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重大转折：可持续发展
自然的异化、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生态危机使人觉醒，认识危机。危机激发人们克服危机的智慧和能力，产生克服危机的力量，找到摆脱危机的途径与方法。这样，危机就转变为转机，从而创造人类新文明。
1.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理论
前面已经讲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和人类的经济活动有关。因此，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成了思考当今全球规模环境问题的关键。
大体情况是，在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到80年代，人们又认为增长与环境具有潜在一致性。前者导致了反对经济增长和拥护经济增长的大论战，后者则引发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出台。
（1）经济增长极限论
经济增长极限论以罗马俱乐部的研究者为代表(53)，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L·米都斯、人口专家W·S·汤普森、生态学家P·R·埃利希、学者W·福格特等。其基本看法可以概括为：（a）认为人类可用的物质和能量是有限的；（b）认为各种自然资源消耗过快，人类受到资源耗竭的威胁；（c）资源耗竭，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盲目增长，会导致社会崩溃；（d）要维护人类环境就必须限制发展，停止经济增长。提倡这一观点的是被国际社会誉为“70年代爆炸性杰作”的《增长的极限》。该书从研究世界人口、工业化发展、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五种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指出人类所面临的危机。认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按照当时的速度增长下去，那么未来100年内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提出：“除非到2000年人口和经济增长停止下来，否则社会就会超过限度而崩溃。”
罗马俱乐部提出的人类社会存在“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和“零增长”的理论，为近代以来人类片面的高增长观敲响了警钟。它尖锐地提出了关系到全球人类“生死存亡”问题的紧迫性，尤其是它提出了全球概念，“以坦率的形式提出了不是一个国家或人民，而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面临的选择，从而迫使读者把他们的眼界扩展到世界性问题的范围”(54)。
因为他们的言论中渗透着悲观情绪，所以人们称之为“悲观学派”或“新马尔萨斯学派”。然而，即使停止经济增长，恐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不会终止，充其量也只能使污染和破坏的势头减缓下来，但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继续下去。实际上，在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里，停止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如果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止增长，那么第三世界就只能永远贫困、落后，那么“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世界格局就永远不能消除。从另一个角度看，要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需要一定的投入，如果停止经济增长，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不能满足，也就不可能投入物力、财力用于环境保护，其结果只会导致环境遭受更为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2）经济发展决定论
针对经济增长极限论，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H·卡恩、经济学家G·M·凯恩斯、Z·L·西蒙、未来学家A·托夫勒等为代表的乐观主义学派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论”。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a）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克服人类种种困境、解决种种经济增长难题的巨大力量；（b）从长远发展趋势看，人类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无限可能性，人类的前景是美好的；（c）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潜力，是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d）认为经济增长比环境保护更重要，发展中国家应把环境质量放在第二位考虑。有的甚至认为先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环境保护可暂时放在一边。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饥饿和空气污染中，当然是面包重要”。
主要代表著作有《没有极限的增长》（Z·L·西蒙）、《今后200年》（H·卡恩）、《第三次浪潮》（A·托夫勒）等。H·卡恩在1976年发表的《今后200年》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大过渡”理论，预言到22世纪初，世界大多数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跨进人类历史上另一个伟大时代。1980年A·托夫勒在其发表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至今已经经历了两次浪潮（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正面临着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这是向前大跃进的年代。1981年，Z·L·西蒙在其发表的《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强调指出，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插曲而已，人们完全可以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来消除“困境”而走向光明。
经济发展决定论把环境与经济严重对立起来，截然分离开来，这同样是不妥当的。发展与环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应该也是可能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即走向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的“发展与环境协调论”。
（3）经济与环境协调论
在对经济增长极限论和经济发展决定论的否定中，协调发展观应运而生。1980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各大洲的地区开发银行在共同制定的“有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政策宣言”中指出：“经济与社会发展是缓和重大环境问题的根本，同时经济发展和社会目标应力求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或尽量使它减少到最低限度。”
所谓“经济与环境协调”，就是要求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使经济增长能够在稳固的资源和环境基础上进行，确保人类的福利获得真正的提高。“经济与环境协调论”主张：第一，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稳定的承载能力为基础。单纯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久的，一旦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经济增长必然会停止下来，甚至会出现全球范围的负增长。第二，环境与资源问题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也必须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因为社会生产归根到底是从环境中获取自然资源，加工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过程同时又是消费过程，一部分资源转化为产品，另一部分资源变为废弃物返回环境之中。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要求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一方面要充分地、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增加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对废水、废气、垃圾等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净化处理，以保护环境。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先进的防治和监测技术，给保护环境创造有利的条件。没有经济的发展，人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就无从改善；没有一个保证人们健康生活的环境质量，经济发展也不能持久。第三，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增进人类的福利。在这一点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没有根本的冲突，保护环境是要减少人类福利受到损害。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统一的。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在国际文件中最早出现于1980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1990年改称为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联合发表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这个文件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指出：“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互相依存，两者应当综合起来予以思考。保护意味着对人类利用的生物圈加以管理，以使生物圈能给当代人带来最大的和可持续的效益，同时维护生物圈满足后代人需求和期望的潜力。发展是指生物圈的变化及人力、财力、生命和非生命资源的利用去满足人类需求并改进人类生活质量。”
1981年，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美国著名学者L·R·布朗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途径。并谴责了那种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肆意浪费地球资源的现象，强调指出：“我们不是继承前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告诫人们要有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紧迫感。
