的参与主体。张静庐作为《现代》杂志的创办者实在是幸运的,不仅时代给了他机遇,而且聘请到的主编也是不二人选。海派文人的经历,锻炼了施蛰存对文学商业化的体认。他作为作者、译者、编者所进行的出版活动,不仅为他积聚了广大的作者资源,还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当成为雇佣关系下《现代》杂志的主编时,他能很自然地调整自身角色,清醒地认识到办刊不仅仅是个人理想的寄托,还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在为书局老板创造一个商业利润的来源。张静庐和施蛰存虽然因为人生经历、文化品格和文学素养的不同,不可能在文化心理结构上达成全面的对接,但对杂志商业性特征的体认却有相同的倾向性,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张静庐作为杂志的创办主体是想通过文学杂志的市场力量来达成自己的商业利益诉求,而施蛰存作为杂志的编辑主体则通过具体的编辑实践,对创办主体的商业利益诉求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上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先后出现,并形成左右对峙的局面,在文学发展方向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现代书局紧随潮流,先是创办了几种左翼杂志,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又屈膝于政治势力,出版了国民党的御用杂志,受到进步作家的唾骂。或左或右的出版行为均遭失败,给了现代书局以深刻的教训。张静庐“为了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决定创办一种新的杂志,“他理想中有三个原则:(一)不再出左翼刊物,(二)不再出国民党御用刊物,(三)争取时间,在上海一切文艺刊物都因战事而停刊的真空期间,出版第一个刊物”[9]。张静庐提出了“不出什么”,施蛰存就在具体的编辑实践中予以贯彻。雇佣关系的构成,使现代书局的原则性要求与主编的智慧和才情在前者的导控下达成了良性互动。

施蛰存首先考虑的是编辑方向。他回忆说:“我开始筹编《现代》,首先考虑编辑方向。鉴于以往文艺刊物出版情况,既不敢左,亦不甘右,又不欲取咎于左右,故采取中间路线,尽量避免政治干预。”[10]《现代》既然要“采取中间路线”,就不能办成“同人杂志”。五四以来,新文化阵营中的文学杂志大都是“同人杂志”。这种同人杂志,一方面体现出自己流派的风格,成为联合“同志者”的主要阵地;另一方面又排斥不同的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多样性追求相悖。《现代》自创办之初就试图纠正这种倾向。施蛰存在《现代》创刊号发表了一个《创刊宣言》:“本杂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在这里,施蛰存对“不是同人杂志”的强调,正如李欧梵所分析的,“是为了要把他的编辑方针和流行的编辑法区别开来: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的实际操纵者都是小‘党派’—在一个文学社团里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持他们自己所提倡的文学和意识形态立场”[11]。《现代》的立场,是要让杂志成为一个多向度对话的场所,让来自各个阵营的作家有一个展示自我的公共平台,使杂志呈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局面。从创刊号到第6卷第1期,《现代》共发表了茅盾、张天翼等20余位“左联”作家的创作,也发表了创造社元老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作品,还发表了张资平叶灵凤等海派文人以及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发表了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的作品及老舍、巴金等民主作家的作品;在文艺理论方面,既有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人的多篇文章,又有林希隽的《杂文和杂文家》等与鲁迅对立的文章,还有“第三种人”苏汶、“自由人胡秋原、反动文人杨邨人以及“中间派”韩侍桁等的文章。尤其是在当年最为激烈的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现代》杂志发表论争文章,却并不作是非判断。施蛰存说:“当年这些论辩文章,都经过我的手,由我逐篇三校付印。我在校样的时候,就发觉有此现象,但我决不介入这场论辩,故始终缄默无言”;“对于‘第三种人’问题的论辩,我一开头就决心不介入。一则是由于我不懂文艺理论,从来没写理论文章。二则是由于我如果一介入,《现代》就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辩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编者的立场,并不自己认为也属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12]把《现代》与当时其他的文学杂志相比较,不难发现,在这里几乎看不到鲜明的派别意识、阶级意识,只有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纷呈异彩。

施蛰存对依附政治的功利化诱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后,上海的各大报刊对此保持沉默,《现代》第3卷第2期却将此事公开,在《现代》第3卷第3期,施蛰存又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并附有一段图版说明:“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接着,施蛰存收到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有些信要求介绍丁玲的生平及作品;有些信以为丁玲被枪决,要求《现代》出追悼丁玲的专号或特辑。有人还就此希望《现代》能指示一个目标,领导一般青年向前进。施蛰存回复道:“至于要《现代》提示一个领导青年的目标,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提示不出来。因为一个文艺杂志的目标,在目下的中国,是无论怎样装得前进,总还是不够领导青年的。对于真正从事于革命行动的青年,我们不敢居于领导的地位,因为事实上他们做的工作已经比我们有效果得多了。……我们愿意尽了一个文艺杂志所能做的革命工作,但我们不肯虚张声势,把整个革命工作放在文艺杂志的目标上以欺骗读者,而结果是既没有革命,也并不成为文艺。”[13]

