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时代欧亚核心地区的各民族

欧亚文明，早在上古时代就已成为地球文明的主流与核心；进入古典时代，又有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在上古时代，文明地区还只是被原始部落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几个小岛的话；那么，进入古典时代，文明地区已逐渐扩展为从西到东绵延万里的广阔地带；并在上古四大文明古国的基础上形成了古典文明时代的四大文明核心地区：即以希腊罗马文明为核心的欧洲文明区，以波斯文明为核心的中东文明区，以印度文明为核心的南亚文明区和以中国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区。随之，这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古希腊罗马文明不仅是非洲埃及和亚洲中东古代文明的接力和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且还成为后来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其以自己独特的理性精神、民主政体、博大的哲学，为全球文明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希腊人，由于继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之后，所以可以在充分汲取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精华之后，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明；又由于古希腊世界包容了亚、非、欧三洲的交界或跨界地带，所以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古希腊民族，都不可能是纯粹欧洲式的。古希腊文明虽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却不是纯欧洲的。只是由于后来欧洲人的渲染和其他各洲人们的盲从附和，才有了“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某种误解。这是错误的。

希腊本土只占古希腊世界的一小部分。古希腊世界以爱琴海为中心，包括了三个陆地部分，即亚洲、非洲和欧洲相互之间跨界的三个部分。首先，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文明上，古希腊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的小亚细亚。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和几个最早的古典希腊学派，如著名的米利都学派，就诞生在这里。其次，从古希腊文明发展的黄金鼎盛时代及其核心部分来看，古希腊世界才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半岛部分。再次，从古希腊文明的第一来源来看，埃及文明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大多数希腊人均相信他们的许多文明因素来自埃及。”

民族文化的发达也需要其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古埃及人创造了人类最优秀的第一代文明，古巴比伦人创造了人类最优秀的第二代文明。古希腊人正好位于第一代文明和第二代文明之后，可以汲取前两代文明的精华，在前两代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人类最优秀的第三代文明，此为古希腊优秀文化产生的“天时”。古希腊人的想象力的文化创造则是其“人和”（或其文化创造的“脑力劳动”）。最佳的地理环境就是其“地利”了。

人类最初航海技术的简陋，不具备远距离的航海能力，从而使许多民族，如英国和日本等，虽然是岛国，拥有广阔的海岸线，也不足以显示其海上优势，只有到了后来生产力发达之后远航技术随之发展了，英国和日本等岛国才有可能得以发展。由于地球表面的陆地—海洋—岛屿的结构决定，只有爱琴海的民族才拥有最佳的地理环境。最早的希腊文化是克里特文化（以地中海的中心岛“克里特岛”命名）。克里特岛位于西亚、北非和希腊半岛之间的爱琴海之中。爱琴海是“内海中的内海”，位于地中海之中，北通浩瀚的黑海。希腊民族拥有的众岛屿星罗棋布，成为地中海岛屿之最和世界之最。爱琴海三面（东北西）有陆地环绕，唯一敞向海面的一面还有克里特岛作为海水波及的天然屏障，使得爱琴海的海水相对平静，非常便于海上运输。这样一来，古希腊南可吸取北非的古埃及文化之精，东可以接受古巴比伦的文化之粹。

古典希腊人也是由三类人组成的，即克里特岛人、小亚细亚西岸人和从巴尔干半岛进入古希腊世界的人们。从巴尔干半岛北部进入希腊半岛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可以说，古希腊文明是以爱琴文明（克里特文明和雅典文明等）为代表，融合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腓尼基文明等多元文明相结合的一种文明。古希腊文明经历了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英雄时代、斯巴达时代，到雅典时代走向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古希腊人主要是由克里特人、多里安人、迈锡尼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等混合组成的。

从部落到城邦是希腊世界的第一个文明的进步。公元前12世纪，由于多里安人的入侵，使希腊陷入“黑暗时代”。这时期，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度和贵族政治，活动的范围主要限于爱琴海区域。公元前6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文明战胜了游牧生活方式，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希腊的殖民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从而开拓出广阔的希腊世界。

克里特文明是古希腊最早的文明，可惜到了现代考古学才发现，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称为“被人遗忘的文明”。克里特人，约于公元前9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于公元前1200年走入衰弱。克里特文明，在其高峰时期，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即使是今天的学者们也十分叹服这里设有石板铺路和水沟的街道，交叉错综的小巷以及政治商业中心周围的店铺和住家。克里特人，在多里安人入侵之后，才使用希腊字母。事实上，克里特语更接近埃及语、塞浦路斯语、赫梯（Hittit）语和近东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方言。在最早时，约公元前1800年以前，克里特人只使用象形文字。这种文体不是克里特人创造的，而是外来的，可能是从东方输入的。雕刻虽然是欧洲文明的重要艺术形式，但对于古代克里特人来说，却是一种较不重要的艺术。克里特人最迷人的艺术是绘画，相比之下克里特的雕刻实在是微不足道。没人知道克里特文明是怎样没落的，有说是地震，有说是水灾，有说是火灾。总的来说，克里特民族是海上民族。他们于公元前1221年，加入了利比亚侵略埃及的行列，成为“靠打仗果腹”的漂泊民族。

迈锡尼人是在希腊大陆上生活的人们。他们主要靠狩猎为生，在工商业方面比克里特文明要落后得多，贸易发展缓慢。公元前14世纪之后，随着克里特文明的衰弱，迈锡尼文明发达起来。公元前1300—前1100年，是亚该亚人统治希腊的时代。在迈锡尼文明的高峰期，希腊大陆各国的商业势力很大，东抵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西到西班牙，南达埃及，北到多瑙河岸，只有特洛伊城是个例外。

公元前11世纪至前9世纪，古希腊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趋于解体。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在这里分别建立起二百多个奴隶城邦国家。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古希腊人借鉴了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腓尼基的表音字母，创造出了希腊拼音字母，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在雅典的爱奥尼亚方言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古希腊语。

雅典文明是希腊文明的一个象征。与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雅典人最初也是实行君主政体，后来让位于由9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和其他城邦不同的是，雅典人开发了民主政体。梭伦改革，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腊人依靠这种民主政体、雄厚的经济实力等优势，战胜了波斯人的多次入侵，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的胜利，使希腊人免于东方波斯专制主义的统治。

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使其最终建立起雅典人在地中海的霸权。于是，雅典人不断向外扩张，并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所以，爆发了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斯巴达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使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又战胜了斯巴达人，雄霸希腊本土。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击败底比斯人和雅典人的联军。国王腓力二世死后，它的继承人成为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

古典时代结束了，希腊化的时代开始了。

公元前336—前31年是希腊化的时代。主要标志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后，使古希腊文明普及整个中东。“希腊化”一词是从希腊人的“Hellas”派生出来的。希腊化是指把希腊文化传播到整个中东的过程。主要的历史事件是亚历山大对中东和印度河流域进行的东征。在希腊化的过程中，商人、行政长官、士兵及各种专业人员都有贡献。

希腊人的殖民和近现代的殖民不同，不单靠军事武力的征服，同时靠文化的传播。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很早造就了移民的特征，使其经历了几千年各种移民的融合，铸就了古希腊人。移民中，各族自愿接受希腊文化，成为希腊化的根本动力。

