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与中华民族发展

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建构与运用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发展。伴随着人类出现，政治就出现了，同样也伴随着人类理性发展，政治也得以发展。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可以应用自身理性相对稳定来把握自身命运，人类社会也就开始从野蛮进入了文明。国家出现也标志着以公共权力为核心而形成的虚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诞生，从而标志着政治进入了相对成熟时期。随后，政治形态发展以及以此发展成果为内容的政治文明，就开始与其所在共同体的整体文明发展有着高度相关性，推动着文明发展，并左右着所在文明体的兴衰。

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文明体之一，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出现了国家因素，到了夏朝，国家形态开始初步定型，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3]。在夏商周时期，国家制度基础以及国家建构社会的机制，依然是以从原始社会时就出现的血缘为基础逻辑的，形成了夏朝和商朝时期的部族分封制度与周朝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度。在这一政治文明基础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成果。然而，基于血缘为基础的古代政治建构逻辑，其致命的问题就在于血缘纽带随着社会发展与时间推进会出现淡薄与失效，到了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现象，从而标志着这一制度失效。

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由于兼并导致国土增加等缘故，基于治理需要，创设了所谓以文官治理为主的郡县制。郡县制基于制度与理性而非血缘与感性，由此，一方面有利于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就成为国家制度的基础与国家建构社会的机制，由此中国进入了古典政治文明阶段。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构建以及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中国古典政治文明走向了成熟。到了唐朝，中国古典文明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随着古典政治文明的成熟与古典文明的鼎盛，作为文明体的中华民族也进入了古典时期的最为辉煌时期。然而，过了成熟时期，不论是古典政治文明，还是整体的古典文明都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清时期，古典政治文明日益走向了僵化，古典文明也进入了发展的相对停滞期。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古代还是古典，政治文明的发展与僵化，与文明的发展与停滞之间有着高度相关性，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衰弱产生着整体性的影响。诚然这些关系之间有着复杂的机制，但是整体来说这种关系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