李欧梵指出:“尽管施蛰存在‘创刊宣言’里声称他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但杂志上刊登的外国文学的作品清楚地映照出了他本人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文学偏好。”[14]在第1卷第1期《编辑座谈》中,施蛰存就开宗明义地说:“这个月刊既然名为《现代》,则在外国文学之介绍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它名副其实。我希望每一期的本志能给读者介绍一些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事实上,他也正是这么做的,每期杂志都刊登相当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到第5卷第6期,施蛰存组织30多位翻译人员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编成《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专号内容涉及美国现代文学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批评、作家介绍及文坛动态许多领域,被称为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最大的外国文学专号。同时,《现代》杂志尤其关注活跃于当时文坛上的先锋作家,展现了一个都市前沿文学的“现代派”文学世界。杂志刊载了许多在艺术上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如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歌,“诗怪”李金发的诗作,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的现代派诗歌,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张天翼的讽刺幽默小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老舍的寓言体小说,叶灵凤的浪漫小说,金克木的意象哲理诗,徐訏的唯美小说,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等等。由于施蛰存的审美偏爱和积极引导,现代派作品在《现代》上得到了一个集中展现的机会,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现代》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大本营”,以其文学生产的特有方式参与并支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美学创造,厥功甚伟。

一份杂志在多样化的环境中生存,就要通过明确的定位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和取舍的依据,就要表明立场,表明主张,走自己的路,有所为有所不为,以自己独立的姿态展现存在价值,完成历史的选择。施蛰存服从现代书局的商业目的,遵照张静庐办刊的原则性要求,从编辑方向的把握入手,采取中间立场,疏离文学的政治功利化,把《现代》办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并培育壮大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在刚刚经过战争,又备受政权压制,文化阵营内部斗争复杂的大环境里,营造这样一个宽松自由、弘扬现代文化、活跃文学生机的空间,充分体现了编者独到的理性魅力和实践才能。

出版系统以市场化的方式运营,出版物作为一种选择化、功能化、价值化的文化产品,体现着编辑主体的意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经营主体的商业运作逻辑。张静庐对杂志营销驾轻就熟,有自己的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经验,在雇佣关系制约下,施蛰存作为现代书局商业化立场的具体体现者,在杂志的市场化运作上,针对当时的市场特点和读者心理,推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使得《现代》杂志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读者和市场的认可。

张静庐认为,办杂志“最重要的是不使读者过于失望。为了这,所以未出版之前千万不要自己过于夸耀,或者不必要的写上一大批特约撰述的名单。在预告时候,读者因为过于夸耀幻成一种理想的读物,以为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配他脾胃的,待到读完之后,觉得距离他的理想很远很远,于是起了反应感觉失望……这是顶可怕,也是办杂志的朋友和出版社应该避免的地方……”[15]《现代》杂志创刊之时采取的就是低调操作的方式,事先并没有过分张扬,创刊号上的《创刊宣言》告知读者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写得简短、质朴,编辑人也只署施蛰存一人的名字,这与有些杂志如《创造》季刊、《文学》杂志等罗列诸多名家以造声势、先声夺人的办刊方法截然不同。《现代》稳扎稳打,一期比一期精彩,真正成为“作家的大集合”是到了第2卷第1期的“创作增大号”才体现出来。第2卷第1期中增加了小说、诗歌的分量,叶圣陶的《秋》放在首篇,之后是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东梓关》、鲁彦的《胖子》、巴金的《电椅》、张天翼的《仇恨》、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杜衡的《重来》、刘呐鸥的《赤道下》、叶灵凤的《紫丁香》和老舍的《猫城记》,诗有郭沫若的《夜半》和《牧歌》、李金发的《夜雨孤坐听乐外二章》、戴望舒的《乐园鸟及其他》和施蛰存的《九月诗抄》,剧本有欧阳予倩的一幕剧《同住的三家人》、白薇的《敌同志》,论文有鲁迅的《论“第三种人”》、苏汶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以及戴望舒著名的《望舒诗论》。同时“现代文艺画报”栏还刊登了郁达夫与妻子的合影、郁达夫自写的联语,俞平伯、冰心、沈从文、郭沫若、茅盾等的手稿墨迹,叶圣陶治的印,李金发和任廷芳的合影,叶灵凤、穆时英、老舍等的近照,以及苦雨斋中的周作人、格洛赛画的巴金、达特安邮船上的戴望舒等作家信息。一期刊物中有如此众多的各流派名家云集,有如此众多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名篇亮相,确属罕见。就是这样一期在当时难得一见的容量大、质量高的杂志,完全值得大肆宣扬、炒作,然而,施蛰存在前一期即第1卷第6期的《编辑座谈》中对读者预告依然不事张扬:“下一卷的《现代》,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些改革。但此刻却尚不能具体的给读者一个预告。因为当这一期本刊出版时,我还在幕后布置第二卷的场面,戏招子贴不出来,我想也是好事,因为事先夸张了,将来与实际不符,反而得罪了读者。但我可以在这里预告一下,第二卷第一期的《现代》将是一个使读者不会失望的创作特大号。”这种编辑手法,正如张静庐所说:“主办杂志的只要抱定宗旨,坚定信念,埋头实干于自己理想杂志的创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渐进,不夸大,不作过分的宣传,则读者方面对这本杂志决不会发生反感。”[16]