克里特文明“是欧洲文明之链的第一环节”。克里特文明之后，古希腊人在不断向外扩张的同时，传播希腊文明，与当地土著人发生冲突与融合。这种冲突与融合导致了古希腊文明的新演变。古希腊人自亚得里亚海向内陆移民，与当地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进行融合；越过亚得里亚海与当地土著民族发生冲突。以阿尔卑斯山为界，一方是希腊人，另一方是高卢人。不过，高卢人对古希腊人极为友善。

古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后，开始向地中海沿岸进行大规模殖民，后来西至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东抵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南达埃及，北到多瑙河岸，东北至黑海，在海岸线上建立许多希腊城邦。这些城邦对当地土著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古希腊没有建立对外族当地土著人的政治统治，因此未能在政治上同化当地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土著居民。

虽然古希腊人于公元前4世纪被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征服，于公元前2世纪并入罗马版图，但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在政治上征服了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却在文化上征服了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即便在罗马时代，希腊化的过程还在继续，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加速了希腊化的进程。罗马人模仿和继承了古希腊人首创的文明，在罗马帝国版图内得以广泛传播。在西罗马范围，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西南欧，成为希腊文化的主要传播地。古希腊由于在东罗马帝国处于统治地位，把古希腊文化通过拜占庭文化，对东斯拉夫各民族和南部斯拉夫的各民族，大力施展希腊化的作用。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镇压了底比斯人的反抗，公元前334年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起进攻，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侵占小亚细亚，攻克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30年最终攻克波斯人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公元前329年进驻兴都库什山和大夏，进发印度，深入旁遮普。由于士兵的厌倦和拒绝，亚历山大不得不撤出印度，退回巴比伦，于公元前323年病逝时才33岁。

古希腊人通过希腊化，使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现在西欧各族使用的拉丁字母就是罗马人在古希腊字母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可以说，没有希腊化，就没有西方文明，就没有当代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古希腊文明已经“燎原”为现代全球化的星星之火。

古希腊人为何能在地中海中酝酿出发达的古希腊文明，至今还是个谜。但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不可忽视：

其一，古希腊人拥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地理环境不像非洲赤道一带那么优越，使得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可以凭借丰厚的地理环境，不需要辛勤的劳动就可得到基本的生存需要。但翻开整个地球的画面，使人可以看到，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地中海是世界上唯一各种文明交会最多的地带，爱琴海又是地中海的“海中之海”。这个“海中之海”有两大优势——克里特岛挡住了地中海的海水，使得冲入爱琴海的海水相对平缓，便于航行；爱琴海面上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岛屿，各岛距离很近，怎样航行，绝不会远离陆地40英里以上。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很发达的时代，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古希腊这样便于移民且便于商业的发展。

其二，移民性强、商业发达、海军强大成为古希腊民族的重要特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部分城邦结成以雅典为盟主的提洛同盟，打败了波斯大军的侵犯。雅典拥有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海军，赢得了海上的霸权，垄断了爱琴海上的商路，使其工商业迅速发达起来。

其三，特殊的城邦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古代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个城邦组成的。一来，“小国”便于治理；二来，城邦之间便于联合对外抗敌。小国联邦形式使古希腊在政治上实行直接民主形式。

其四，特殊的信仰系统。古希腊神话成为各城邦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民族信仰的力量。他们相信一神之下的多神体系，信奉传说中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为众神的首领。各个城邦共同保护神庙，在同一日期进行祭祀。祭典中举行体育竞技（奥林匹克运动从此而来）和共同的娱乐活动，促进了各城邦的文化交流。古希腊神话是人类早期最成熟的一种神话。希腊神话渗透到希腊城邦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

其五，特殊的人才规律。不像中国“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人才发展规律那样，而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徒弟超越老师形成一种文化风气，从而才创造出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师徒三代英雄这一人类罕见的现象。

其六，发达的哲学逻辑思维。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诞生出几十位著名的哲学家。

尽管古希腊文化是如此的发达，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和客观的不幸，使古希腊王国趋于灭亡。史学家对古希腊人的不幸，有种种说法。有说是瘟疫，有说是政治家的野心，有说是罗马人的强大。而有的人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古希腊人的公民制度。古希腊人认为，只有希腊本土的富人和平民才能获得公民权，不包括奴隶，甚至不能包括外邦人（即使居留再长时间哪怕是再富有也不行）。不管怎样说，它的消亡是个残酷的史实。

古希腊城邦主要灭亡于希腊的社会制度无法解决土著人和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外邦人无论多么宝贵，多么努力，都不能获得公民的权利，无法参与民主政治，由此产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于是，外邦人不能成为希腊城邦的内聚力，反倒成为促使希腊灭亡的离心力。

希腊晚期，城市居民全身心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旧日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在这时为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所代替。

起初，古罗马人并不是一种人而是多种人融合而成的（广义的）民族。公元前8世纪，亚平宁半岛上拉丁人的一支，在台伯河东岸拉丁姆地区建立罗马城，开始自称为罗马人。古罗马人就是最初的罗马城最早的居民，后来他们逐渐扩张并融合同化了相邻的拉丁部落而形成了罗马民族。

亚平宁半岛上文化最发达的民族是埃特鲁斯坎人。他们经营农业、畜牧业，与迦太基人和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通商。埃特鲁斯坎人曾于公元前735—前509年统治罗马，把古希腊字母进行加工变形，演变成拉丁字母。

古希腊人的弱点给罗马人以可乘之机。罗马人对希腊人的征服，几乎每一个步骤均获助于其敌人的错误。古希腊人最大的错误是内部发动战争。公元前213年，埃托利亚代表呼吁全体希腊人：“最好的事情是希腊人永不彼此战争。”有人把古希腊人的弱点概括为：“其疯狂而无情的战争、其呆滞的奴隶制度、其从属的妇女地位、其普遍缺乏的道德节制、其腐败的个人主义、其未能与秩序及和平相配合的自由。”学者威尔·杜兰的说法较为科学：“罗马征服希腊的重要原因乃是希腊文明内部的分崩离析。任何大国在未经自我毁灭之前是不会为他国所征服的。”

古希腊人的辉煌成为历史，但文明不会死亡，只会迁移。现代社会的中小学和大学，体育馆、运动场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当今世界的科技理性、人文精神、民主政体等等，均源于古希腊。

最先征服古希腊人的是马其顿人（马其顿人所拥有的坚毅勇敢等山区民族特性，注定日后成为征服古希腊人的人），后是罗马人。

古罗马人所征服的地区远比古希腊人要大得多。据爱德华·吉本研究，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帝国的疆域，“从安东尼边墙和北部边界达西亚到阿特拉斯山和北部回归线的宽度便超过2000英里，而从西海洋到幼发拉底河的长度则更超过3000英里；它……面积估计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肥沃的熟地”。

