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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为什么难以保证充分就业

时间:2022-06-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章 “看得见的手”与经济增长我们制定了一项战略,我们坚持了我们的原则,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些目标导致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了,如果要理解凯恩斯应对生产过剩的经济理论,我们起码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经济是增长了,在什么时候经济又出现衰退了,经济增长与否的基本标准是什么?这就是凯恩斯在他的理论中所创建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

第三章 “看得见的手”与经济增长

我们制定了一项战略,我们坚持了我们的原则,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些目标导致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克林顿

第一节 凯恩斯教导我们如何应对生产过剩

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理论上推翻了古典经济理论的市场万能理论,他第一次告诉世人,古典经济理论所提出的在市场经济下不存在普遍性生产过剩的提法其实是不正确的,由此而得出的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就业是有保证的命题也是错误的。他还苦口婆心地告诉各国领导人,你们要是再迷信市场机制的作用的话,你们的国家会经常的遭遇经济危机的。在存在严重的失业和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衰退时期,作为政府你们不应该袖手旁观,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增加社会的就业量,促进经济的发展。

当然了,如果要理解凯恩斯应对生产过剩的经济理论,我们起码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经济是增长了,在什么时候经济又出现衰退了,经济增长与否的基本标准是什么?这其实就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的问题上来了。大家都知道在世界深陷次贷危机之际,我国政府在2009年初仍然提出保8目标,简单地说,要力争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最终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又是如何得出来的呢?这个8%到底指的是什么增长了8%呢?是产值?利润?收入?还是其他的什么指标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核算。

相信很多读者会经常注意到我国国家统计局向媒体所发布的统计公告,应该经常听到一个概念叫作GDP。以前我国的一些统计部门还会提供一个叫作GNP的数据。这两个指标都是什么意思呢?它们各自包括了哪些内容,又是按照什么方法得出来的呢?

首先,我们现在用于国民经济核算最常用的指标是GDP,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内生产总值。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之内的总收入和用于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总支出。正如前面古典经济理论中所提出的供给决定需求一样,我们进行任何一笔交易往往都会涉及买卖双方,比如说你跑到商店花5000元钱买了一台大彩电,那么对你来说你就总支出了5000元,然而对于商店来说则是总收入5000元钱。无论什么样的交易,对于买卖双方来说都涉及到了资金的收付,因此反映为自己的总收入或者总支出,而每一笔交易的总收入与总支出总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最为简单的经济体系,里面只有两个成员,一个是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另一个则是为企业提供劳动力的工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企业要向工人支付一定的工资报酬来换取他们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实实在在的产品。在这里面工资就是工人的收入,同时也成为企业的生产成本,成为企业的支出。另一方面,企业将所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都卖给工人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笔销售收入也就转变为企业的所得,只是企业的所得被分为了两块,一部分是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而剩余部分则成为企业主的利润。因此在这个最为简单的经济体系中,总收入是工人得到的工资和企业主所得到的利润,而总支出是企业出售所有商品的价值总和。相信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二者仍然是完全相等的。这其实就是说在核算总产出时,无论我们通过从收入的角度来统计,还是从支出的角度来统计,得出的结果应该是完全相等的。

我们再考虑略微复杂一点的经济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中,工人并不会把他所得到的所有工资收入全部用于生活消费,他会把一部分工资收入转化为储蓄存入银行。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社会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比如是10万元,其中有2万元转化为企业主的利润,最后成为企业主用于企业扩大生产的投资支出,剩下有8万元支付给工人当工资。然而工人只会拿出其中的5万元用于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消费,而把其中的3万元用于储蓄。读者请想一想,现在的经济循环还平衡吗?

在这个经济体中,企业一共生产出价值为10万元的商品,这也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总供给量;另一方面,企业主获得了2万元利润,他会把其转化为用于进一步生产的追加投资。工人获得了8万元工资,可是他们只会消费5万元,而会选择把3万元用于储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需求量是多少呢?答案很明显,是7万元。资本家消费的2万元与工人消费的5万元。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整个社会的总供给量是10万元,可是总需求量只有7万元,出现了需求小于供给,这会导致企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商品就会卖不出去,而转变为企业的存货,这个经济体系也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当企业的存货不断积累时,那么企业就只能选择减少工人的雇佣量,减少生产规模,失业与经济衰退也就因此而出现了。

然而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工人通常会把自己不消费的3万元以储蓄的形式存入银行,那么这笔钱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笔没有用的死钱了呢?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生活中银行吸收普通储户的钱是要向他们支付利息的,如果银行把吸收到的所有钱都放在金库里睡大觉的话,它哪来的钱用来支付利息呢。如果不想个法子赚钱的话,就是拥有再多的资本金也迟早会坐吃山空而亏光的啊!显然,银行会想法把吸收来的全部存款都贷出去,靠吸收贷款利息来向储户支付利息。当然,现在的银行制度是要求银行保留一部分存款准备金,银行自己也需要保留一部分现金以应付储户的日常取现的需要,是不可能把所有吸收来的存款都贷出去的。但在这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这些因素。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们在什么时候需要向银行贷款呢?一种是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一种是普通消费者用于买房、买车等大额的消费,或者信用卡消费。不管贷款是用来干什么的,这笔贷出去的钱都将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用来购买各色各样的商品。由于银行出于追求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总会最大限度地把吸收来的存款都以贷款的方式贷出去,这就能够保证银行发放的贷款恰好等于其吸收的存款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的总供给是10万元,而市场的需求为资本家的2万元初始投资,工人的5万元初始消费,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投资与工人消费的银行贷款3万元,总需求恰好也是10万元。这样,这个经济循环又平衡了。这就是凯恩斯在他的理论中所创建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问题的本质了,在社会总需求中尽管在不同情况下具体的内容会有差异,但是无论是自身的收入还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最终其实都只是转化为两种途径:消费与投资。因此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他的分析立足点也就在于如果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会导致生产过剩,那么政府就应该怎样从消费与投资两个方向来增加社会总需求。

