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第四章　西部能源开发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亚当·斯密时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引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或源泉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成就表现迥异。事实上，对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增长理论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一致解释。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Smith(1776)在研究一国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时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Malthus(1798)对经济增长抱有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人口呈几何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增长，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速率远大于食物供应速率，这一观点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Ricardo(1817)在Smith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土地和其他资源既定的情况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会造成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所以，技术进步就成为十分必要的条件。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Marshall(1920)强调了企业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Schumpeter(1934)强调“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当我们把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结合起来，生产其他的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即实现了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产生了“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也就是“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行新的组合，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帷幕由英国经济学家Harrod(1939)和美国经济学家Domar(1946)出于补充与完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正式拉开。按照Harrod-Domar模型：

g=s/v

其中：g指经济增长率；s指社会储蓄率；v指资本—产量比。

不过，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只能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部分解释经济增长问题，而且它本身还存在着不确定和不稳定的问题(“刀刃上的均衡”)。Harrod-Domar模型标志着数理经济方法开始在增长理论中应用，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第一次革命。Harrod-Domar模型最为重要的假设就是固定技术系数生产函数，一般来说，这种生产函数只能在短期内符合社会生产现实。就长期而言，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函数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现代增长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有索洛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Solow(1956)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Swan(1956)从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的角度，对这一假设作了修正，各自独立地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即Solow-Swan模型，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要素投入的长期边际收益递减，因此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长期增长率为零。因此，只有外生的技术持续进步，经济才有可能长期持续增长。索洛模型(Solow，1956) 假定经济中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两种要素可以互相替代，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要素的边际产量随着要素使用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还假定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储蓄率都分别是外生给定的常数。在这些条件下只有资本是可以任意变动的，因此模型主要关心经济能否最终形成一个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使经济稳定在一条均衡的增长路径上。索洛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资本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将等于劳动力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都等于知识增长率。如果技术进步率为零，则新增加的产量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人均产量在稳态下就不会变动。

索洛模型的基本前提是人口、技术的增长率以及储蓄率外生给定，所以这个模型表达了资本拜物教的思想，认为只有资本可以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因此当资本面对的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时，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持续了。事实上克鲁格曼在分析亚洲经济时隐含地利用了这个模型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Edmund S. Phelps(1961)在Solow-Swan模型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增长的黄金律，认为在所有的平衡增长路径中，能使经济中人均消费量达到并保持最大数值的储蓄率应该使得人均资本的边际产量等于人口增长率，解决了最优增长过程中产出在资本与储蓄之间的分配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在于，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与现实有较大差距。对此，Arrow(1962)提出，技术进步或者说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产物，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或者学习知识来提高生产率，据此，将技术进步看成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这一理论被称为“干中学”模型。

Uzawa(1964)将原有的单部门生产模型拓展为两部门生产模型，建立起一个包括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源生产部门的模型，从而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索洛之后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储蓄率和技术进步都不是孤立于经济体的外生变量，由此发展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新增长理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新增长理论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两个方向的拓展：一个方向是考虑一个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增加对该部门的投入会增加知识产出，最终导致物质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从而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个方向的工作主要是由罗默(Romer，1986) 开创的。另一个方向是对资本概念的拓展，既引入人力资本的因素，这样即使不考虑外生知识增长率的不同，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这一方向的工作首先是由卢卡(Lucas，1988)进行的。

罗默模型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并强调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的增加不仅会使本企业产量增加，也会使别的企业产量增加。知识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使用某种知识并不影响别人对该知识的使用，知识一经发现，提供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罗默模型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由于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够，技术进步率太低。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应该鼓励对知识生产的投资。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是一个与知识有关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人力资本和知识一样，在生产过程中有正的外部作用。但人力资本并不像知识那样必须以物质资本为载体，而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教育获得的，附着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因此人力资本具有竞争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不同，对相同知识的使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收益，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的不同。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应该鼓励人们投资于教育和学习，从而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以此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W.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则以更广阔的视角分析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从经济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

对于能源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而是将能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其研究框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能源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作用。Cleveland等(1984)用数据实证分析了近100年来美国87个部门的经济增长，发现能源使用与GNP有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能源强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能源结构的影响。Rashe和Tatom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希望找到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过程的规律。

我国研究能源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相对比较少，陈书通等(1996)，赵丽霞、魏巍贤(1998)，林伯强(2003)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能源与增长的关系，认为能源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