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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理论综述

时间:2022-04-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五、文献与理论综述(一)文献分析由于短信的发展仅是近几年的事,因此虽然同为新媒体,但与手机短信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像互联网研究那样丰富多变。对检索出的资料进行初审,选取相关资料,并查找全文,以手机短信的传播学研究、社会心理研究作为纳入标准,排除重复研究类文章。国外对手机短信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数量非常之少。

五、文献与理论综述

(一)文献分析

由于短信的发展仅是近几年的事,因此虽然同为新媒体,但与手机短信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像互联网研究那样丰富多变。学术专著寥寥,研究论文也基本从2003年以后才出现,数量较少。笔者主要应用计算机检索yahoo、google学术搜索、百度搜索引擎,检索词为“Short Message Servi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hort Message Service+Social Psychology”“Text Message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手机短信+社会心理”“手机短信+人际关系”“短信+心理+人际关系”“手机短信+传播”“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等,同时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8-01/2009-6、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01/2009-6、万方数据库1994-01/2009-6期间的相关文章,检索词“手机短信”、“短信+社会心理”、“人际关系”、“短信+传播”、“人际传播”。对检索出的资料进行初审,选取相关资料,并查找全文,以手机短信的传播学研究、社会心理研究作为纳入标准,排除重复研究类文章。由此共收集到684篇关于手机短信的中英文文章和论文。

国外对手机短信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数量非常之少。在笔者接触到的资料中,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有:

1.“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via Mobile Phone Text Messages: Focusing on Gender Differences”(Tasuku Igarashi, Jiro Takai and Toshikazu Yoshida,2005),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考察面对面传统社会网络与手机短信缔结的社会网络在性别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何种不同的面向。

2.“Why Everyone Loves to Text Message: Social Management with SMS”(Louise Barkhuus,2004),一项关于年轻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如何使用短信息的研究。结论表明,短信在克服羞怯、推进社会适宜行为以及使用的便捷性方面,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3.“Media on themove: personalized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ness”(Kirsten Drotner,2005),从媒介分析的角度,论述了手机作为一种移动性极强的媒介,其短信功能使得传播更加人性化。

4.“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SMS Text Messaging”(Donna Reid& Fraser Reid,2005),将手机的使用人群分为“通话者”和“短信者”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讨手机这两大功能对人的不同影响。

5.“SMS: The Human Factor”(Joachim Bamrud,2002),探讨了短信传播的若干特征。

以上5篇研究论文多从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研究手机短信对社会的影响,采用宏观视角,即使其中“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SMS Text Messaging”(Donna Reid& Fraser Reid,2005)一文,也仅仅将短信使用者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缺乏对短信影响社会的微观层面——个体与个体间的人际互动投入关注。

就国内情况而言,对手机短信进行比较系统的描述与考察的论文不仅数量不多,研究层面也比较单一,一般集中在技术层面、经济层面、传播学层面、社会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总体看来,这些文章都是对短信传播的某一现象、某一特征从单一角度进行的描述和研究。这种情况当属正常,毕竟短信是一种时新的社会现象且发展迅速,因此,尚未来得及对其做整体的、系统的描述和研究就情有可原。

鉴于本研究的传播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视角,有关短信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论述在此不作详细梳理(从技术角度出发的,基本都是论述短信的发展历史和通信技术原理;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则是对短信经济的分析和概括),仅从传播学层面、社会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对相关文献做一初步分析。

1.有关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媒介的研究——传播学研究视角

对手机短信进行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在所有搜集到的文献中所占比例最大,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手机作为新媒体——第五媒体的提出;短信的传播方式和特点——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的方式;短信传播的负面社会影响及监管;短信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有关短信传播的定量研究等。在笔者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内,以传播学视角对手机短信进行分析的文章,一般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从媒介分析入手,探讨手机短信作为新媒体——“第五媒体”的相关研究。

这类研究大致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手机短信可以作为“第五媒体”而存在;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短信无法与传统四大媒体并列存在;第三种观点则从概念辨析入手,认为短信不能被称为媒体,“第五媒体”的称谓是一种不当表达。