凯恩斯告诉大家,政府应该清楚影响工人的消费水平与影响资本家的投资水平的因素有哪些。即使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够克服经济危机,那么政府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想方设法通过推动社会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最终就形成了凯恩斯最为著名的三大心理规律,后面几章我会专门对其进行深入的介绍。

如果社会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已经无法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来推动的话,每一个人或者企业都不愿意拿出自己的钱来消费、来投资,结果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考虑,你们都不愿意花钱,那我代替你们花钱不就行了吗。政府固然没有办法通过直接的政策来极大地改变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那么政府总是有能力决定自己要花多少钱的吧。在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旺盛的时候,政府可以减少自己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可以给社会经济起到降温的作用。如果社会处于经济危机之时,人们既不愿意消费也不愿意投资,那么政府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利用政府支出来弥补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以此来推动经济重归健康发展之路。

凯恩斯一反古典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传统,提出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代替市场来弥补那些无法由市场来实现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凯恩斯的核心思想,通过政府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生产过剩。当消费需求不足时,政府只要扩大对国防产品、公共行政产品等产品的公共采购,就可以有效地增加社会总消费需求了。当投资需求不足时,政府只要加大修桥、修路的公共建设,就可以有效地增加社会总投资需求了。也就是说,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满足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这一任务时,其实是可以运用政府财政政策手段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我们继续来看国民经济核算。前面我们知道了GDP主要包括消费(C)和投资(I),而且我们知道政府的财政支出(G)也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消费与总投资,因此,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一个国家的GDP也就是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即:GDP=C+I+G。这也就是凯恩斯所得出的最基本的国民收入恒等式。显然,如果在这个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或者说经济衰退,那么我们只要想方设法增加这三个因素就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了。我们可以鼓励消费,可以鼓励投资,也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无论哪一种措施,最后的结果都是推动了整体GDP的增长。

爆发于2007年的这次次贷危机,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可是即使在这个环境下,我国政府仍然坚定地喊出了保8的目标。为了保证这个目标,我国政府的确采取了很多重要的措施,大家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些政策一般都是针对上述的三个目标而制定的。提高离退休工资、提升政府事业单位工资、家电下乡、推出免费消费券等措施,都是针对增加社会消费需求而定;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降低贷款门槛、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创业贷款等措施,都是针对增加社会投资;而4万亿投资计划,则是典型的通过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思想对于我国政府的政策决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如果我们考虑国际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出口就意味着他们不但赚本国人的钱,还额外的赚外国人的钱,他们生产的产品不仅用来满足本国人的消费与投资需求,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用于出口,以此来满足外国人的消费与投资的需求,这就等于是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消费品或投资品的总供给水平。与之相对,如果一个国家对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就意味着他们的消费与投资的需求不仅由本国的企业来满足,有一部分由于是购买国外的商品与服务,因此等于是由外国企业来满足,让外国人来赚自己的钱,这就等于增加了这个国家对于消费品或投资品的整体的需求水平。

如果一个国家进口与出口正好相等,我们就说他们的进出口保持平衡了。他们通过出口商品从外国人那儿赚来的钱全部又都用来买外国人生产的商品了,钱从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了。你既没赚到外国人的钱,又没让外国人赚到你的钱,那么这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就不会影响本国的国民收入核算。如果这个国家存在国际收支顺差的话,就意味着外国每年对它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大于它对于外国产品的需求量,因此每年的出口规模要大于进口规模,这个国家需要净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也就可以从外国人那儿赚到一笔钱,这显然就增加了这个国家的GDP数额。而如果这个国家存在国际收支逆差时,这就意味着每年购买外国商品的价值要大于出口卖给其他国家的商品的总价值,这个国家国内的GDP,也就是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支出本来就有限,现在还要拿出一部分来购买外国的商品,为别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作贡献,这也就必然会导致这个国家GDP数量的减少。因此在一个开放的条件下,每一个国家的GDP还比较考虑其净出口,也就是出口(X)减去进口(M)的数额。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完整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公式:GDP=C+I+G+(X-M)。我们每年看到一些媒体上所提到的GDP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核算出来。当然在实际核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企业的实际支出,或者是实际的收入,它总体上仍然是反映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一年内的价值的增加值。