罗马人在疆域上的扩张，大约经历了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在其共和制度的统治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本土被压缩成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罗马化的进程是神速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罗马人内部的团结和相关的国家政策是罗马人胜利的保证。罗马社会结构，尤其是其军事结构，是依靠几代人的智慧建立和保存下来的。罗马宗教政策是非常开明的，既照顾到开明人士的思想，也照顾到迷信较深子民的习惯，从而营造了罗马信仰上的宽容和宗教上的和谐。罗马人把移民政策与屯兵兵役制度结合起来。在外省土著居民中征募辅助军队，政策规定，在25年服役结束后可分得一份土地并获得罗马公民权。土著军人在军队生活中被罗马化后，回到故乡成为罗马化的有生力量。为此，恩格斯说：“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立克人都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1]外省制度和统一驿道及统一法律是罗马帝国发达并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成吉思汗不同的是，罗马人不论征服哪一个地方，便把外省制度设到哪一地区。为了贯彻外省制度，罗马的统治者极为重视交通的建立和发展。罗马人每征服一地都要修建连接罗马的大道，从而留下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古罗马法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法律。统一法律是古罗马统一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

先进的生产力为罗马化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公元1—2世纪，意大利半岛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罗马帝国最初的两个世纪处在生产技术在古典形式范围内达到的最高发展时代。这成为罗马帝国境内克尔特人、伊比利亚人、高卢人、达契亚人等迅速实现罗马化的主要原因。

罗马化进程的又一有利条件是人种、语言、社会发展阶段的相互接近。欧洲各民族在人种、语言方面本就接近，成为欧洲人文化认同的一个条件。到了罗马时代，欧洲各民族社会基本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后期，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罗马人在其上升时期，拥有牢固的民族凝聚力，平衡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和势力。在他们的眼里，对国家的忠诚、荣誉和美德是共和国的宗旨。每当执政官举起共和国的旗帜，每个公民便按照以往宣读的誓言，拿起刀剑为国出力。人民愿意把新生的一代源源不断地送上战场。

罗马人的成功还在于他们善于处理民族关系。他们能够给予外邦人公民权，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既开明又开放。雅典人从不扩大公民权的范围，罗马人却允许1/4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他人还享有一定的公民权。罗马人几乎给予所有人自由权。这一民族政策挽救了罗马。

罗马教会是统一罗马帝国人气的精神纽带。基督教是重要精神支柱，其在塑造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希腊罗马人的精神在古代只是“星星之火”，只有到了现代才发展为“燎原之势”。即便是罗马消亡之后，希腊罗马文明都未曾全部被接收下来。经过近代的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才变成欧洲民族凝聚为一体的文化共性；在现代全球一体化中，希腊罗马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才演变为全球意识。

至5世纪，罗马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476年，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推翻了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罗慕洛，宣告了罗马帝国的终结。其终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罗马帝国的衰亡，首先是外族主要是匈奴人的侵入。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当时中国的昌盛还有着间接的联系。公元91年，东汉孝和皇帝永元三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后，迫使大量匈奴人进入罗马帝国。这是匈奴人西迁的一个主要原因。匈奴人的西迁，使得原来处于帝国以外的日耳曼人纷纷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人利用日耳曼人与匈奴作战。日耳曼人为取得与匈奴人作战的胜利，联合了反抗罗马奴隶主的奴隶，成为罗马帝国消亡的一个原因。

罗马人后来对待外省各民族的政策并不像其早期对待意大利同盟那样宽容。元老院任命的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品（包括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引起肆无忌惮的盘剥和敲诈勒索。

在军队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士兵首先忠于的不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希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支配的土地。而将军们越来越开始把自己掌管的军团视为自己的附庸军而大发个人之财。

在罗马帝国衰弱时期，人们相互竞争的不是谁为国出力最大，谁的才华更为出众，而是谁更富有，谁更奢侈糜烂，等等，成为罗马帝国分裂的祸根。他们不了解自己所面对的危险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敌人。

由于罗马帝国是通过成员的完美联合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臣民不仅放弃了独立的理想，而且干脆不再有独立的愿望，只求罗马公民的称号，并无为国凝聚之实。君王把权力交给了教会，教会把主权交给了主教，国家交给了宦官，外省人把保家卫国的使命交给了野蛮人（为了阻止匈奴人的深入入侵而雇佣日耳曼人）。几下转交，完美的罗马帝国不再完美。

罗马的军队在以前是为获取奴隶和财富的途径，现在则成为沉重的负担。现在罗马军人是为富有和奢侈而战，而匈奴人是为生存而战。饥寒贫困、劳累危险成为匈奴人拼命的力量和勇气。战争的胜负从战争的一开始就已分出。

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成为阻碍其经济技术发展的根本桎梏。它使奴隶失去改进行业的积极性，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皇帝和主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物品可奢侈，不让奴隶有空可闲，宁愿让奴隶继续从事体力劳动。罗马帝国和古老的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或开始缩小”。

10世纪前后，西欧罗马化、中欧日耳曼化和东欧斯拉夫化已成定局，成为罗马人分立的主要内因。

罗马帝国的衰退是不平衡的。罗马帝国的西部最薄弱，所以最先衰亡，而东罗马由其优势而又生存了一千年。但“东边日出西边雨”，西罗马帝国最先衰退，却成为日后西欧人最先崛起的动力。

位于中东的西亚人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为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的许多民族先后登上了文明的历史舞台。

在西亚地区，5000年以前，主要先后经历了苏美尔人建立的城邦国家（公元前3000年后）、古巴比伦帝国（公元前19世纪后）、亚述帝国（公元前8世纪后）、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后）、伊斯兰世界（公元7世纪后）。几乎各大民族都在这个地方扮演过历史主角。波斯人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波斯文明是西亚古典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西亚地区的文明和中国文明及欧洲文明不同。中国既是一个地理范畴，又是一个政治的范畴，还是一个文化的范畴。西亚地理复杂，不像中国那样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系统的地理结构。中国文明的发展可以用延绵不断的链条来形容，西亚则不能。中国文明发展的主体民族是汉族，西亚则是各大民族分别作为历史主角登上历史舞台的。西亚地区的文明和欧洲文明也不尽相同。欧洲文明有一个共同的文明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西亚则没有。

波斯人生活在西亚的东部，是继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之后，才从相对封闭的伊朗高原向外扩张，成为西亚的主角。

有人对波斯人的民族来源进行考证，推测大概从雅利安人演变而来。他们是近东各民族中长得最英俊的。雅利安人原居住在中亚细亚一带。约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分为两支向外迁徙，一支向南迁入亚洲，一支向西进入欧洲。向南迁徙的雅利安人又分为两支，一支迁入如今的伊朗一带，创造了波斯文明；另一支迁往印度，创造了印度教文明。

波斯人后来者居上，起初发展很落后，还是一个原始社会末期的小部落，但很快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帝国。

波斯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伊朗高原，是强壮剽悍勇敢的山地民族。伊朗高原是比较闭塞的内陆高原，因其四周或以高山阻隔，或为大海面临。其北接里海和中亚盆地，南临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东北起自兴都库什山脉，西北倚高加索山脉，西面还有札格罗斯山脉。因此，为波斯人塑造了相对独立的民族特性。

波斯人居住于伊朗高原的南部，到公元前6世纪初还处在米底人的统治之下。在这里生活最古老的居民是埃兰人部落。他们于公元前4000年就已定居在札格罗斯山脉的西南部。

当时波斯人处在原始氏族的发展水平，分为6个农业部落和4个畜牧部落。为了与米底人抗衡，波斯人逐渐形成部落联盟。富有的氏族开始支配别的氏族，阿契美尼德族脱颖而出，成为最强的氏族。

