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传播中介的政治话语及其特征

依照本课题的观点，政治传播活动中有三大中介系统：政治组织是“基础性中介”，大众媒介是“核心性中介”，政治话语是“外表性中介”。把政治组织尤其是政治话语作为一种“中介”来解释，可能有许多人还不太理解，甚至不太认同。所以，在此稍加论证。

第一，话语何以成为“中介”。“中介”在传播活动中本来至关重要，但是，现在的传播学著作把“中介”“媒介”“媒体”等范畴混合使用，“中介”即“媒介”，“媒介”即“中介”。我们从中更多看到的是关于“媒介”的论述。当然，传播学中有所谓的“组织传播”，但此时的“组织”扮演的是与“人”并齐的“传播主体”的角色，而非“中介”角色。至于政治话语，无论从何种意义上，一般的传播学都不多涉及。

其实，在本课题看来，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意见领袖”等理论，虽然它们不申明是一种“中介”理论，但实质上却是一种对“中介”的研究。众所周知，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通过对美国总统选举进行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力量左右人们的态度，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根据这项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二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项研究对否定当时的“子弹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传统。后来，“二级传播”理论又被进一步发展为“多级传播论”“N级传播论”等。这里的“二级传播”“多级传播”以及相应的“意见领袖”理论，它们的实质性贡献是论述到了传播过程中的“中介”问题，但可惜的是，传播学此后的注意力转移到“传播媒介”上去了，未能在理论高度上就“传播中介”问题再有建树。

关于政治传播的“中介”问题，我国学者的研究涉及很少。邵培仁先生在他早年的《政治传播学》中仅就“人”划分出“两类不同的政治传播中介人”，即“正式中介人与非正式中介人”。他的大意是：所谓正式中介人，是指在一切自觉的“二级传播”和“多级传播”中受传播者的委托，负责中转政治信息的中介人。正式中介人广泛地存在于大众政治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之中。在许多情况下，正式中介人是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及必要的中介环节。但在正式中介人中没有所谓的“意见领袖”。在政治传播中，如中央一级传播媒介刊播的信息，地方各级传播媒介层层转载和转播等，这种行为便是中介人行为。在组织政治传播中，地方各级组织通过向下传达政治公文等，也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在人际交往中的政治交流沟通中，某人受别人委托向第三者转达政治愿望等也是在充当中介人。正式中介人既是受传者也是传播者，既是中介人又是把关人。非正式中介人是指那些在自发的“二级传播”和“多级传播”中自觉自愿地向一定的受众传递自己所接受的政治信息的中介人。

很明显，邵培仁先生这里所说“人”是“拟人化”的结果——把一切充当“中介人”角色的“物”都视为“人”。其实，中介当然可以是真人，也可以是“物”。是不是中介，关键看它们是不是充当了传播中信息流动的中间载体的角色。就此而言，“话语”是当之无愧的“中介人”。因为，若人是中介，那么人又是通过什么向其他的人传达讯息呢？毫无疑问，是“话语”（当然不仅是话语）。话语是语言的动态组合，从外部形态上看，是人说出来的内容，但实质上既是对内容的承载，也是对内容的建构，话语是不可或缺的中介。由语言组成的话语饱含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蕴。正像外国学者威特（White）所说：“话语是一种典型的中介事业。这样，它既具解释性，又具预先解释性；它既是与解释本身的性质有关的，又是与作为它对自己进行详尽阐述的具体场合的主题有关的。”^[1]

第二，话语的政治性问题。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人本质上是语言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美国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干脆就说“政治就是谈论”。现在的批判话语分析学派就认为，所有的话语都可以被看作具有政治性，对话语进行的各种分析也都具有政治性，所有话语归根结底都是政治话语。他们认为，任何试图对话语进行政治和非政治区分的行为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所有的话语都是政治话语”这种判断多少有些极端，那么，“话语表达和反映着特定的政治”这一点则毋庸置疑。可以说，政治性是话语的本质属性，政治话语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语言表述，它作为政治信息的载体，深刻地制约和影响着政治交流及其他政治活动，正是通过它，“政治人之间才能相互洞察彼此的心态，政治信息的传播才能够发生”。在政治传播活动中，作为政治传播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及政治文明，可以通过形象、符号、动作、活动等来传递，但是，政治话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外部形态。当言说者将语言运用于政治实践时，这不仅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言语行为，更是政治权力、政治资源、政治价值、政治文明等在言语上的表达。

当然，话语走向政治，或者说话语与政治的结合，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的。有学者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的话语，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几个明显而重要的转变：从研究领域来看是语言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从性质上来看是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从作用方式来看是权力构建向权力颠覆的转变——这几个转变相对独立但又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且话语通过这三个转变逐步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学意义。”^[2]以西方政治为线索，在这种转变之中，福柯、费尔克拉夫、利奥塔以及哈贝马斯都有重要的贡献。其中，福柯对话语的研究，实现了话语从语言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变，并在之后把话语直接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

第三，政治话语的特征之一：政治话语霸权。政治话语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中介，在具体的政治传播活动中，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而表现出诸多突出的特征。其中，由于政治具有“强制性”，“政治话语霸权”就是不可忽略的特征。政治话语霸权意味着政治当政者或者操持者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政治话语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制造、垄断和控制。政治话语霸权最能折射出政治传播的内在品质与外在风格。