首先,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据显著位置的论文,大多赞同将手机短信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四大传统媒体并列,探讨其媒体特性,同时赋予“第五媒体”的称谓,使之独立为一种新媒体形式而存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顾荣:《短信息:不容忽视的“第五媒体”》

朱家麟:《广州“非典”事件中的手机短信:关于“第五媒体”传播特质的思考》;

田中初:《第五媒体:从通讯终端到信息终端的演变》;

张培君:《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手机短信的媒体角色》;

徐海玲:《手机短信的传播学解读》;

胡忠青:《手机短信的传播学思考》;

成文胜:《第五媒体:短信还是手机》;

熊国荣、衫木:《手机:最有资格成为第五媒体》等。

与此相对的,付玉辉在《“第五媒体”与手机短信》一文中,探讨手机短信具有的媒体优势,从短信的超时空、移动、接受方式等几个层面进行分析,提出短信虽然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完美结合,但尚不具备第五类媒体的特征,与传统四大媒体无法相提并论。

另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手机”与“手机短信”两个概念不能相互等同混用,作为一种物理性的技术实体,手机才能被称为“媒体”,而手机短信只是手机附带的一种功能,称手机短信为“第五媒体”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达。手机短信只是手机媒体在现阶段的一种存在形式,不是全部,也不代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2)分析短信的传播方式和特点,视短信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体。

此类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出了人际传播是手机短信的主要传播功能,同时,它又具备大众传播的若干特点,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混合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综合功能,即“人际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传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罗翔宇在《手机短信的传播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作为目前人际传播的流行方式,手机短信在运行中也逐渐担负起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相对其他媒介而言,手机短信较好地实现了“随时随地传信息”的现代传播理想,并对传统传播学理论产生了冲击与突破。类似的研究还有莫湛、吴伟的文章《手机短信——新的传播方式》、袁艳、丁秋月的文章《手机短信的传播学研究》等。

范红、曲元在《手机短信的大众传播功能和效果》一文中,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手机短信传播的特点入手,分析了手机短信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中的作用,着重讨论了其大众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揭示了手机短信传播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刘瑛在《手机短信的崛起与小众化传播》一文中认为,手机短信作为一种人际传播媒介,基于自身的特征以及它与互联网相生相容的关系,其发展将会加速目前业已存在的传统大众媒体小众化的趋势。

刘伟的《手机短信的六种媒体优势》一文,将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兴的介入新闻传播领域的势力,在与传统媒体做细致的对比之后,分析其媒体优势:短信集合了纸媒体的书写、可存储以及互联网交互的优点,还拥有无线传播的独特优势——移动、即时。短信将各种媒体的优势高度融合,并通过网络进行了延伸,是一种融合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优势的新媒体。

(3)短信传播的负面社会影响及监管

这一类研究多从短信传播技术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如黄色短信、垃圾短信、短信诈骗等)出发,关注目前监管措施的缺失,从而提出自己的建议。代表性较强的有:

张潇潇的《不良短信传播现象分析》一文,从不良短信的类别、传播特点和监管等方面展开论述。

易容、周晓丽在《新媒介时代的信息噪音和控制——对手机短信文化空间的现状分析》一文中指出,由手机短信构筑的“拇指文化”空间已经给人类带来手机信息噪音的困扰,进而从手机的传播特性来分析噪音(指手机短信中的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危害公共安全信息、恶意病毒信息和不为受众所需的信息)产生的根源并探讨控制对策。

李洋的《第五媒体何处去——手机短信的负面信息传播现象解读》一文对短信负面信息的分类及成因做了探讨。

(4)短信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

此类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宏观探讨共有5篇文章,比较具代表性的是张文静的《新媒介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手机短信息传播分析》,该文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探讨短信息如何在中国社会中被建构、哪些因素促成这一传播渠道的形成、短信的传播范围和发展趋向,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和使用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之相类似的文章还有王凯波的《手机短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文。

(5)有关短信传播的定量研究

以上文章都是对短信传播所作的定性研究,而定量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方法,在短信研究中自然占据一席之地。有一些论文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对短信的传播现象进行了剖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周裕琼在《手机短信的采纳与使用——深港两地大学生之比较研究》一文中,以传播学创新扩散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依托,选取深圳和香港两地大学生做样本,考察社会、心理、人口这三类因素影响新技术——短信的采纳与使用的内在机制,在控制住人口变量的基础上,比较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作用。