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伊朗高原西部米底人建立奴隶制国家，并曾与新巴比伦王国结成军事联盟，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击败并瓜分了亚述帝国。公元前7世纪，当米底国家强盛时，波斯人的部落联盟为米底人统治。不久波斯人兴起。

出身于阿契美尼德氏族的居鲁士（公元前558—前529年），借助米底内乱，于公元前553年率领波斯人反抗米底人的统治，于公元前550年击溃米底人，结束了米底人对波斯人的统治。

随后，波斯人开始进行扩张，粉碎了吕底亚、新巴比伦和埃及的反波斯联盟，先后征服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和爱琴海东海岸的希腊城邦。

居鲁士对各地的神庙和宗教信仰一般采取保护的政策，还优待臣服的贵族，得到各地上层的支持。所以，当公元前538年波斯人兵临城下时，城内祭司贵族和商人打开城门，欢迎波斯人的到来，一举摧毁新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529年，当居鲁士死于扩张战争时，波斯帝国已经基本形成。其子冈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29—前522年）于公元前525年率兵征服了埃及。

波斯人对西亚的统治引起了被征服民族的强烈反抗。公元前522年，祭司高墨达领兵反抗波斯人，并夺取了当地的政权，拉开波斯帝国境内各被征服民族纷纷独立的序曲。高墨达起兵后，冈比西斯死于从埃及回国的途中。随后，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都展开了与波斯人的民族斗争。

波斯帝国内被征服民族的内乱威胁着波斯人在帝国中的地位。为了安抚内乱，与国王同样出身于阿契美尼德族的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前485年），集聚波斯贵族，杀死了叛乱者高墨达，夺取国家政权。后来他对其他各族也一一进行了征服。大流士出征19次，俘虏9个王。

大流士一世执政期间，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恢复波斯帝国的统治，而且扩大了帝国的疆土，使波斯帝国成为包括整个中近东领土空前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包括西起小亚细亚，东至印度河，西北曾一度占据了欧洲的色雷斯地区，南到埃及。

大流士一世之后，波斯帝国的首都不是一个而是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和帕赛波里斯），波斯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住在每个都城。这种特殊的执政方法，对巩固波斯帝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大流士一世在吸取了西亚地区二千多年来奴隶主专政的宝贵经验基础上，进行完善的改革，建立完备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度。国王成为典型的专制君主，包揽全国军事、政治、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国王之下，有一个由七名大臣组成的议事会，作为领导中央的最高行政机构。国王办公厅有许多精通帝国境内各种语言的秘书。整个帝国划分为23个郡，包括波斯、埃兰等波斯人原先占领的地方，还包括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和埃及等新征服的地方。每郡设郡守，执掌着地方行政和监督税收的大权。国王还派遣亲信到全国各地作为自己的耳目，监督各地行政机构的活动。

大流士一世机智地采取地方军、政分权的统治方式。波斯本部的军队是帝国军队的核心，由波斯人的精华组成。每郡设有不受郡守管辖的军事长官，统率大军防守地方各郡大城市。全国分为五大军区，每个军区总督统辖几个郡的军事长官。各地军事长官多由波斯人担任。为了迅速传达命令和调动军队，境内筑有完善的驿道网络，主要干线之长竟约达2400公里。

驻守驿站的军队，不仅保护国家的军事安全，而且保证商旅往来的安全，从而促进帝国境内的商业发展。

此外，大流士一世在帝国内统一了货币。统一货币是在西亚北非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既反映了当地商品货币关系的进步，也促进了该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

大流士的改革，统一了行政、货币和驿道，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关系的大力发展。

由于波斯帝国地域辽阔，地理复杂，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波斯本部虽然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但在伊朗东部，中亚细亚和其他边远地区，仍然留有原始公社制度的存在，甚至有的地区还处在原始游牧部落的水平。

较发达的地区是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各郡。在那里，出现了属于国王和官僚贵族的大庄园。巴比伦工商业繁荣，驿道四通八达，全国各地的商人聚集此地发展贸易。高利贷和钱庄，都是必备的。

庞大的波斯帝国，虽说不上是昙花一现，但在历史上仅存在了200多年。在思考波斯帝国衰亡的历史原因中，下述因素不可忽视：

导致波斯帝国灭亡的最大原因是波斯人未能解决好跨界民族问题。小亚细亚沿岸有一座希腊历史名城，叫“米利都”城邦。米利都是希腊文化的诞生地或发祥地，在希腊人眼里占有重要的位置。自波斯人征服米利都后，米利都人与波斯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历史积怨。这样一来，米利都人就成为横跨波斯与希腊两国的跨界民族。公元前499年，米利都人举兵反抗波斯人。其他城市被征服的民族纷纷响应。波斯人于公元前493年打败米利都人，并把米利都这座历史名城毁于一旦，从而成为希腊与波斯两国之间发动战争的导火索。

在米利都人反抗波斯人期间，希腊人对米利都人进行了民族性的支援。波斯人的统治者大流士借口报复希腊人对米利都人的支援，于公元前492年夏天和公元前490年，两次发起对希腊的进犯，拉开了波斯和希腊之间的战争序幕，但最后的结局是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希波战争”。

“希波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波斯大伤元气，成为波斯衰亡的主要历史原因。大流士死后，他的继承人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向希腊进犯。波斯人取得陆地上的胜利，可波斯海军在萨拉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次年，波斯陆军也被击退。此后，希腊人将波斯人设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的据点一一拔除。不久，小亚细亚也常遭袭击。波斯人被迫于公元前479年与雅典人议和，退出在爱琴海上的历史舞台。强大的波斯帝国由此开始转向衰落。

国内民族矛盾是波斯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在“希波战争”期间，被征服各族借机起来反抗，民族冲突有增无减。公元前521年，马尔吉安那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巴克特利亚和中亚细亚其他地区，也不断爆发起义。公元前480年，巴比伦人起兵反抗。埃及人，于公元前465年和公元前459年，两度爆发民族起义，于公元前405年一度摆脱波斯人的统治。

此外，在帝国晚期作战的军队中，被强制编入的外族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愿意作战，尤其不愿意向本民族作战。

第三个原因是波斯王族统治内部对王位的争夺之战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连年混战。仅公元前338—前336年的三年内，就先后有两个波斯国王死于宫廷政变。

公元前331—前330年，大流士三世的军队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粉碎，仅仅维持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宣告灭亡。

波斯人创造的波斯文化对东西方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其一，在宗教方面，波斯人创造了琐罗亚斯德教，并在大流士期间奉为国教。大流士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说成是秉承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

琐罗亚斯德教，对东西方两方面的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影响。向东影响中国，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被称为拜火教或祅教；向西影响西方的基督教甚至西方哲学。

6世纪，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当时西域的焉耆、疏勒、康国等地均信奉此教。后来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也曾带头信奉此教。隋唐时代东西两京都建立祅祠，设立萨宝府和祀官。不过，当时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绝大多数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到了北宋末南宋初，民间还有崇拜火教的习惯，镇江、汴梁等地还有祅祠。