在这里值得多提一句的是,GDP只考虑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的价值的增加值,那些不是产自这段时期的产品的交易就不应该被考虑在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相信很多读者都有买房的经历,你通常有两个选择,一是购买新建商品房,另一个选择是去购买二手房。这二者的差异对于你来说只是你住的是新房子还是旧房子,但是对于国家来说这二者的意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新建商品房由于是当期所建造,因此需要被纳入到GDP的核算体系内,因此,如果你买的是新建商品房,那就意味着你为我们国家的GDP的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如果你购买的是二手房,假如这个房子是2005年建成的,2010年又由原房主把它再卖给了你,由于这个房屋的价值早已经在2005年的GDP中得以反映,如果我们再把它纳入到2010年的GDP核算中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明明只有一套房子,可是在2005年和2010年两次都被计入了中国的GDP里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想增加GDP就太简单了,我们要求每个拥有房子的人每个月交易一次房子,那么房子的价值就会被一次又一次地纳入当地的GDP中,在促进GDP增长方面,这岂不比建造一些工厂来得容易多了嘛。因此,对于像房屋这样多次交易的商品,它的价值仅仅在建成当年计入GDP,而不能进行重新计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购买二手房对于我国的GDP是没有太大的贡献的。然而如果他要通过中介来购买二手房,那么在这其中他支付的中介费将转变为中介机构的营业收入,这是要计入当年的GDP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收藏品市场上购买一些古董、历史性邮票、老球星卡等产品的话,也不会被计入到当年的GDP中,因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早在其生产出来的当年已经被计入GDP中了。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一样,前面我们提到的GNP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根据二者名称的差异,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内容的差异了。GDP关注的是新增价值必须发生在国家的范围之内,而GNP则关注创造新增价值的人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因此GNP其实就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对国外的要素支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姚明是中国人,可是他现在在美国的NBA打球,那么他每年1000多万美元的工资应该计入哪个指标,又不应该计入哪个指标呢?对于GDP来说,它关注价值的来源地,因为姚明的收入来源于美国,因此不应该被计入中国GDP,而应该计入美国的GDP。与之相对,一些美国人在中国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则却需要被纳入中国的GDP。而GNP更关注创造新价值的人的国籍,因为姚明是一个中国人,那么他所获得的收入显然应该被纳入到中国的GNP,但是相反,那些在中国工作获得收入的外国人的报酬,此时则不应该被计入中国的GNP了。

明白了GDP的具体涵义之后,读者朋友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会极度地关注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他们所说的经济高速增长又是根据什么来得出来的。但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GDP尽管很重要,但它远远不是现代经济的唯一重要的内容,如果盲目地追求GDP的增长,有时反而会影响经济的健康成长。

在西方经济学的圈子里流行着一个“GDP就是狗屎”的笑话。话说有一天,两个亿万富翁在一个公开场合碰面了,两个人都非常有钱,可是大家都彼此看对方不顺眼,因此都非常希望让对方丢脸、出丑。于是甲就对乙说,你看那边地上有一泡狗屎,如果你要敢把它给吃了,我就给你5000万美元。乙尽管也是亿万富翁,可是5000万美元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啊,对他还是挺有诱惑力的。于是他犹豫了半天,还是闭着眼睛咬着牙把那泡狗屎给吃了。看到乙真的吃了一泡狗屎,甲有点傻眼了,尽管心里很开心真的让对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了,但是从自己口袋中掏出5000万美元也还是蛮心痛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人还是比较讲诚信的,他还是开出了一张5000万美元的支票给了乙。

乙吃了狗屎以后听到周围很多人的嘲笑声音,心里别提多后悔了。心想我好歹也是一个亿万富翁,也算上一个社会名流,以后传出去说我居然吃狗屎了,那我的脸放哪儿啊。看来我必须要让甲也跟我一样丢一次脸,钱财事小,丢脸事大。于是乙对甲说,前面地上还有一泡更大的狗屎,如果你要能够把它也吃了,我就把这5000万美元还给你。

甲正在郁闷,打赌一下子就输了5000万美元,回家以后怎么向老婆交代啊。听了这个话,尽管有些不情愿,但是一想吃一泡狗屎就可以赚5000万美元,这生意也还是值得做的,于是他也咬着牙吃了一泡狗屎。这样乙又把甲开给他的5000万美元的支票还给甲了。

甲、乙二人每人都吃了一泡狗屎,都觉得非常的恶心,他们都感觉反胃、恶心,都趴在地上快把自己的苦胆水都吐出来了。这个时候围观的人群里挤进来一个白发苍苍的知名经济学家,他紧紧握着两个人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感谢你们啊,你们给我们国家创造了1亿美元的GDP啊,你们是国家的英雄,是民族的功臣啊!

从前面这个小笑话中我们看到,甲和乙两个人其实都只是吃了一泡狗屎而已,他们并没有创造真正的财富。然而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甲打赌输给了乙5000万美元,乙因此获得收入5000万美元,这必然会记入当年的GDP;而乙又打赌输了后,又还了甲5000万美元,这又得记入甲的收入,同样也必须记入GDP。这样一来一去,两个人一共获得了收入1亿美元,这就反映为GDP核算中也增加了1亿美元。然而,尽管GDP有了如此巨大的增长,但是大家觉得这样的GDP增长有何意义吗?