赖昀、王颖曜、王莎莎在《上海大学生使用手机短信情况调查》一文中,以上海四所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大学生使用短信的一般情况、对手机短信的态度以及短信分别在人际传播和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等方面做了较详尽的调查。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周静的《手机短信使用动机研究——以清华大学学生手机短信使用情况为例》一文,该文将手机短信作为一种传播现象,以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以清华大学校园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为例,研究手机短信使用者的动机及使用者的行为和心理特性。

此外还有潘晓慧的《用户特质与满意度——香港手机功能使用的决定因素》一文,基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及管理学上的创新与传播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研究香港用户对手机功能采用的心理层面的影响,继而探讨用户的特质与使用手机功能而获得的满足之间的关系。

2.有关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研究——社会学研究视角

短信传播作为一种风起云涌的社会现象,势必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研究方法及所依据的理论,呈现出层次多样、视角丰富的特点,涉及社会文化影响、社会语言应用、现代性、个体私域建构等不同层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

殷俊、汤莉萍、殷瑜在《第五媒体: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一文中,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植根于中国特色文化下短信的特殊社会功能,即社会交际、情感融会、娱乐休闲三大功能。

王雅玮的《凝视手机——一个社会学的试分析》,以吉登斯现代性三大动力为基点,对手机、手机参与“实践着”的社会事实所“体现”的现代,以及现代之“后”做了初步的分析。

王玉英的《手机短信传播的社会影响初探》一文,探讨了短信传播的两大社会影响:一是给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带来冲击;二是使人们的生活和思维发生改变,形成独有的文化现象。

夏雪在《手机短信与中学生“私域”的生成——某市中学生手机短信的文本分析》一文中,从日常生活背景和“场域”理论入手,以调查收集的短信记录为基础,探讨手机短信在中学生建构和扩大“私域”中的作用。通过短信记录里内容、用语等方面的文本分析,提出手机短信以自身独有的功能为中学生“私域”建构或扩大提供了可能。

刘景秀的《手机短信语言研究》一文,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对手机短信的类型、短信语言的特色、短信的文化关照以及手机短信对社会规范的冲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3.有关手机短信与人际交往的研究——心理学研究视角

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短信传播,多集中于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领域,也有部分针对短信的社会动机、发展心理、文化心理的探讨。

郜键在《青年人际交往的新景观:谈手机短信在人际沟通中的矛盾性》一文中,分析了短信在人际沟通中的时间因素、交往目的效果、追求个性和事实雷同、工具性与玩具性等各个方面的矛盾性,并指出手机短信的矛盾性实际上是社会的问题。

闫隽的《试论手机人际传播的特征》一文,通过分析手机的技术特征与人际传播的特点,论述传统技术网络化后手机对人际传播过程的影响,进而提出手机人际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行为的新特点,并对手机人际传播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预见。

牛军伟、王浩垒、赵俊忠在《手机短信的传播与社会心理探究》一文中认为,手机短信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作为交际的话语文本,体现了编码和解码的基本原则,进而探究短信的传播方式以及编码和解码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如原型模仿心理、求新求异心理、趋吉心理等。

项国雄、黄小琴在《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对手机短信进行文本解读》一文中强调了手机短信的人际传播特征,特别探讨了其中满足性人际传播和手段性人际传播的区分。

魏殿林的《手机短信的心理研究》一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手机短信流行的原因,在于人们通过使用短信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求、监测环境的需求、娱乐的需求以及经济利益和消费心理需求,同时,短信的使用还适应了国民的民族心理特征。

高华、彭新波在《青少年短信行为的心理循因》一文中,从信息认知、人际关系、性心理、情绪宣泄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当代青少年短信行为的心理原因,指出短信行为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从学校、社会、家庭及学生自身诸方面提出了教育对策;与之类似的研究还有陈少华、刘文兴、宋立娜的《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短信的相关研究》一文。