政治学意义上的“霸权”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提出。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权”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在这里，“统治权”被理解为包含暴力在内的政治权力，“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霸权”。意识形态霸权其实就是政治话语霸权；或者说，意识形态霸权必然表现为政治话语霸权；再或者说，意识形态霸权必然通过政治话语霸权来实现。“霸权”概念的关键内容，不在于强迫人民违背自己的清醒意志或良好判断而将权力让渡给掌权者，而在于它揭示出一种情景：其所积极寻求的乃是人们对理解世界的那些方式的认可，而这个世界“恰好”符合拥有霸权的阶级联盟或权力集团的利益。因此，我们越是积极介入对自己、对社会关系以及对广大世界的理解活动，我们就越容易在自己的依附状态中与统治阶级建立“共谋关系”。葛兰西之后，费斯克分析得更为精辟和透彻：“霸权是在意识与表述的领域发挥作用；当社会、文化与个人的经验总和能够按照由权力集团定义、确立并付之流传的术语予以理解之际，霸权才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简言之，霸权对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自然化，使之成为一种常识。其要害在于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使的；生活的‘文化’部分都被去政治化了。最易采用并最受官方鼓励的那些理解自己与世界的策略，不仅是作为策略而出现的，而且是作为‘人性’的自然（无可争辩）属性而出现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策略——基于相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策略或反霸权意识——在这种语境中则不仅是作为‘非正式的’（unofficial）东西而出现的，而且可能被表达为名副其实的无意义（non－sense）：它们不可设想，不能表达。”^[3]

可以说，现代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霸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社会中都一样。可能在专制政治社会中，政治话语霸权与政治霸权结合得更紧密一些，政治话语对政治霸权的表达与传播更直白一些；而在民主政治的社会中，政治话语霸权与政治霸权结合得更松散一些，政治话语对政治霸权的表达与传播更含蓄一些。

第四，政治话语的特征之二：政治话语的自我独白。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利用权力霸权编织一套话语体系来实现其政治话语霸权。学者霍尔（Hall）曾揭露过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之间的赤裸裸的关系。他说：“意识形态不通过单一的概念起作用；它们在一系列推论链环上，以成簇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在推论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当你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场中，随意挑出处于任何节点的表述或概念，你马上会联想到一串含义。意识形态上的表述互相蕴含，互相呼应。因此，在任何社会形成中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体系或逻辑。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对任何发达社会中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形成间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一种不充分的解释。”^[4]政治话语霸权由于其刻意的编织和对话语的垄断，往往造成受众不听不信的假、大、空的“话语独白”。

“话语独白”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福克斯和米勒对现代社会中由话语霸权而导致的政治话语失去交流和公共性质的状态的阐述：“单向度的话语以无处不在的霸权方式存在，它一点不受直接反驳的可能性的钳制。这样，公共对话变成了独白。”^[5]政治话语独白是政治权力使用的强势话语述说形式，独白者常常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如强大的国家、强势政府和执政党等。在现实的政治传播活动中，这种话语独白有可能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无责漫谈。无责漫谈和霸权独白相比，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它是指不承担身份责任的、去中心化的、不以共识为目的的话语述说形式。无责漫谈是随着现代政治社会的构建而出现的。政治话语的无责漫谈可以用另外的“话语”来研究——这就是美国学者法兰克福对“扯淡”的研究，无责漫谈基本上是“扯淡”。

第五，政治话语的特征之三：政治话语的妖魔化。政治话语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在政治传播活动中，作为政治传播的中介，政治话语总是通过感染、鼓动、说服、诱导、引导、动员受众而使对手“妖魔化”。这一特征主要显现在国际政治传播中不同的，尤其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中。这种功能和特征可以说来自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原始意蕴，正如曼海姆所言：“人们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随时随地向他们的对手表示的不信任和怀疑，都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直接先驱。”^[6]在现代政治传播中，通过话语或者政治话语“妖魔化”对手的现象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

“妖魔”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所谓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这样，“妖魔化”就相应地成为“利用话语抹黑别人”的不正当行为。“妖魔化”一词最早由我国学者李希光所用，最初用来说明美国媒体在西方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下，把不认同他们价值观的人或国家视为“妖魔”而加以贬损的现象。德国学者米勒教授将这种做法称为“政治学摩尼教”。他认为摩尼教徒是古代晚期某种宗教的狂热信徒，他们把世界分为对抗的两极；他们坚信，这两极之间的争斗——即光明和黑暗的对抗决定着世界的命运。摩尼教徒根据自己所拥护的派别分化为对立的两派，即“我们”和“他们”。不利用政治话语，“妖魔化”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经济强大、政治强盛的意识形态主体，总是首先在政治话语上下足功夫。比如，现代政治中的诸多“轴心”或“核心”范畴，像“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均强行被定义、被规范、被固化指称。在之后的传播中，任凭后来者再“辩证”、再“重新定义”、再“特色化”，已然是徒劳。离开这些核心和轴心范畴，现代政治可能无法通过政治话语来传播。这也就难怪现代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之战首先表现或演化为政治话语定义权、解释权的争夺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