琐罗亚斯德教虽然是一种地区宗教，但其对人类宗教乃至希腊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它的善恶二元论及宇宙神话不仅对摩尼教、诺斯替教等古代宗教产生极大影响，而且对当今流行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几大宗教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二，波斯时期的艺术特色为世界历史做出一定的贡献。波斯艺术是在吸取埃及和两河流域艺术成分的基础上，进行了独立的创造。薛西斯时代在帕赛波里斯建造的百柱大厅，带有古代埃及建筑的风格。陵墓建筑则具有两河流域的建筑特点。

在波斯期间的艺术创造中，波斯人、埃及人、巴比伦人和中亚细亚各族都发挥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其三，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被马其顿—希腊在西亚和北非建立的各王国继承下来，甚至对以后的罗马帝国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其四，波斯人建筑城市的技术，修筑驿道的技术，攻城工具的技术，都为日后的罗马人所吸取。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在历史上，印度文明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文明，而是一个地区（即南亚）的文明。印度文明所覆盖的地区很少统一为一个国家。印度文明主要是历史和文化的范畴，不是政治范畴和地理范畴。

古印度文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原因是由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印度北面是喜马拉雅山，东西两面也有山脉同外界分隔。印度，无论是在地理结构上，还是在历史的政治国家发展中，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古代，复杂的地理构成把印度划分为北印度和南印度。北印度是指喜马拉雅山脉和温德亚山脉之间的印度河流域平原。温德亚山的南亚次大陆称为南印度。南北印度之间的交通极不方便。甚至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印度北部与中东、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超过了南北印度之间的相互影响。

“印度”得名于印度河，但印度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印度河的范围。古印度文明最开始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印度河流域，一直独自发展到公元前1500年。就是最开始的古印度文明大约只存在了1000年的历史就结束了。据有关资料研究，古代印度文明大约是印度河流域的当地人和外来人这两种人于新石器时代共同创造的。最初的外来人是公元前3000年初从俾路支山区向南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这些移民把苏美尔人的文明传播进来，促进了印度文明的出现。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

谁是印度文明最原始的居民?多数学者认为是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他们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间创造了哈拉帕文化。公元前2000年是它的繁荣时期。不过，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印度当地的土著人创造出了文字。但迄今没有能够释读，还无法得知其中具体的内容。

哈拉帕文化的城市分布范围约有东西1500多公里，南北1100公里。各地发现的城市规划格式和尺子及砝码，证明这里有统一的度量衡。各城市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可能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权。

然而，对后来印度文化历史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达罗毗荼人，而是雅利安人。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使印度人不能克服自然地理环境的分隔，只有西北开伯尔、兴都库什山等山口经由阿富汗通往中亚。复杂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复杂的居民状态。恰恰是这个通道，成为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入口。

雅利安人原居住在中亚一带。约于公元前3000年间分为两支向外迁徙，一支向南迁入亚洲，一支向西进入欧洲。向南迁徙的雅利安人又分为两路，一路迁入伊朗，创造了波斯文化；另一路迁入印度，征服了当地土著人达罗毗荼人，在南亚次大陆部分地区定居后建立了国家。

雅利安人是欧洲民族的远亲。这些雅利安人与其说是征服达罗毗荼人不如说是由移民到征服。他们具有强悍的体格，残忍成性，好勇善斗，很快统治了北部印度。逐渐沿着印度河与恒河向东进发，直到控制全部北印度。

虽然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的土著人，但由于他们文化发达、先进，人数众多，所以雅利安人不能把他们灭绝和赶走，甚至不能把他们同化。相反，当雅利安人进入到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不得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和平相处，向他们学习经营农业，甚至相互通婚达数世纪之久，最后，经过漫长的民族冲突与民族磨合，雅利安人终于成为印度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角。雅利安人向印度的迁移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他们是分期分批迁入的。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里，雅利安人与当地土著人不断融合，演变到后来，很难说是纯粹的雅利安人了，也很难说后来的统治者还含有多少雅利安人的成分。

不同时期的雅利安人之间，雅利安人与土著人之间相互征战，约于公元前1000年，在印度河及恒河流域产生了20个左右的小型奴隶制国家，形成割据局面。这些国家之间经常进行战争，争夺霸权。

与迁居到欧洲的雅利安人不同，迁徙到印度的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类似古希腊罗马那样的文明，而创造了等级不同的制度逐渐取代了哈拉帕文明。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利用雅利安人流传下来的婆罗门教，发展出来一种社会制度，即种姓制度。

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由于他们的皮肤比本地人更加白嫩，他们的鼻子比当地人高，所以称当地人是“没有鼻子”的黑色敌人，自称是“高贵的人”。这就是“雅利安人”的原意。

种族上的差别使雅利安人有了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受自己歧视的臣民混合，这样就发展出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种等级属于雅利安人的，第一等级是祭司（婆罗门），第二等级是贵族和武士（刹帝利），第三等级是农民（吠舍），第四等级才留给非雅利安人的达萨人，称之为首陀罗。

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用婆罗门教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制度。婆罗门教认为种姓是职业世袭、只能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从属父母，永世不能改变。各个不同种姓都有各自的社会职责和义务，包括传统的职业、生活方式和习俗等。婆罗门教把前三个种姓称为“再生族”，意为是婆罗门教使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第四个种姓首陀罗是“一生族”，即没有来世。后来又逐渐形成一种“贱民”，被叫做“不可接触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种姓制度有四大特性：一是职业原则，强调种姓的职业差别，富人和商人属于高贵的种姓，是再生种姓；二是世袭原则；三是食物限制原则，不同种姓对事物、水的接触要有种姓的讲究，认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讲究清洁卫生；四是道德原则。

后来，印度社会把猎人、捕鱼人、屠夫、挖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和清道夫等不清洁的职业留给了所谓的“贱民”。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只可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井水。社会要求他们必须小心避免玷污其他比较高贵种姓的成员，根本不允许贱民与高贵者发生任何肉体接触，甚至不允许进入贱民的视线。

约在公元前800年，种姓制度在社会中的定位开始出现根本的变化。原来低等种姓制度只限于深皮肤者的种族，现在把其扩展到雅利安人。他们将种姓的差别合法化，把种姓变成世袭，还把其演变为不平等的正式学说。后来形成的古文献很可能被他们篡改过。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提高和增强婆罗门的威望和权力。

婆罗门教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婆罗门教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古婆罗门教也叫吠陀教，是雅利安人大约于公元前2000年中叶逐渐形成的“有圣典的宗教”——《梨俱吠陀》被后来印度人视为古代印度文明的重要标志。《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南下定居在印度河上游五河地区的作品，内容是宗教祭司在祭祀中对所敬仰的诸神唱的祭祀赞歌和祭祀祷文，共有1070首。婆罗门教信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毁灭”。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国家至上三大纲领。

婆罗门教有其完整的信仰体系和庞杂的经典和祭祀，崇拜自然多神、祖先和英雄人物。婆罗门教之所以是多神，原因很多。但原因之一是最初雅利安人迁入印度的时间并不一致，占据的地盘也各不相同，使印度长期未能形成统一的王国。所以他们在不同地盘于不同时间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崇拜对象。这样《梨俱吠陀》中也就有了五种族之别。