“创刊号”怎么办,也是大有讲究的。张静庐认为:“创刊号杂志的销数,一定会比平时的或是后二三期的为多。所以第一期杂志编得比较精彩或发行得普遍,与未来的销数有极大的关系。”[17]施蛰存3月中旬受任《现代》主编,现代书局希望5月1日出版创刊号,时间甚为仓促。因为创刊号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以后各期杂志的销路,所以施蛰存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写信邀请在杭州的好友戴望舒、杜衡一起来上海,参加刊物的设计和筹备工作,冯雪峰也提供帮助,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的稿子都先后寄到。经过紧张努力,创刊号如期出版,内设“小说”、“诗”、“文”、“杂碎”、“艺文情报”、“编辑座谈”等栏。首篇是施蛰存极力推介并培养的作者穆时英的《公墓》,另有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自己的作品,还有张天翼、魏金枝、巴金、楼适夷等人的佳作。创刊号是一期“特大号”,共198页,内容丰富,质量上乘,定价却只有3角。初版印刷3000册,5天卖完,又再版2000册。

一般月刊,都是以一年12期为1卷。为扩大销路,施蛰存把《现代》改作以半年6期为1卷,目的是增加“特大号”。对出版商而言,出版“特大号”,成本并没有多大的提高,但销数激增,利润也就加大了,这就是“特大号”的魅力。对于每卷首期出版“特大号”,张静庐认为“第一期能够出一种专号或特辑当然好些,然而这专号特辑是要有内容的,并不光是篇幅的加厚”[18]。如第2卷第1期“创作增大号”,共218页,比创刊号还多20页,零售每本5角,预定户依然享受原价。因为是以内容取胜,出版后,颇得读者好评。添印2版,共销售了1万册。

除了“特大号”之外,施蛰存还推出了“增大号”、“狂大号”、“专号”等,花样不断翻新,而在内容的设计上、栏目编排上,施蛰存也别出心裁,通过征文、论争、开放读者园地、架构沟通桥梁等手法提高《现代》的市场竞争力。仅举一例加以说明:《现代》第1卷第3期发表了苏汶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文艺界引起了一场关于“第三种人”的大论争,延续了一年之久。表面上看,这些文章篇篇剑拔弩张,互相攻讦,其实许多重要篇章事先都经对方看过,然后才送给施蛰存。鲁迅最初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他认真关注了每一篇文章,最后他写成带有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先交给苏汶,再由苏汶交给施蛰存发表。《现代》还参与了30年代另一个重要论争,即“京、海派”论争。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双方唇枪舌剑,看似阵营分明,然而事实上施蛰存、杜衡与沈从文却是好朋友,经常相互约稿。《现代》杂志上的这两次文艺论争,只是观点的论争,并没有使论争双方彼此之间产生友情上的隔阂,然而却大大刺激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利用这种形式的“论争”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实为杂志主编采取的一种十分高明的商业运作逻辑下的编辑策略。

《现代》杂志给现代书局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效益,现代书局的声誉和营业状况日渐好转,通过《现代》推销、宣传现代书局出版物的目的也达到了,张静庐对此十分满意。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现代》—纯文艺月刊出版后,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连带提高了。……第一年度的营业总额从六万五千元到十三万元。这是同人们对于这初步计划努力的收获,也是我个人尝试的成功。”[19]确实如此,《现代》杂志的成功,张静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在既成的雇佣关系下,张静庐在文化虚空中抢得先机以获取商业利益的出版思维对主编施蛰存的编辑实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时候,才能对《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做出全新的、富有说服力的解释。(www.guayunfan.com)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全文转载)

【注释】

[1]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现代》创刊号《编辑座谈》,1932年5月。

[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4]同上,第100页。

[5]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6]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7]同上,第126页。

[8]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9]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0]施蛰存:《浮生杂咏》,《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11][美]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12]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13]同上,第44—45页。

[14][美]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5]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6]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7]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8]同上,第141页。

[19]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