1983年，第38届联合国大会成立了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W·勃兰特、瑞典首相O·帕尔梅、挪威首相G·H·布伦特兰为首的高级专家委员会（中国著名学者马世骏是该组织的委员之一），用了900天的时间，到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分别发表了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三个纲领性文件：（a）W·勃兰特：“共同的危机”；（b）O·帕尔梅：“共同的安全”；（c）G·H·布伦特兰：“共同的未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为克服危机、保障安全和实现未来所必须组织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样结论。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委员会）在委员会主席G·H·布伦特兰的领导下，出版权威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比较全面而具体的建议，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这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有183个国家和地区参加，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人们通常把这个大会称作“地球首脑会议”。这次大会的会徽是一只巨手，巨手上托着插了一支鲜嫩树枝的地球，象征“地球在我们自己手中”。会议提出了一个重要口号：“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被誉为“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表明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当今全人类的共同选择。它着眼于三个“实现”，亦即：第一，实现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二，实现世界各国即不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第三，实现人类世世代代的共同发展。此外，还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和消费方式、国际贸易、群众参与等方面，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1994年3月，中国政府编制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的确认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参与。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从忽略环境保护而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到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途径，确认走可持续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人类最终理智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折，是人类诀别传统发展观、开拓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1）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权威性定义，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55)。
这个定义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是“‘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56)。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目前，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如粮食、能源、衣服、住房、就业、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等，还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基本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不仅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且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压力，逼迫人们以破坏环境的方式来维持生存，这又会引起环境退化和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
二是“‘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57)。不可更新资源的数量、可更新资源的承载力和自然环境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在于维护自然界能够长期提供资源和环境条件，维护经济增长的生态潜力，保障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有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基础。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这就要求人类自觉地在技术方式和社会组织方面限制自己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维护生物圈满足人类长期的物质需要的负载能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在1991年撰写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的报告中，把G·H·布伦特兰的定义解释为：“在不超出支持它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58)
（2）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观，而且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观和文明观。主要包含了下述几条基本原则。
①突出发展的主题——发展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发展的必要性，认为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那种主张必须停止发展以保护环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第二，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从最终意义上讲，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认为发展是集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第三，认为发展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权利尤为重要。目前，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来自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导致了生态恶化，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穷。《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五条原则就写道：“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应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权尤为重要。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才能最终摆脱贫困和愚昧。
②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即人类社会世世代代延续不绝的发展。它不仅要实现当代人自身的发展，而且也要实现未来世代人的发展。它决不是短期行为的发展，不是人类以今天的利益换取明天的利益，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以牺牲后代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再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核心是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③人类根本利益和行动的共同性——共同性原则。《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认为地球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只有全世界范围的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表现了人类所遇到的危机的共同性、安全的共同性和未来的共同性，实施可持续发展需要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来采取联合的共同行动。鼓励和支持各国政府之间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谴责和制止那些把污染严重的技术和产业输入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以邻为壑”和“嫁祸于人”的行径，为停止军备竞赛、停止核武器的生产与试验以及干净彻底地销毁一切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斗争。
④人与人关系的公平性——公平性原则。可持续发展观确认，人与自然的危机和人与人的矛盾不可分割，只有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性，才有可能达到人与自然间的协调和谐。所谓公平，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发展。这里有两层含义：
一是代际公平，强调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的同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这里包含两个基本点：其一，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加强对未来人负责的自律意识；其二，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提供至少和自己从前辈人那儿继承下来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财富。当代人不能滥用自己的环境权利，不能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消费，而剥夺了后代人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可持续发展要求“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而满足其需要”。这一代人要把环境权利和义务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要维护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二是代内公平，就是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地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在国际范围内，国家利益服从全球利益。它要求在区域内部和不同区域间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为了实现代内公平，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人们通过国际公约和国际法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要求各国遵循这样一些关键原则：“每一个国家有责任不损害其他国家的人民健康和环境；对任何由跨国界污染引起的危害都应承担责任并赔偿；所有有关各方享有获得补救措施的平等权利。”
显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代内矛盾占据主导地位，代内关系不协调，要想协调代际关系就是空话。体现公平原则的代内平等，要求任何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发展为代价。