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搞公共建设的时候,没有经过科学的规划就胡乱上马,往往一个工程做了一半又重新换了一个规划,再全部拆除,然后重新建设。比如说一个地方先花费数亿元巨资在市中心搞了一个巨大的立交桥,结果两三年后又换了一个领导,他把这个立交桥拆了,又重新花费数亿元再搞一个市民公园;没过几年,又把市民公园拆了,又花重金铺了一片绿地出来。在这过程中,纳税人上交的税收收入被大量的浪费,公共建设也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然而反映在GDP核算中,这些拆建工程的进行为这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收入,GDP也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但是这样的GDP增长有何质量可言呢。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无论是旱灾、洪灾、地震、台风以及一些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给很多受灾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害,救灾与灾后重建需要政府投入非常巨大的资金,这同样也能够极大地提升当地的GDP。但是有谁会愿意以GDP的增长来换取如此众多的自然灾难,以及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也是奉行唯经济增长论。然而在大力发展经济、推动GDP增长的时候,有时却造成了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和频繁出现的工伤事故,这些隐藏在GDP增长背后的一些隐形的代价往往被很多政府所忽视。从这方面来说,如果一个政府的眼中只能够看到GDP,那么这样的政府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GDP对于现代经济的确很重要,但它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经济的最高目标这个地位。

在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是主导了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而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保证充分就业,不可能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的“萨伊定律”被众多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视为真理。然而一次次的经济危机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点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领导地位,而凯恩斯的伟大正是在于他合理地解释了在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也是可能会出现生产过剩的。

凯恩斯通过他对于现代国民经济的核算的研究,告诉大家国民经济是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国际收支所组成,要解决消费不足的难题,每一个政府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手段,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来弥补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或者投资需求不足的缺陷,从而增加社会需求,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将在后面几章中,分别分析“看得见的手”在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增加社会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革税收制度等领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市场机制为什么难以保证充分就业

凯恩斯告诉大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效需求不足其实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无论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社会供给的需要,这种情况下,社会供给长期大于需求,总会有一部分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市场没有办法产生与之对应的市场需求而卖不出去,这就不得不被迫转变为企业的存货,甚至成为企业的损失。一个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它就会减少自己对于其他企业产品的消费,这其实又会导致其他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通过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也就由此而产生了。在凯恩斯看来,正是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才给经济带来潜在的危机,这也就酝酿着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从这个方面来说,经济危机其实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现象。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在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斯密的信徒,他们盲目地信任市场机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认为供给决定需求,有多大的产出必然就会带来多大的需求水平,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长期的保持稳定发展,政府根本就不用对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进行过多的干预。在他们看来,市场机制是可以保证充分就业的,因此就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经济保持一种健康、稳定的增长状态。

在这里我们要引出一个问题了。既然古典经济学者认为市场机制下充分就业是可以保证的,而凯恩斯却认为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充分就业,那么什么是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可能有些读者会说了,那还不简单吗,从字面上来看猜也能猜出充分就业的含义了嘛!什么叫充分就业啊,充分当然是指全部、完全的意思了,那么充分就业显然就是指完全就业,也就是指所有劳动力都得到了工作岗位,都处于就业的状态之中了。但是很遗憾,其实仅仅从字面意思上这样去理解充分就业的含义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我们经济学中的充分就业远不是从其字面含义上理解的那么简单,充分就业也绝对不是完全就业,更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够得到工作岗位。

按经济学的观点,所谓的充分就业就是所有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到工作岗位。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了,乍看起来这个定义和前面我们理解的那个完全就业的定义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面首先对劳动力进行了界定。如果要构成劳动力,那么这个劳动力肯定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价值换取一定的工作报酬的人。也许有一个人,他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也许他从主观上拥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报酬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但是由于身体机能不允许,他是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么他肯定不应该被纳入劳动者的范畴。还有一些老人、孩子,由于年龄的问题,即使他们拥有通过自己的劳动自力更生、获得劳动报酬的意愿,他们也是不应该被纳入劳动力的范畴。因此我们在统计失业人口时,不应该把这部分缺乏劳动能力或者不在适龄范畴内的人纳入失业人口。我们更不能够说,由于这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老人和孩子没有能够得到工作,所以我们当前的经济就没有实现充分就业。

大家要注意,充分就业是指所有愿意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就业的劳动者可以得到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国内各个高校纷纷扩大了招生规模,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大学生的身份很神圣,很了不起,然而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我们发现满大街都是大学生。有人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话,说在当前这个社会上,从楼上扔块砖头砸到十个人,你会发现砸到八个大学生,还有二个是研究生。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大学生在社会上的角色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昔日的天之娇子,转而成为高不成、低不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们看到由于金融机构、制造业企业等以往的招聘大户深受危机打击,大量减少了招收大学毕业生的数量,2009年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据有关单位统计,截止2009年7月,我国的大学生就业率仅有70%左右。可是大家真的相信会有如此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吗?难道中国国内的大学生真的是如此的过剩吗?