到了公元1世纪前后，婆罗门教广泛传播到南亚次大陆，一直传播到斯里兰卡的北部，成为影响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精神力量。

《梨俱吠陀》之前的作品只是口头传诵的“吠陀”。这是关于印度—雅利安人最古老的文献材料。最早的“吠陀”文献是宗教诗歌和圣歌的汇编。这些诗歌是何人所作，何时所作，无人知道。最早的部分可能问世于公元前3000年。但最初只是口头传诵，几个世纪后才收入汇编。所以，早期的雅利安人没有文字，他们的“吠陀”是“听来”的而不是从书里传来的。“吠陀”的本义是“知识”和“智慧”，被视为先知受启于神明而不是人的创作。雅利安人信仰的神越来越多。他们一有想象的机会，就能设计出一个新神，或把一位旧神改变成一个新神。每一部“吠陀”都有一篇散文的注释，叫做《梵书》，这就是婆罗门书。

《梵书》中的《奥义书》是“吠陀”的最后一部分，具有高度哲理。它不仅从知识走向智慧，而且有了伦理和灵魂的观念。其主要的思想是：第一，物质虚幻而精神实在，即世界的灵魂是叫做“梵天”的绝对存在物，是最高的实在；而物质世界是虚幻的。第二，灵魂可以轮回转世。第三，人达到与绝对存在物合为一体即“梵我同一”的程度，才能解脱轮回转世。人间的邪恶和苦难附属于物质。第四，轮回的过程不是纯粹偶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在轮回中人可能下降到兽类或昆虫，也可能上升到贵人君王和圣人。这就是因果报应。它叫人相信，个人的灵魂实际上是宇宙灵魂（梵天）的一部分，虽然个人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本源，但仍可与其复归为一体，不过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否则就不能复归为一体。

《奥义书》反对《梵书》时代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第一，反对吠陀天启。反对吠陀祭祀要靠祭司世家来继承。第二，反对祭祀万能。奥义书时代主要是哲人的反思，祭祀万能不合哲理。第三，反对婆罗门至上。按以往祭司的说法，人靠天活着，神则靠人的祭祀而存在，所以祭司便有了控制神的力量；所以祭祀越多，能量越大，一个国王如行一百次祭祀，就可以推翻因陀罗的王座，成为宇宙的主宰和众神之王。

《奥义书》否定了以往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开始了对宗教的哲学沉思，成为日后反婆罗门教运动的思想动力。佛教由此而生。

种姓制度导致了战争，阻碍了科学进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种姓制度使僧侣阶级的权力越来越大，产生经济上的动荡和政治上的不稳定。由于种姓制度造成了人为的不平等，强调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把广大的首陀罗种姓和其他贱民排除在宗教生活之外，从而引起下民的失望和不满，加剧了社会各种矛盾，造成下民对种姓制度的强烈反抗。于是，公元前6—前5世纪的印度，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印度的经济发展，扩大了不同种姓的贫富差距。种姓特权加大了不同种姓之间的怨恨，造成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先站出来反抗雅利安人的是释迦族人。在释迦族中诞生了一位叫释迦牟尼的人，他用创造佛教的方式反抗了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制度。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印度，确切地理位置并不在现在的印度，而在如今的尼泊尔境内（当时的迦毗罗卫）。

佛教最初并不是世界宗教，开始只是释迦族创造并信仰的一种民族宗教。创始人是当时迦毗罗卫释迦族的王子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尊称为“释迦牟尼”（Sakyamuni）。“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也称“佛陀”）的本义是“觉悟者”。

佛教最初的发展阶段是原始佛教，是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的阶段，时间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公元前3世纪，佛教首先传入锡兰（现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后来才进一步传到其他地区。

摩羯陀国，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统一北印度。公元前4世纪末，摩羯陀人建立了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前185年）。为什么会叫做“孔雀王朝”呢?据说，其创始国王旃陀罗笈多（约公元前321—前298年）原来是为国王饲养孔雀的人。他通过起义，夺得王权。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阿育王是佛教的伟大传播者。他既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又是一位伟大的文化征服者，主要表现在佛教的传播上。他为了征服更广大的地区，不惜发动战争。后来他发现战争使生灵涂炭。他曾留下一座石刻诏谕，记述了他征服羯陵伽的战争情况：“十五万人被俘，十万人被杀，死亡者又超过此数的许多倍。”于是，他痛恨自己的行为，谴责杀戮圣灵的罪过，决定对所有的人们广施仁爱。他皈依佛教，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在全国修建8.4万座佛舍利塔，把大量佛教人士派往周边各地，尤其是印度南端外的楞伽岛（今斯里兰卡）。

据巴利文史籍记载，阿育王的使者摩哂陀来到该岛，向狮子国国王提婆南毗耶帝沙宣传佛法，国王心悦诚服，成为该国第一位佛教信徒。国王皈依佛教，震动朝野上下，王室百姓纷纷效仿，很快普及全国，并进一步向外传播。不久，南亚以斯里兰卡为主，东南亚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为主，形成上座部佛教文化（南传佛教文化圈）。

在古代，印度的民族情况非常复杂。雅利安人入侵之后，西北部不断陆续侵入印度的外来人还有希腊人、大月氏人和其他种人。后来的印度民族和印度文明的复杂性，正是源于古代的这种本地人和各种外来族人交织杂居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在这历史的合力中，有大月氏的一份。

孔雀王朝瓦解后，继而代之的是巽加王朝（约公元前185—前73年）和甘婆王朝（公元前73—公元28年）。但它们不再有能力统治整个北印度，只保留了恒河中下游的领土。公元28年至4世纪的三百多年，印度处于衰落状态。

结束印度这种衰落状态的是外来的大月氏人。每当古印度在政治上出现分裂的局面时，往往是外族入侵的绝好时机。但外族人在印度第一次建立的强大帝国是大月氏人的贵霜帝国。

据我国史籍记载，大月氏人是在我国甘肃敦煌一带的游牧部落。他们于公元前170年被匈奴人击败，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又再西迁至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史书就把这一部分人称为大月氏人。

在张骞通西域见到大月氏时，他们的活动中心还在阿姆河的北部，还以游牧方式为主。

公元前125年，大月氏南渡阿姆河，占领了阿姆河南部的农业地区——巴克特里亚。我国史书上称为大夏。大月氏人很快向大夏人学会了当地先进的农业文化，从游牧部落转化为以农业为主，开始了与当地的各族融合的历程。

在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大月氏人占据统治地位。大月氏人把大夏分为五部，每部皆由首领统率。

大月氏人进入大夏之后的一百多年，五部首领之一的贵霜首领（约1世纪上半叶）强大起来，灭掉其他四部，统一当地，自立为王，国号贵霜。1世纪中叶，形成了北起阿姆河南至印度河上游的贵霜帝国。

阎膏珍（45—78年）继任贵霜国王后，征服了整个印度河流域，占据旁遮普地区。由于这时贵霜帝国关注的中心和统治中心还在中亚，所以他把已征服了的印度地区交给副王管理。