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2期)的《为什么中国人使用更多的短信》一文,则站在全球的视野,力图找出中国短信现象背后真正的内驱力。为此,该文利用社会交换理论,结合手机短信的现状与中国的族群文化特征得出结论:中国人之所以用更多的短信,是因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短信使用者相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来说,使用短信更具有总体报酬性——也即相对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族群,中国人使用短信的收益与成本之差要大于西方族群文化下的人群,而并非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简单经济决定论。

(二)理论综述

1.人际传播理论

人际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如果说传播研究立足于“讯息的传递与交换”对整个世界及人类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那么人际传播研究的范围可以相对缩小。换言之,人际传播具体研究讯息的交换对人际关系的建造、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其他样式的人类传播研究相比较,如大众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组织传播研究等,人际传播研究更加关注个体交往者在人类传播这条长河中的人身处境。

根据这一目的,人际传播研究主要有三大关注点[12]。一、把传播或交流视为人生在世,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特别是亲密关系的根基。探讨个体交往者如何通过交换与分享讯息,建构关系的意义,以及个体间可能建立、保持、发展或终结关系的整个传播过程。应该说,人际传播研究者借提出一种“我-你”式个体交往关系的理论,以便更深刻地关注人的个性在亲密关系传播中的特殊价值。二、人际传播研究关注交流者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主要研究个体交往者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差异。三、探讨交流者如何通过言语传播与他人进行互动,包括表达自我,界定亲密、熟悉、信任、控制等不同关系的类型。在交往过程中,语言具体显现为个体交往者之间运用词语和非词语讯息进行言说、倾听与观看的独特经验的互动。

2.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人性化趋势”和“补偿性媒介”理论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解释媒介的发展规律时提出这两个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的核心原则表述了这样一个概念: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我们选择的工具是:媒介如何延伸我们交流的范围和能力,却又不扰乱我们从生物学角度的企盼。[13]”莱文森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中得到灵感,认为人好比是“自然环境”,媒介技术好比是物种,存活下来的媒介是适合“人类某种自然的生态环境”的媒介。“补偿性媒介”理论则认为,人们选择的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媒介的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

该理论在手机短信的传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对于手机媒介,从生物学的角度说,人类在最自然的接受信息的状态下,头与身体是能够自由运动的。因此,互联网和电视最违背人性的方面莫过于对人的自由活动的束缚。虽然现在无线局域网技术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车载视听系统、微型电视等也在一定范围内投入使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手机媒介才彻底把人解放了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对互联网和电视最好的补偿。手机媒介这种人性化优势和对之前媒介的补偿性,超过了迄今为止人们知道的任何其他媒介。

3.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理论

该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引人注目且备受争议,被许多学者批评为过于极端。“媒介即讯息”的中心思想为: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直接就等于传播的讯息。这是由加拿大媒介预言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一书中提出来的。与以往把媒介仅仅视为传播的工具或渠道不同,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从而总会带来传播内容(讯息)的变化。他主张媒介是人的延伸,即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的延伸,广播是人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电子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的普及已经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必须群居或者集中在某个区域才可以获取信息的状况,它们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很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手机媒介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链接,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与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而是“人的延伸”。作为信息终端,它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被使用。而今,大多数人基本上已是“机不离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成为和五官一样重要的人体“第六感官”。

此外,麦克卢汉还认为,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因此,媒介又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new scale)引起的,这种新尺度是被我们的每一次延伸或每一种新技术引导进我们的事务中的。”[14]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或新技术,而是一种社会“新尺度”的创造;而这种社会“新尺度”势必会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或者成为新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印刷媒介出现之前,人际传播往往是直接地和面对面地进行的,而印刷媒介则突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的传播方式的限制,促使人们去解读和思索更为精密和复杂的印刷符号。而电子媒介的普及,则更是导致了全球生活的革命性变化。

从这个角度出发看手机短信传播方式的出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短信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必将推动社会交往行为的变革和重新构建。

4.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他创立的“拟剧理论”关注的是人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使这种表演取得良好的效果。