可能很多来自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读者会感受到,即使在就业压力空前的危机时期,如果去参加一个大学生招聘会,大型国有企业、银行等事业单位、三资企业展台前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应聘的大学生,可是很多民营企业的展台前却门可罗雀,难得有几个大学生前来询问。即使这些企业决定录用一些大学生,如果他们给出的工资水平不是很高的话,可能很多大学生也不会愿意前来工作。

在前些年,很多留学海外的学生回到国内都会有很多单位来抢,薪酬标准也远远高于国内大学生,他们往往被我们称为海归(龟)。然而只是几年的工夫,大家惊奇地发现,现在居然会有很多留学生回国以后找不到工作,而只能在家待业,海龟也就此转变为海带(待)了。于是很多人把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于过多的国人盲目地追求出国留学,导致归国留学生的数量剧增。但是大家真的相信会有如此多的拥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甚至很多都是来自国外名校的留学生在现代的中国会找不到工作吗?其实并不尽然。这些海归之所以变成“海待”,并不是缘于他们真的找不到工作,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觉得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准确地说,他们所能够找到的工作并不能让他们满意,因而他们往往选择放弃这样的工作,而开始等待一个真正让自己动心的工作机会的出现。归根到底,“海待”的出现是由于当前国内很多留学生的就业观念没有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不是他们真的就素质差到找不到工作了。

2008年与2009年,对于很多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是一场永远不愿意回首的噩梦,他们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就业寒冬”。然而这样“就业寒冬”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源于一些媒体的恶炒与大众的臆想。实际上,在2009年的“就业寒冬”中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可能有一半左右都是属于上述这种情况的。即使有单位愿意接收,但他可能会以单位收入低、工作辛苦、单位性质与工作条件不理想等借口,不愿意签约就业。那么,你们觉得这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应该被纳入失业人口吗?

更有甚者,在当今社会中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些“啃老族”大学生。他们可能由于家境比较好,尽管大学毕业了,但是他们仍然习惯于依靠父母来生存,他们并不热衷于找工作,甚至就根本没有寻找工作的计划。在他们看来,反正父母有的是钱,我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钱对于家庭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如我不用工作,缺钱就找父母要好了。这些“啃老族”大学生只是完全依靠父母的支持,在社会上虚度着自己的青春。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不仅是不愿意在当前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其实是根本就不愿意工作。那么对于这些人,如果我们把他们纳入到失业人口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其实在当前的社会中,还有很多人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只是由于嫌所找到的工作不理想而拒绝工作。这种情况其实就不符合愿意在当前的工作条件下工作的定义,因此,由这些原因所导致的失业人口应该被纳入自愿失业,而不应该被纳入真正意义上的失业。

好了,有些读者说了,如果按照你对充分就业的定义,所有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到工作就是充分就业,就是说所有人都愿意在当前的工资条件下工作,充分就业是不是还是代表着完全就业,百分之百就业。其实也不尽然。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通常把在国有企业工作或者是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叫做找到了“铁饭碗”,意味着只要你得到这样的工作,只要你不想走,你可以在这个岗位上混一辈子,永远不用担心失去工作。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大学生仍然青睐于报考公务员,他们的理由并不在于公务员的收入待遇有多好,而在于他们认为公务员工作是一个铁饭碗,可以一辈子不用担心失业,更不用担心缺乏保障。之所以有些大学生甚至放弃了一些待遇相当不错的企业的工作,而选择一个工资待遇、工作条件都不太理想的政府机关,原因也就在于此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第一家国有企业破产开始,中国的铁饭碗早已经打破了。现在国内的工作讲究的是“能者上,庸者下”,只要你有能力,你可以在社会的各个不同性质的单位找到能够发挥你的能力的岗位。如果你没有能力,即使你现在得到工作,也会被竞争所淘汰。大家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现代的社会中很少有人会指望一辈子都在一个单位干,跳槽或者说猎头已经成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名词了。

很多读者可能已经换过多家工作单位了,请回想一下,你们在不同的工作单位之间转换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没有工作的,在这段时间你们愿意工作,并且也在努力地去寻找工作,但是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找到适合你们的工作。像这样的在两个工作之间转换所造成的失业,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失业,我们把它叫做摩擦性失业。

当然,有些时候摩擦性失业并不是由失业者自己主动换工作导致的,而是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读者们应该可以感受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基本每个城市中纺织厂都是就业大户,可是由于技术落后、效益低下,很多纺织厂在市场竞争的洗礼下轰然倒下,很多纺织女工不得不离开纺织厂而去寻找其他的工作。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多工作岗位上都可以看到以前纺织女工的身影。她们大多都感受过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原有企业的倒闭,从而被迫重新寻找工作的经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很多国有企业由于效益低下,都遭受了破产、减产的命运,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其实是伴随着大量的国企工人的下岗而实现的。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下岗工人自强不息、重新寻找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自身价值的故事。这些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社会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一些就业人口被迫转换工作,在转换工作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失去工作岗位的现象,这就是一种结构性失业。

还有一种失业其实更加奇怪。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很多单位都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可能10个人干的活实际上只要二三个人就可以完成了。这就是说劳动力尽管得到了工作岗位,然而由于工作量不足,根本没有发挥自身的全部能力,劳动力的利用效率极为低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有10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但是他们其实只是完成了二三个人的工作量,那就隐含着浪费了8个人的工作能力,也就是导致了8个人的隐性失业。