把贵霜帝国推向黄金时代的统治者是迦腻色迦（约78—120年），他在军事上的主要成就是征服了北印度恒河流域，从而使贵霜帝国的版图包括了南抵纳巴达河、东至贝拿勒斯（现在的阿哈巴德城）的整个北印度。帝国的首都也从中亚迁移到印度西北的犍陀罗一带的富楼沙城（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样，贵霜帝国统治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亚次大陆的北部。

古代帝国和现代国家不同，疆土上虽然统一，但政治上并不统一。各地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是古代帝国的一个“通病”，贵霜也不例外。贵霜帝国即便在其鼎盛时代，统一也不巩固，被征服的地方对中央的关系仅仅是称臣纳贡而已，地方小国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中央为了巩固对地方的统治权，采取三种办法：一是采用王族联姻的方式，二是派出若干王族成员为副王管理，三是利用佛教为帝国统一的凝聚力。

贵霜国王迦腻色迦是个大乘佛教的忠实信徒。故他推动佛教的发展，为大乘佛教成为亚洲佛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世纪初，在他的支持下，在克什米尔召开著名的佛教第四次“结集”大会，重新审订了佛经及其教律，使大乘佛教获得在印度、中亚的统治地位。佛教从原始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发生了两个重大演变。一是从无神论到有神论。佛祖在创造佛教时认为“万物常变，无物常在”（即佛教的“无常论”），所以并不相信和倡导世界上有一个创世主的上帝存在。大乘佛教则把“如来佛”推崇为最高神，而把释迦牟尼视为神的化身。二是佛门从对少数人开放到对多数人开放。原始佛教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佛，佛门只向众生指出修行涅槃途径，能够经受这种修行涅槃行性僧的人才能够成佛。大乘佛教则一改佛经，认为佛教宗旨是普度众生，让所有众生都成佛，所以不必出世（离开社会远避山林修行），入世也可成佛。人世不离涅槃，涅槃就在人世。

在此之后，原始佛教流行于锡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国，大乘佛教流行于中亚、中国、日本、朝鲜等地。在中国虽然两种佛教都有流传，但唐代后小乘佛教（原始佛教）开始衰弱，大乘佛教成为主流。

原来并不太巩固统一的贵霜帝国，自从迦腻色迦死后，帝国就趋于没落。3世纪，贵霜仅存有大夏、喀布尔河流域及印度西北部，再后很快分裂为若干小国。西面兴起萨珊波斯人占领了阿富汗一带，笈多人兴起建立了印度笈多王朝占据印度西北部，后来贵霜人只残存于兴都库什山以北。5世纪，面对来自东方的白匈奴（哒人）的进攻，连这种残存也都消失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链条未曾断裂能够连续延绵的民族文明发展系统。5000年文明史中，自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酝酿诞生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形成汉族占据中央、少数民族位居周边的民族格局后，中国经历的两个大循环，即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历经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其间，蕴涵了三次大统一，两次大分裂。三次统一中，最后一次统一是蒙族满族两个少数民族的积极作为。2/3的时间处于统一，1/3的时期属于分裂。中国民族过程的总趋势是从多到少、从分到合的过程。

人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有56个民族，但并不全知道，中国的汉族并不是由纯粹一类人而是由多种人们共同体组成的一个民族（是多元族体融为一体的民族）。汉族的产生本身就是民族不断融合的产物。

中国民族可追溯到炎帝和黄帝时代。黄帝在先，炎帝在后，“炎黄子孙”是说颠倒了。黄河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大约5000年前，黄河流域先后有过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黄河中上游是黄帝、炎帝部落生活的地方，下游还有太昊部落、少昊部落，后有其他部落。东南有强大的九黎部族。如此众多的部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为与南方九黎族人争夺黄河流域上的一块肥沃平原土地，炎帝战败后向黄帝求援。黄帝与炎帝联合起来战胜九黎族后，合并起来，在黄河流域长期生存发展下来，成为后来华夏族的主干。华夏人既不单纯是黄帝人，也不是炎帝人，而是黄帝与炎帝的融合与统一。华夏人身上流淌的是黄帝和炎帝合流的血液，炎黄文化是他们共同创造的。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次融合。

黄炎的结合有个历史的过程。最初形成夏人、商人和周人三族。这三族进一步的融合才演变为华夏民族。夏商周既是三个朝代，又是三类人，即夏人、商人和周人。

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晋南，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河洛一带，即现在中国心脏的地带。夏人初兴于晋南，后来由于与东夷的斗争，迁回到其祖居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和伊洛平原地带。夏人最初从黄河中下游的炎帝人们共同体分化出来，后来又融合了黄帝、少昊许多氏族部落而发展为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他们能够率先打破部落与地域的局限而向国家与民族过渡，是东西两大区系文化与部落融合的结果。其建立国家的标志是打破共主由各部落首领推举的制度，从而使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

后来夏人和周边的商人、周人等一步一步融合，先是“五方族类”合流（夏、夷、蛮、戎、狄），后有蒙满两族加盟，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至今还没有停止它那“夸父逐日”的脚步。

华夏族从黄河中游扩张到下游，与东夷和商人相遇。东夷是后来畲族、苗族和瑶族的先民。商人是东夷的一支，源于鲁西、豫的东北。华夏后与周人发生关系。周人原是羌人的一支，在夏末时代生活在陕、甘一带，后迁徙到岐山之南。周始祖后稷之母出自姜姓有邰氏部落。当时的“姜”就是“羌”。姜姓出自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姬姓周人世为婚姻。羌人成为后来羌族、藏族、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和基诺族的先民。如此众多的不同类人，只有夏人、商人和周人的文化差异最小而共性最大，因此最早融合。

周人原来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距现在的西安只有100公里。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是农业发展的理想地区。

夏、商、周三族到了西周时有了共同的族称，即“夏”或“华夏”，也有了共同的祖先观念，共同的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

后来，商灭夏，周灭商，权力继替，最终融合并统一为华夏文化。华夏民族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也就是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经过辐射、汇聚、铸造了华夏民族。

西周末年，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其周边各部落也开始向民族、国家过渡。虽然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华夏人不同，但都与中原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华夏与中国北方纷纷迁入黄河中下游的各族进一步融合，在中原地带出现华夏与戎狄侵交错处的格局。

春秋时代，华夏人与非华夏人展开激烈的“中原逐鹿”。边疆各族向中原挺进，激发了华夏民族意识的高涨，同时华夏与边疆各族进行融合的历史开始了。在相互争霸中，非华夏人中诞生出几个大国，秦、楚、吴、越都是夷狄。情急之下，中原诸夏紧密团结，认同一族，产生了“内华夏外戎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和“夏夷之辨”的思想。但却不能阻止各族在文化和血统上相互渗透和“夏夷之防”不断突破的民族进程，乃至战国在客观上形成华夷趋于一统的民族局面，并产生了“中国”与“四夷”这五方人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整体观念。

在中原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五民中，不仅华夏位于其中，而且其文明程度也最高，民族势力最强。不强大也不可能争夺中原宝地。中原人并不一定要引诱外来人，而是戎狄夷蛮向往中原。“文化程度最高的民族或地区，自然就会成为众多民族向往、汇聚的中心。”故古人说：“华夏，谓中国也。”