戈夫曼是这样认识人的社会生活的:人生是个大舞台,每个人只是舞台上的一个演员,每个人既是表演者又是观众,每个人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他人面前塑造出一个能被接受的形象。这样的塑造过程,戈夫曼称之为“印象管理”。在他看来,这种印象管理既是表演者与他人发生互动的过程表现,又是与他人结成人际关系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一种在互动中达到的效果。“印象管理”是戈夫曼拟剧理论的核心思想。

戈夫曼拟剧理论体系的展开是通过对一系列舞台表演概念的解释实现的。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前台”与“后台”的描述。所谓前台,是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固定的、为观众特定的情景部分。这一部分是可以被观众看到、并且使观众从中能获得一定意义的部分。在前台上,人的活动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其一为布景。这是表演进行中所必需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环境;其二是“个人门面”,包括人的特征(既包括年龄、身份、职业、地位等内在特征,也包括人的衣着、装饰等外在特征)及其举止。这一部分是表演者依据表演的性质与要达成的效果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的。“后台”则是指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舞台的部分。在后台,表演者可以不必像在前台那样关注自身形象以及布景的限制,表演者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与放松的。在戈夫曼看来,前台与后台之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转化的前提则是表演者对自己所面对的互动对象的情景界定。

其次,戈夫曼着重论述了“表演”在该理论框架中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印象管理”理论,戈夫曼提出为了在某种社会背景中给他人某种印象而做出的活动即为“表演”,表演的目的即表达某种意义。在戈夫曼看来,表演分为两类:其一是通过各种语言符号或者替代物所给予的明显的表达;其二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的隐含意义。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人,都希望表演是真实而不做作的,表演的内容与客观的现实是相符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对某类事物的主观认定与客观的实际效果之间有着差距,人的内部期望目标与其所扮角色往往会发生背离。因此,在表演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伪饰便在所难免。

手机短信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既是前台行为,又是后台行为,短信交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表演。我们每个人就像演员一样,在短信空间营造的“前台”中,按照一定的角色要求表演给观众看。通过编写短信,我们总是尽量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接近我们想要呈现给接受者的那个角色,对方看到的是那个呈现出来的角色而不是短信发送者本身。对于一些不善于在日常生活场景下进行人际沟通的人来说,短信又恰恰是他们的“后台”,他们本来的自我在短信行为中反而能够较真实地表达出来。

5.当代中国人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人际传播学的相关研究

跨文化心理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文化塑造不同的社会性的群体人格,即民族性格。中国人特有的朴素辩证思维特性和整体观对人们的文化心理与行为起关键作用,对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探讨能够使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人际传播的影响;中国人以伦理为人际关系的通则,以伦常作为确定是非的标准;“人情”是维系中国人际关系的主要纽带,“面子”调节着中国人际关系的方向和程度,成为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中国人将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格缺陷——封闭性、顺从性、趋避式冲突以及社会取向自我的特征也在发生相应改变,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新一代人的个性、多样性、外向性、社交性增强,同时新旧文化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替使其心理发展历程倍感剧烈冲突;手机短信之所以为现阶段中国人所广泛而频繁地使用,正是因为短信传播迎合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注释】

[1]http://info.tele.hc360.com/2005/01/04094345691.shtml。

[2]《今天你短信了么?——京沪穗三地居民手机短信消费行为调查》,《新周刊》, 2002年第7期,第48-50页。

[3]林洁:《手机短信取代直接交流不可取》,《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31日。

[4]Smith A,Williams K,“Ostracism through mobile phone SMS communication”.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3,(Supplement):25-29.

[5]陈少华、刘文兴、宋立娜:《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短信的相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年11月。

[6]赖昀、王颖曜、王莎莎:《上海大学生使用手机短信情况调查》,《新闻记者》2004年第2期,第43-44页。

[7]周静:《手机短信使用动机研究——以清华大学学生手机短信使用情况为例》,http://www.tsinghua.edu.cn/docsn/cbx/meiguan/zxcz/lunwen/zhoujing2.htm。

[8]吴文虎主编:《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9]《手机短信市场潜力巨大》,《人民日报》2003年4月2日,第11版。

[10]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中国SMS市场研究报告》(2005年简版)。

[11]《今天你短信了吗?——京沪穗三地居民手机短信消费行为调查》,《新周刊》2002年第7期,第48-50页。

[12]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14]M.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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