正是由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隐性失业的存在,即使是达到了我们所说的充分就业,也并不代表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真正得到了工作,社会上总是存在一定的失业人口。在经济学上,我们通常把处于充分就业时期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比如在美国,即使上世纪90年代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之下美国经济处于繁荣之际,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美国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一时期,自然失业率也是存在的,总会有些人处于失业之中。按照美国的经验,这样的自然失业率通常为5.5%左右。换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当美国的失业率达到5.5%的时候,它就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却不能得到一个工作岗位,这是一件极为悲惨的事。同样是愿意工作的人,有些人能够得到工作,有些人却悲惨的处于失业之中,这也同样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公平。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凯恩斯解释了西方经济为什么会长期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之中,经济危机又是因为什么才会经常性的出现,而经济危机的出现通常又会极大地打击一个国家的经济,从而把更多的原来工作的人抛入失业的大潮之中。我们从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历史影像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大批的失业工人徘徊在街头等待着工作的无助。当社会上出现大批的失业人口的时候,社会秩序必将因此而变得混乱,甚至会影响当权者的统治。因此对于西方政府来说,治理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要促进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就是要创造工作岗位,要将更多的失业工人吸纳到工作之中去,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政策统治的稳定性。而当市场机制无力实现这一任务时,这一历史的重任显然就落到了政府的头上。

第三节 “看得见的手”对于就业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

对于我们现代经济来说,就业与经济增长其实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把它们看作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当一个社会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了,自然就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社会对于就业的需求就会变得更加旺盛,那么就业人口当然就随之大量增加,失业率迅速下降。与之相反,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深陷危机之中时,经济不景气,居民当然没有钱用来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社会需求就会不足;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仓库中,只能被迫选择减产甚至破产,显然就会有大量的工人因此而被抛入失业的洪流之中。

凯恩斯革命所提出的通过积极有效的政府财政政策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就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致使社会失业率的迅速下降。如果你非要寻求凯恩斯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到底是为了促进就业还是推动增长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好像当你用一把剪刀剪开一张纸之后说,我来问你,到底是左半边剪刀剪的这张纸还是右半边剪刀剪开的这张纸一样。

“看得见的手”对于就业与增长的影响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无论在哪一次经济危机之中,各国政府所强调的首先是就业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最为关注的往往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社会生产萎缩了,作为政府所关注的更多是失业率的飞速飙升。太多的人失去工作而没有生活来源,可能会有人面临饿死、冻死的危险,政府应该如何帮助这些无助的人,如何能够让他们获得一定的收入来源,从而保证他们能够顺利的熬过经济的寒冬。

很多读者都注意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头号难题。仅2008年一年时间,整个美国新增失业人口260万人,失业率上升至7.2%;而从次贷危机爆发到2009年上半年,已经有72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其失业人口增加量比此前9年中的失业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截止2009年6月,美国失业率已经飙升至9.5%。失业率的迅速增加,给刚刚就任的奥巴马政府来了一个下马威。这样的当头一棒让奥巴马总统猛然发现,原来这个总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当一个总统,我得解决如此多的人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只要有人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我这个总统肯定第一个挨骂,说不定我以后再下去视察工作,那些吃不上饭的失业工人就会拿大筐的西红柿、臭鸡蛋来侍候我了。看来,我必须要解决如此多的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了。

在应付次贷危机之时,无论布什还是奥巴马,在多次公开场合再三强调的始终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处理通用和克莱斯勒等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的资产时,政府所强调的仍然是接手这些企业现有资产的新企业,必须接收该企业现有的所有员工。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通过了一项美国人条款,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政府金融援助的金融企业,必须优先考虑雇佣美国人,只有所有美国人都找到工作之后,才能雇佣外国人。即使一些美国的银行引入一些外国高级人才,那么这些高级人才也不应该是抢了我们美国人才的饭碗才被引进的,在引入这些高级人才之前的三个月和引入以后的三个月内,这家银行都不得辞退或替换美国雇员。这个政策一颁布,美国的那些金融机构发现它们别无选择了,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它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撑过这次经济寒冬,看来只有拿这些没有后台撑腰的外国人开刀了。所以此后不到一个月内,美洲银行就宣布,从2009年夏天开始,停止招收从美国各商学院毕业的外籍工商管理硕士,我们不再招收你们外国留学生了,我们的工作岗位是留给美国人的。

想必有很多读者都曾经梦想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能够有机会到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等世界知名商学院学习,就读MBA,从而踏入华尔街,成为在金融圈内呼风唤雨的现代商业精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美国人条款真的得到完全的推行,那就意味着无论你的学习成绩有多好,只是由于你不是美国国籍,你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对于一直在国际竞争领域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的公平竞争精神的美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嘲弄。

随着美国为提升本国就业的美国人条款的提出,西方各国也开始醒悟了。好啊,你们美国人不是把工作岗位都留给自己人嘛,我们国家到你们美国留学的学生们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们只能回国来和国内的其他国民一起抢饭碗,这不是让我们国家的就业压力更大了吗,美国这一招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好啊,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也不义了,我也学习你们美国,把我们国家所有的就业岗位也都留给自己人,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一概不用。在全球的就业中,由此出现了普遍的保护主义政策。前英国首相布朗也像奥巴马一样,公开宣称应该“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要想到我们英国来找工作,你们来了我们也不用你,反正你们外国人要是失业了也不是我们英国人,不会影响我们英国的就业压力。