战国时代，秦人由戎狄而认同于华夏，楚人由蛮夷认同于华夏，与齐、魏、赵、韩、燕并称七雄。七国之所以能够趋于统一，在于七族有了共同的华夏民族意识，谁都想完成统一华夏的大业。于是，七雄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规模越来越大，民族认同的统一意识也越来越明确。

汉族形成于何时，虽然确切的时代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形成于秦汉是多数人的认同。不过汉人或汉族的形成不是哪朝哪代能够完成的，而是一个融合进去众多族体的人们地久天长的过程。其酝酿期应该从黄帝和炎帝时代起算。谁也不知它的终点在哪里。因为，至今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还在继续。

春秋战国，华夷合流为汉族的格局呼之欲出，终于秦汉时代变成现实。有的人认为，汉族的前身是华夏。这是不完全的，起码是不科学的和不确切的。截至汉朝，汉族是华夷经七国统一后的融合，那是一种文化的合流或合力。

七国争雄的结果，于公元前221年，秦人“灭六王，并中国”，修长城，统一了长城以内的农业各族，首次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外国人把中国人识别为“Chinese”，那是“秦人”的音译。我们分辨不出，在统一后的秦人中，哪些人是黄帝或炎帝的子孙，哪些人不是华夏或夷狄的后代。地久天长后，他们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分不出你我。

有人认为，汉人形成于秦朝，是看到了秦朝揭开了中国统一历史序幕的一面。“秦始皇”的历史意义，不是“秦家”之“始”，但可为汉人之“始”。这其中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秦始皇的本意，但它却是真意。

不管史书怎样写，秦朝统一中国后所采取的统一文字、统一驿道、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一统政策，为日后中华民族趋于一体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暴政不足于安定天下。汉人的形成是当时全中国的人民对秦人暴政的纠正，所以有了汉朝。所以有人认为汉人始于汉朝。秦人统一六国，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并不代表能够完全在文化上主宰其他“六国”的子民。要把七国子民融为一体，光靠武力不行，“焚书坑儒”的运动是不得人心的，必须有崇文的力量。所以秦始皇设想的秦家天下到了秦二世也就结束了。所以有了汉文帝现象。所以后来又有了北京的崇文门。

自公元前221年秦人统一中国之后，至公元220年汉朝灭亡，汉族在秦汉的四百余年中，在国家统一的背景中发展自己。

正如不可把华夏人视为单纯的黄帝人或炎帝人，而是黄帝与炎帝的统一融合一样，汉族在战国“七雄合一”之后是“七国”子民的统一；在汉朝是“七国”子孙进一步的融合。这种融合的过程一直维持到魏晋南北朝。

汉族和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范畴。中国自从秦汉之后，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各族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基础，从此就开始了中国各族多元一体化的民族进程。

秦汉以后，中国各族展开了各族相互充实的历程。

秦汉时代后，中国人北面抵制匈奴，匈奴驱逐月氏，对世界民族过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内开始了中国中央集权的历史，对外发生了两个世界大事变。一、公元91年，东汉孝和皇帝永元三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后，迫使大量匈奴人进入罗马帝国，成为匈奴人西迁的一个主要原因。二、被驱逐的月氏人（史书称为大月氏）南下印度，在那里建立了贵霜帝国。外国人把秦汉中国人的做法所引起的世界性的连锁反应称作是“革命”的效应。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到了魏晋南北朝会发生间断，为何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发生了中国的分裂现象?

这与中国的民族关系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随着汉族的不断滚动变大，民族的跨界问题、汉族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大，与外界更多的民族的关系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汉人与北方匈奴东胡的关系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由于匈奴人具有喜好迁移、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特点，所以于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东灭掉东胡，在西驱逐月氏，夺取乌孙、呼揭等26国，在北征服丁零、浑庾、屈射、白羊等地，首次统一了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与秦人统一长城以南的农业民族形成鲜明对照，铸就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从此，揭开了中原王朝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既对抗又依存的历史画卷，各族关系日渐频繁。从秦汉到西晋，迁移到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同汉人杂居共处，久而久之，中国各族之间的差别在不断缩小。当北方各族崛起后，便自动登上入主中原、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公元304—439年间，汉人与匈奴人各建3个政权，羯人和羌人各建1个政权，氏人建立4个政权，鲜卑人建立7个政权。尽管政权林立，但各族都有一个共识，即都极力谋求大一统的基业。

形成后的汉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中间，汉人并没有自觉自己是汉族人。但魏晋南北朝后，汉人才有了自我意识。正如费孝通所言“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汉人作为一个族名，应该“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汉朝的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被称为“秦人”。到十六国和北朝时代，内迁的边疆民族才把“中原人”称为“汉人”。以后，在少数民族蒙族和满族统一中国的年代，汉人的概念有所加固。1840年后，与西方人发生关系，建立中华民国申明“五族共和”，“汉人”才改成“汉族”。

五胡十六国至北朝，汉人仍然是国家社会的主体，但处于被统治地位。北齐高氏政权，对汉族人有如“汉狗”、“一钱汉”等很多诬蔑之词。

南北朝后，朝代屡经变更，统治民族有汉族，也有其他民族。

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不是地盘的缩小而是地盘的扩大，不能视为中国的分裂，而是正在新的地盘上进行新的整合，为日后进一步的融合打下多元民族趋于一体的基础。

多民族发生关系的命运一般有三个，即兼并、融合与并存。任何民族过程都夹杂着这三种成分。但重心有所不同。中华民族所走的主要是融合与并存的道路，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多元一体的状态，既是历史的过去，更是既定的现实，可能还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多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民族发展的趋势，也是国际各国的发展趋势。20世纪末苏东解体带给人类的问题，使人类觉醒，“一族一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多元一体的道路是必然的。世界上，除了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外，都是多民族国家，尤其是苏东解体后的国家。

中国多民族的融合是中国民族发展的规律。对此，不能简单地把其概括为“其总的趋势则是化为文明程度更高的汉族”，且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民族归结为哪一个具体的民族。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多源性、开放性、兼容性和统一性的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一具有杰出的贡献。三次统一中，最后一次统一是蒙族满族两个少数民族的作为。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三次统一中，由内而外，一次比一次广阔，一次比一次深入。秦汉完成的第一次统一，其任务是把黄河附近的“五民”融为一体，处于民族融合的小统一的历史阶段，而后两次处于大统一之中。其二，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时代，并不强迫汉人改变汉人文化习惯，相反却学习和效仿汉人文化，表明少数民族对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在中原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其三，少数民族有鬼神的信仰，而汉人因儒家的启蒙，并不注重鬼神理念的发展，过早地走向成熟，放弃神话，追求哲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便把汉人的主要精力放在活人的人生上面。凡是汉人执政时，往往是抵制佛教发展的时代。佛教开始传入时，最初不许汉人出家，西晋汉人统治崩溃，五胡而立北方，却成了推动佛教传播的大好时代。当然，少数民族在华夏礼乐文化面前自惭形秽，于是供奉佛陀以弥补内心的缺憾。但在客观效果上，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政权，对促进佛教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无论如何，中国的统一是中华各族融合、合力的结果，既不能忽视汉族人的作用，也不能否认少数民族对中国统一的巨大贡献。那毕竟是中国人的家园。

（曹兴）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