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增长理论的产生

虽然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有人开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边际革命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是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的经济增长问题。将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有其历史必然性。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使得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奉行的完全竞争情况下资源配置的理论遭受重大冲击。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虽然充满了如何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刺激有效需求和进行政府干预的宏大理论，但它采取的是静态和短期分析法，假定人口、资本和技术不变，忽视时间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恰恰是这一缺陷促成了哈罗德1939年《论动态理论》一文和1948年《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的发表以及同时期多马《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扩张与就业》两篇文章的问世。这些文献从动态角度系统论述了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此后，为了修正和弥补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缺陷，又先后出现了索洛—斯旺—米德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罗宾逊和卡尔多的新剑桥增长模型等。20世纪50—60年代，索洛、丹尼森（E．F．Dennison）和肯德里克（J．Kendrick）、库茨涅茨（S．Kuznets）等人从统计和计量角度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从而产生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由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日益丰富，影响日益扩大。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哈罗德（Roy F．Harrod，1900—1978）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经济学追随者。多马（E．D．Domar，1914—1997）是美国经济学家。两人分别有论述动态均衡的论著，提出了基本上一样的观点，因此，他们的增长理论被称作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的中心论点是：收入（产量）的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量比率（哈罗德）或乘以产量—资本比率（多马）。哈罗德模型用公式表示是：G＝s／v，式中s表示储蓄率，也就是储蓄倾向，v表示资本—产量比率，G表示增长率。多马模型用公式表示是：G＝δ·s，式中δ表示产量—资本比率，也就是资本的生产率。

在哈罗德模型中，假设s＝15%，收入如果是100亿元，储蓄就是15亿元，如果资本—产量比率是3，那么若要增加5亿元产量，就需要增加资本即投资15亿元。因为，如果产量增长率是5%，收入是100亿元，增加5%的话，即增加5亿元，需要的投资就是15亿元，于是投资就等于储蓄。所以这5%的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即合意的或有保证的增长率，实现了这样的增长，储蓄全部得到了利用，经济将逐年稳定增长。但是，经济究竟能增长多少即实际增长率是多少，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是社会上无数独立生产者分散地活动的结果。如果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投资就会超过储蓄，引起通货膨胀；反之，投资就会小于储蓄，引起失业。

以上的分析，还未包括人口和技术的变化。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就是自然增长率。当自然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生产发展就不会受到劳动力和技术的限制，经济会出现长期繁荣趋势，而如果小于均衡增长率，生产就会受到劳动力和技术不足的限制，经济就会出现长期停滞。只有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相一致时，经济才能有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局面。

多马模型和哈罗德模型的含义是一样的，因为一个公式中的资本—产量比率和另一公式中的产量—资本比率是互为倒数的。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一模型和凯恩斯理论一致之处在于：前者是从后者关于储蓄和投资相均衡的原理出发的，认为投资需求不足是衰退的原因；两者不一致处在于：凯恩斯理论只考察了需求方面，而哈罗德—多马模型说明，投资不仅会增加需求，也会增加供给，因此，一定要有不断的经济增长，使新的生产能力在下期得到充分利用，经济才会长期均衡增长。

对于市场经济体而言，该模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它给出了一国经济增长率、储蓄率与资本产量比之间的大致关系，可以供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参考之用。但该模型假设资本产量比不变，也就是说，其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资本和劳动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等，这些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别。此外，该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存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实际情况也不是如此。所以，该模型所给出的经济增长率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有人将该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称为“锋刃式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前人在学术上的缺陷正是后人前进的动力。在哈罗德—多马模型问世后，经济学家们一方面称赞他们工作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又要为他们模型的不足（尤其是资本—产量比率不变的假设）寻找解决的办法。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模型是1956年由美国的经济学家索洛（R．M．Solow，1924—　）和澳大利亚的斯旺分别发表的论文《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美国《经济学季刊》，1956年2月）和《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经济记录》，1956年11月）开始建立的。此外，英国的米德（J．E．Meade，1907—1996）和美国的萨缪尔森也为模型建立作出了贡献。

新古典增长模型也有一系列假设，最重要的假定是资本和劳动能互相替代，因此，资本—产量比率或其倒数资本的生产率是可变的。这和哈罗德—多马模型正好相反。另外，还假定经济增长时能保持充分就业和自由竞争状态，因此，资本和劳动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替换，这与凯恩斯主义观点不同，而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相同，因此，这一模型才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式为式中，s表示储蓄率，y表示人均收入，k表示人均资本，n表示人口增长率或者劳动力增长率。这一方程表示，人均资本的增加（Δk）等于人均储蓄（sy）减去（n＋δ）k项，这（n＋δ）k的含义是：当劳动力的增长率为n，折旧率为δ时，nk是装备新增劳动力所需要的资本数量，δk是折旧所需要的资本数量，这两项合计即（n＋δ）k可称为资本的广化。人均储蓄超过这资本广化部分，就是人均资本的增加Δk，即导致人均资本的上升部分，这可称为资本的深化。如果Δk＝0，则sy＝（n＋δ）k，这时，如果s、n和δ都不变，则人均产量y也不变，这一状态称为长期均衡状态。如图24-1所示。

