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变迁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变迁

由于意识到长期的经济增长对民众福利的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古典经济学家们如Adam Smith（1776）、David Ricardo（1817）、Tomas Malthus（1798）及其后的Frank Ramsey（1928）、Allyn Young（1928）、Joseph Schumpeter（1934）、Frank Knight（1944）的探索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开辟了道路。其中，竞争性行为和动态均衡的基本方法；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及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率的相互作用；以专业分工、新产品的出现和新的制造方法等形式出现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及垄断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都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Robert J．Barro，Xavier 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p9．）。Ramsey（1928）的经典文献对家庭跨期优化的处理方式不仅是经济增长理论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而且是现代经济学研究许多领域的基本工具之一。

1945年以来，对增长理论的研究出现过三次浪潮（Solow，1994）。第一次浪潮集中在Harrod（1939，1948）和Domar（1947）的新凯恩斯主义著作中（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与经济学大师对话，第82页）。Harrod－Domar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Shaw，1992），在这种框架下，如何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以及促进资本深化就成为了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Harrod－Domar模型使用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假定资本—产出比例不变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假定和现实生活是有一定距离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学家对增长理论的一段持续时间更久的浪潮。Solow（1956）和Swan（1956）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Solow－Swan模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单个投入要素规模报酬递减；以及投入要素之间的正的、平滑的替代关系。这样的生产函数与外生、不变的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相结合导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言就是经济增长的趋同（convergence），即落后国家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从而使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均。虽然存在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具有相对兼容性的不同经济体中如OECD国家之间，美国国内的各州之间，以及欧洲和日本之间存在着绝对的趋同趋势（Baumol，1986；Barro，Sala－i－Marfin，1991，1995），但在更全面和广泛的数据验证中，经济学家无法证明存在索洛模型预言的经济增长率和起始人均国民收入的负相关关系（Romer，1986，1989），有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则得到了数据的有力支持。

增长理论的第三次浪潮源于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开创性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又获得了新生。新的模型能够在模型之内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因而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早期工作由Romer（1986），Lucas（1988），Rebelo（1991）构建于Arrow（1962）、Sheshinski（1967）和Uwaza（1965）的“在干中学”（earning by doing）理论基础之上。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引入关于技术变化的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对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一定存在报酬递减，增长过程能够无限持续〔回到了Knightl（1944）的观点〕。知识的溢出（spillover）效应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extemality）帮助阻止了在物质资本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报酬递减现象（Robert J．Barro，Xavier 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p12）。

在中国，虽然存在关于“后发优势”及“后发劣势”的争论，也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制度重于技术”等不同的命题，但无法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增长推动的。1978～199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0%，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63．7%，同时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6．23%（李京文，钟学义，1998）。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以及技术部分排他的特性，影响不同国家技术进步的因素必然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理解这些因素及其作用的机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