从这些最新的事实中,想必读者开始感受到现代西方政府对于就业问题的关注程度了。其实大家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增长与就业就好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增长所影响的仅仅是社会的积累与政府的收支,而就业问题更多的反映为大量的人口是否会失去工作收入,被无助地抛向社会,是否会激化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显然这部分失业人口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政府统治的稳定。这显然是每一届政府都不可能忽视的大问题了。

如果我们是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我们还是迷信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希望利用它自身的调整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重新实现充分就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是主张通过价格的变化来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以此来实现供求平衡。经济危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出现失业率迅速上升的严重经济问题,就代表着劳动力的供应数量超过了需求数量。换而言之,社会上没有对就业人口的足够需求,就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那么根据市场机制的运作原理,我们只需要降低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了啊。只要工资水平出现下降,就会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嫌劳动报酬太低而不再愿意工作,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转变为自愿失业人口,这当然就减少了社会的劳动供给,降低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同时,工资水平的下降又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发现,我花费相同的工资支出,现在可以雇佣的劳动力的数量增多了,那么就可以乘现在工资低多雇佣些工人为我干活啊,这样企业就可能会增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只要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能够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上,社会对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就会实现平衡,那么自然所有希望找到工作并且能够工作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了,我们不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了吗。

上面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看起来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马,市场机制就可以自己实现充分就业,从而推动经济的平稳发展。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当前世界各国应付危机的政策选择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国家采用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来治理危机呢,难道是这些国家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各级政府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么简单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吗。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由于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旺,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因此它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旺盛。如果不能扩大它们的产品的市场销售,那么即使劳动力的价格大幅下降,它们最多会选择用劳动力来替代成本更贵的机器设备,却并不会过大地增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数量。直白地说,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即使工人愿意无偿替企业工作,企业也不会愿意再增加产品的生产,这当然就不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工资的变动对于劳动力需求扩张的作用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另一方面,人要生存总是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人的生命就可能遇到威胁。这部分消费需要其实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发性消费需求。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性社会”中,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可以使得他们能够维持一个相当良好的消费水平。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工人们对于衣食住行等自发性消费的需求标准是远远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那就意味着尽管可以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来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但是这些企业的工资调整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最多把工人的工资水平降到其自发性消费水平就不能再降了。如果把工人的工资水平降到他们的自发性消费之下的话,那就意味着工人已经没有办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了,他怎么会愿意在这样的工资水平下工作呢。如果我们要考虑到每个工人可能还必须维持一个家庭的消费,那么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高于工人的自发性消费水平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其实工人的工资水平的下降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最多也只能降到略高于其自发性消费水平上就不能再下降了。像古典学派所倡导的那样,利用降低工资水平来帮助企业度过经济危机的作用机制的可操作性其实并不大的。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通过市场机制的价格机制的作用来调节劳动力的市场供需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经济衰退阶段,工资的下降对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扩张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工人能够忍受的工资下降幅度是有限的,政府是不可能单纯通过降低工资来实现劳动力的供需平衡的。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降低工人工资就意味着对工人的剥削加剧了,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如果有哪个企业希望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来向工人转嫁危机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激化,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在西方国家工会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就是你不降工资,它们有时都会嫌你加工资的速度不够快,还时不时的组织一次罢工游行什么的,你要是居然敢给工人再降工资,那么劳资矛盾就可能马上激化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混乱。

想必很多读者曾经听过一个另类版的“朝三暮四”的故事。说一个人养了一群猴子,他每天都喂它们红枣。猴子的饭量不大,每天上下午各喂它们4粒红枣就可以了。结果有一段时间他经济有些紧张,再这么喂猴子吃红枣,每天也得花不少钱啊。他就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从猴子嘴里省一点钱呢?要不我就每天减少喂猴子1粒红枣吧,这不就可以减少一部分我的日常开支了嘛。于是他就跟猴子们商量,以后每天只喂你们7粒红枣,上午喂4粒、下午喂3粒,行吗?结果猴子们听了很生气,大声向他抗议。他马上改口,以后每天我喂你们7粒红枣,上午喂3粒,下午再多喂1粒,喂你们4粒红枣,这样总可以了吧?猴子一听,哟,下午我们能够吃的红枣的数量比上午还多了,挺好。猴子就同意了他削减喂食量的提议。

我这里讲这个小故事是想比喻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工资弹性、工资刚性和工资粘性。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主张工资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它是可以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的,市场的力量总会使得工资水平保持在维持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相平衡的水平上。只要劳动力供过于求了,工资就会马上下降,而劳动力要是供不应求的话,那么市场的力量就会推动工资水平迅速上升。