⑤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必须彻底改变对自然界的传统态度和观念，建立起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主宰和征服的对象，而应将其视为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仅仅当作自然界大家庭中一个普通成员，与之和谐相处、协调共生。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共生”的观念。共生（symbiosis），原指不同种类的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现象。在生态学中，共生是指两个不同有机体之间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相互关系。1879年，德国植物学家H·A·巴里证明了地衣是藻类和真菌的互利共生。此后，科学家在许多植物、动物中发现了广泛存在的共生现象。在当代，透过生物共生现象，人们认识到共生是人类之间、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
4.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述，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实现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协调是手段，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必须注意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使自然资源得到合理、综合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使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发展相协调，使自然生态系统得到保护。
我们首先从系统的反馈机制说起。所谓反馈，就是把系统的（部分）输出又反过来作用于系统的输入端，从而对系统的再输出产生影响，进而对于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产生影响，并影响系统的进一步输出。从哲学上看，反馈就是因果关系中结果对原因的作用。反馈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任何系统的控制过程都有反馈，它是使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互相交换、改善系统行为和功能，排除干扰，实现协调、稳定、优化、发展的重要机制，亦是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
对于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根据管理决策输入一定的人、物、信息，使人类就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进行协调活动，结果输出新的人、物、信息，一方面使人类社会维持社会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扩大，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这里有两种反馈信息，一是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指标（期望值）比较，找出人类活动带来的偏差作为信息反馈给决策部门；另一方面，输出的人、物、信息给环境造成的危害与环境质量目标（期望值）进行比较，将信息反馈给决策部门，以影响下一个决策过程。这种过程的反复循环，就推动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生活质量目标和环境质量目标都是根据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确定的(59)。
在人类活动中，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是三个不同的系统，三者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其中，经济发展是协调发展的中心，科学技术发展是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是协调发展的目的。三者之中任一方面的发展都需要考虑有利于其他两者的发展以及整体协调发展，具体来说，经济建设目标的确定，经济结构的变革，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经济政策的选择，消费结构的变化，还有就业结构、人口政策、医疗保健制度、生态环境与劳动保护法规、教育改革和国家安全保障等，都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因素；同时，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选择，各类研究的比例的确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速度和动用的资金、人力的规模等，也必须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另外，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与环境系统的效益和人类生活福利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尤其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60)。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等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61)。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50页。
(2)对象性，指的是一个存在物在自身之外有一个他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一物只有通过与他物的关系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才能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4)J·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6)同上书，第325页。
(7)同上书，第27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9)同上书，第305页。
(10)同上书，第307页。
(11)现代德国哲学家E·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正在于人能创造和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并生活于一个与动物生活的自然界不同的符号世界，即人类文化的世界。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14)同上书，第30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18)W·海森堡：《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
(19)赫伯特·A·西蒙：《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20)E·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4页。
(21)同上书，第67页。
(22)同上书，第556页。
(23)同上书，第147页。
(24)同上书，第157页。
(25)E·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页。
(26)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7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页。
(31)“环境阻力”，即指“任何环境，其中包括被人类破坏的环境，对生物潜力或生产能力所加的限制”。（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32)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2～253页。
(33)莱斯特·R·布朗等：《全球预警——1991年世界形势评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34)J·D·哈迪：《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35)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6年11月出版的Source统计，全世界的水97.5%为咸水，剩下的2.5%为淡水，淡水中又有68.9%储存于冰山、冰帽或是终年不化的雪，另外29.9%为地下水，0.3%为湖泊河道的水，0.9%为土壤中的水、沼泽水与永冻层的水。
(36)J·M·莫兰等：《环境科学导论》，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37)莱斯特·R·布朗等：《全球预警——1991年世界形势评述》，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38)莱斯特·R·布朗等：《经济·社会·科技——1987年世界形势评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39)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41)L·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5页。
(42)按照J·哈贝马斯的观点，此时，人们获得了新的时代意识，开始认识到自己是历史和世界的主人。这种时代意识加上业已成熟的理性原则和方法的运用，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此，主体性这种观念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深层原因，为人在自然界中的统治权、占有权提供了内在根据，“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45)同上。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47)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43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51)同上书，第274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3～374页。
(53)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由匈牙利裔意大利人奧雷利奧·佩西组建、成立于1968年4月，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的近100名代表组成的、非政府之间国际性组织。他们就现代社会的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等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写出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上》、《人类的素质》、《人类的内在限度》、《学无止境》、《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等10多个综合性的研究报告，颇具影响。
(54)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5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6)同上。
(5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8)IUCN‐UNEP‐WWF.Caring for the Earth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IUCN Switzerland.1991.
(59)陈其荣：《自然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218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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