图24-1　新古典增长模型

在图24-1中，f（k）＝y，代表人均产出曲线。公式y＝f（k）是从假定的总量生产函数Y＝f（K，N）导出，这一生产函数表示总产量是投入的资本K和劳动力N的函数。让每一项除以N，得人均产量（y＝）是人均资本量（k　＝）的函数，即y＝f（k）。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故f（k）呈图中形状。sf（k）是人均储蓄曲线，s不变时，sf（k）就呈向右上且有递减斜率形态，（n＋δ）表示资本广化，由于假定n和δ都不变，故（n＋δ）k为直线，它和sf（k）线相交于A点，表示处于均衡状态，这时产量为yE，人均资本量为kE。在A点以左，sf（k）＞（n＋δ）k，表示有资本深化，Δk＞0，即人均资本k上升；反之，则k下降。当经济处于资本深化阶段时，表示y和k都上升，说明产量和资本增长都比人口增长快。从图形上看，k越小，即资本越贫乏的国家，越有可能资本深化，从而穷国的经济增长会快于富国，各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着向均衡值靠拢的趋势。

从图形上还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通过调整储蓄率s，可以使sf（k）曲线围绕原点O向左上方旋转，从而使稳态的人均资本（kE）和人均产量（yE）提高；而通过降低人口增长率n，可使（n＋δ）k曲线向右下方旋转，同样会使稳定状态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提高。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要说明：提高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以及降低人口增长率，都会使人均产量和人均资本增加。

新古典增长模型由于假定资本—劳动比率可变，就能突破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以实现的实际增长率G、有保证的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Gn三者正好一致的困难。前面说过，经济学家把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由G＝Gw＝Gn这一长期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条件表示的经济增长，称为“锋刃式增长”。但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描绘的经常处于累积性的萧条和高涨的大起大落状态，而是相当平衡的增长局面。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新古典增长模型用资本—劳动比率可变的假说提供了一把钥匙。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会使资本—劳动比率自然地调整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上面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图形中，就是指sf（k）和（n＋δ）k这两条曲线总会有一个达到稳定状态的交点（A）。如果人均资本不到或超过稳态的要求，市场竞争自然而然会作出向稳态水平方向的充分调整。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由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J．Robinson）、卡尔多（N．Kaldor，1902—1986）和意大利的帕森奈蒂（Luigi Lodovico Pasinetti，1932—　）等人创立。其代表性著作有罗宾逊1956年的《资本积累》和卡尔多的《收入分配的可相互替代的理论》。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特点是强调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资本生产率、资本家的储蓄率和工人储蓄率既定前提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通过收入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这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开创了另一个视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也有积极意义，因为不同收入分配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再生产，而再生产又决定下一步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要说明的是劳动、资本存量与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它源于索洛、米德等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扩展^[1]，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

考虑一个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

对该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有

两边对时间求导有

例如，若知道劳动对产出的贡献为资本对产出贡献的3倍，也就是说，α＝，1－α＝，并且劳动供给每年增长1%，资本每年增长3%，那么不存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将等于1．5%·1%＋·3%）。若存在技术进步，情况将会怎样呢？将（24-4）变形有

这意味着在产出增长、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各自的产出弹性已知或者容易测算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上面的扣除计算出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由于技术进步难以直接测算，所以由索洛和米德开创的这种对技术进步的测算法被后人称为“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并很快被诸多经济学家接受，从而大大推动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研究进程。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nison，1915—1992）认为，能影响经济增长率长期变动的因素可分为七类，它们分别是：（1）就业人数和年龄—性别构成；（2）包括非全日制工人在内的工时数；（3）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4）资本存量的大小；（5）资源配置改善；（6）规模经济的程度；（7）知识进步。其中，前四项可归结为生产要素的供给增长，其前三项为劳动要素的增长，第四项为资本要素的增长；后三项是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增长也就是技术进步的贡献。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里克（J．Kendrick）在考察了美国1889—1957年的产出增长后发现，一些国家的产出增长往往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也就是说，除了劳动和资本增长以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增长源泉。他将之归纳为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主要就是技术进步。

但仍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余值法虽然突破了以前难以量化技术进步贡献的局限，但过于笼统，精确性受到怀疑。比如，库兹涅茨（S．S．Kuznets，1901—1985）自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从事国民收入的理论和统计分析。他发现，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存量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结构变化，主要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在总产值中比重逐步增加；另外，库兹涅茨还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条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先要经历更加不平等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并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将会下降。

尽管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各异，但毫无疑问，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大大提高了经济学家们对一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核算的认识程度，为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增长预测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