凯恩斯以及在他这个时代其他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工资是存在刚性的,简单地说,就是只能上涨,不能下降。就好像你去找工作,刚开始工资是每月2000元,结果过了半年的试用期老板对你说,你表现很好,我给你把工资提到每月3000元,你显然会很高兴。但是如果换了另一种情况,你工作半年以后老板对你说,公司现在效益不好,能不能把你的工资降到每月1500元。再过几个月,也许老板又过来和你商量,要求把你的工资降到每月1000元。随着你工作时间的延长,你的工资水平却在持续的下降,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很多人甚至可能会选择辞职,再去寻找其他的工作岗位,以抗议这种工资水平的降低。这就是反映了人的一种简单的心理,“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我的工资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一些经济学家则批评了前面所说的工资刚性,认为工资绝对不能下降是不合逻辑的,他们提出了粘性工资理论。其内容就是说,工资不是不能调整的,但是工资的调整是需要非常缓慢的时间的,尤其是工资向下调整时,更需要推行非常缓慢的调整手段,否则的话,很容易导致工人的不满与辞职。

无论是上面所说的刚性工资还是粘性工资,其实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通过市场机制的调整来实现充分就业的。既然就业是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而经济发展又直接的受制于社会的投资与消费水平,如果市场机制没有办法自发地促进投资的扩张与消费的增长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让政府在社会投资与社会消费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呢。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在于需求不足,市场机制是无法保证需求的扩张的,那么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来推动社会的消费与投资的发展,这不就能够缩小供需之间的鸿沟,保证经济发展中的供需平衡,最终实现充分就业了吗。

在促进就业方面,最为直接的手段就是通过政府采购来增加社会消费需求,以此来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政府往往都拥有非常庞大的行政体系,维持与运营这个体系通常需要相当大数量的政府支出。与此同时,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行政职能,往往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公共采购来维持政府的日常运营。由于政府公共采购的规模巨大,往往养活了非常多的劳动力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如果想促进居民的消费,也是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或者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来间接实现。但是你要知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对于社会消费的推动其实是不可控制的啊,如果居民收到政府发给他们的补贴不去消费,而是选择把这笔钱存放到箱子底下,或者存到银行去,政府也是没有办法的啊。不过凯恩斯就说了,政府要是怕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的手段提升社会消费水平的办法效果不大的话,但政府自身的消费是可以控制的啊,政府完全可以扩大自身的消费规模嘛,你们花钱花多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不就跟着提升了吗,那么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不就得到很大的改善了吗。

扩大投资也同样是政府扩大需求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往往会承担着像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非盈利性的投资职能。在市场机制中,各个行业主体的决策都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像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或者用于调节地区差距、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青少年教育等公益性的事业投资,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直接给投资者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却能够给相关的地区与人民带来很大的利益,这就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很容易导致这些产品的供应不足。既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充分的供应,那么就应该让政府代表市场来承担这些投资活动的职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不仅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些投资往往会创造很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有效地扩大社会需求,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

对于政府来说,通过税收调整与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变人民的收入水平来影响社会的消费与投资能力,则是一种迂回的调节机制。对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关税等相关税收的税制调整,往往会改变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应向政府所交纳的税收总额,这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收入水平,岂不也就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消费与投资的能力了吗。与此同时,我们通常也会看到,政府会利用其财政收入,对个人的消费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补贴,或者以直接经济补贴的方式向个人或企业发放一定的经济补贴,这同样会改变他们的收入水平,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的需求量。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对于社会需求的刺激作用都不仅仅表现在其自身的规模。比如说,政府增加了100万元的公共采购或者公共投资的支出,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为社会带来了相应的100万元的需求,从而带来GDP100万元的增长,并刺激企业增加相应的就业岗位。但是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当政府增加了100万元的支出后,使得一些企业获得了总价达到100万元的收益,他们可以多卖出100万元的产品,获得相应的100万元的收入。但是企业并不是收到这100万元就停止活动的,这100万元的收入一部分会以工资的方式转移到工人手上,而工人显然会把其得到的工资的一部分消费出去,这又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消费增长。企业同时也可能把一部分收入用来购买原材料或者其他产品,这又为别的企业增加了新的消费需求。企业还可以把100万元扣除了工资支出与自身消费,剩下的部分用于投资,去购买一些机器设备或其他投资品,这同样也会进一步增加社会的需求水平。

当然也有些读者会说,他们不是还可以把钱存到银行吗?没错,如果他们把钱存到银行,就不会直接增加社会需求了,但是银行在吸收了存款后,不会只是把这笔钱放在金库里,它会把这笔钱再贷给其他企业或个人,显然又会带动起相应的消费需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但会在支出的同时给社会带来同额的需求水平,随着这笔资金转化为企业收入,又会进一步转化为消费或者投资的支出,从而进一步扩张社会需求。而且这样的过程会循环地一直进行下去。最终我们会发现,尽管政府只增加了100万元的财政支出,但是却带动起了一个远高于其初始支出额的社会需求,也就可以促进国民收入的更大金额的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其实就是凯恩斯所提出的乘数理论。

如果一个社会的消费需求越高,每个人就会把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时候,就等于把一个人收入的更大比重转化为了其他人的收入,从而进一步扩张其他人的消费能力,这就意味着政府支出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会越明显。

凯恩斯正是从市场机制是否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能否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角度,探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这种有效需要不足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所造成的。在搞清楚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的基础上,凯恩斯才发展出他的财政政策经济理论,倡导充分发挥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从这方面来说,凯恩斯是当之无愧的宏观调控理论之父,这因此奠定了他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不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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