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第四节　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经济增长会导致环境状况改善还是恶化？这都是贸易与环境领域争论的热点问题。

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相矛盾的，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恶化，而环境保护会阻碍经济增长，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导致环境恶化。因此，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为了保护环境，应保持经济零增长。还有人认为，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以后，环境状况将趋于改善。

许多研究表明，贫穷与环境恶化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在许多国家，环境保护行动滞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收入水平低。有些国家仅仅是因为支付不起用于环境保护的费用，或者它们认为不应该为了解决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所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发展。

如果贫穷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经济发展至少可以部分地解决环境问题，它使一些国家从仅仅关注于当前的问题转向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确，至少一些实证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导致环境恶化；当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将伴随着环境改善，这也是EKC⁽¹⁰⁵⁾（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的含义。EKC曲线是倒“U”型曲线（见图17.4.1），描述的是一国人均收入和环境状况的关系：在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污染加剧；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伴随着环境状况的改善。

图17.4.1　EKC曲线的形状

但是，虽然有些证据支持EKC假说，但有些证据并不与EKC相符。分析表明，对于有些环境问题，EKC假说是正确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另外一些环境问题并不符合EKC假说。与EKC假说相符的环境问题是一些国内的环境问题，如城市环境问题、空气污染以及一些淡水污染问题。相对来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似乎并不与EKC假说相符，特别是CO₂排放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各国倾向于更关注本国的环境，也更愿意采取措施解决本国的污染问题，而对影响全球环境的一些污染问题重视不够。这也说明了在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时，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的关系中，贸易起什么作用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引入国际贸易呢？最直接的原因是，“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当然，在经济增长中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如完善的法律体系、合理的分配政策、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协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等等，但开放的贸易体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贸易体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贸易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2）贸易壁垒使商品的价格扭曲，对投资起到错误的引导作用；（3）封闭的经济体制不利于技术的发展和革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经济开放国家的发展速度往往明显超过经济封闭的国家。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的关系中引入贸易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人认为，国际竞争的压力引起或加剧了环境领域的政策失灵。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幅度削减的情况下，国际范围内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许多人认为这是导致政府更不情愿提高环境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贸易的自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使EKC无效，因为竞争的压力阻止了环境标准的提高，环境状况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改善。事实上，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减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是，随着收入的增加，环境标准更加严格，从而环境状况得到改善。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影响EKC的形状和关联度。有人认为，发达国家EKC转折点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关的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个论断。如果这个观点部分成立的话，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越过EKC的顶点将更加困难；而对于最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困难将更大，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污染产业将无处转移。总而言之，倒“U”型的污染曲线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成立，对于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如此。

但是，也有人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随着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用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尚不存在的新的生产技术，这样，发展中国家将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地达到和越过EKC的顶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促进技术的普及，贸易可以降低EKC的顶点。

一、理论分析

EKC假说的提出是受Simon Kuznets的研究工作的启发。他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现随着一国摆脱贫穷和落后，收入差距逐渐增大，稳定在某一中等收入水平，然后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位经济学家经过研究，作出了环境状况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与之类似的论断。这些经济学家包括Grossman 和Krueger（1991）⁽¹⁰⁶⁾，研究了NAFTA对环境的影响；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¹⁰⁷⁾为了给《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准备材料，研究了经济增长和环境状况之间的联系；Panayotou（1993）在为国际劳工组织（ILO）所写的关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环境退化状况的论文中也作出了相似的论断。之后Arrow等（1995）⁽¹⁰⁸⁾提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的假说，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或EKC假说）。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后来经济学家们才开始分析EKC的理论基础。

按照世界银行（1992）⁽¹⁰⁹⁾和Grossman和Krueger（1995）⁽¹¹⁰⁾的估计，对于一般污染物而言，污染排放的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收入8 000美元左右。而按照多数研究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空气和水污染在人均收入达到5 000～8 000美元之前会不断增加。但是超过收入水平后，污染水平开始回落，环境质量逐步好转。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EKC曲线开始上升，最终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因素单独或共同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包括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增加了对洁净环境的需求、污染治理活动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等。

对于EKC的形状，最普通的解释也许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了。特别是如果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洁净环境的需求的增加超过了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增加，倒“U”型的污染曲线就有可能出现。例如，可能存在一个收入的下限，低于这个收入水平，没有资源可用于环境保护，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在温饱尚未解决的时候，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获得食物、如何能够遮风避雨等等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确，在这种时候，很难拿出有限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¹¹¹⁾。收入提高以后，人们将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消费。因此，与收入相关的对洁净环境的需求是导致污染曲线最终下降的原因之一。

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一些研究表明，对洁净环境的需求的确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对不同的环境问题，人们的支付意愿并不相同，这也是经济学家们对不同的污染问题的转折点的估计值相差很大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污染问题的转折点相对要低一些，例如饮用水问题，而其他环境问题的转折点要相对高一些。如果某一污染问题既影响人们的健康又影响生产活动，其污染曲线就会下降得更快，SO₂的排放会导致酸雨对林业、渔业和农业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如果不对这类排放进行控制，还可能会危害到经济增长本身，这也是在较低的收入水平就采取控制此类排放的措施的原因之一（SO₂排放的转折点的估计值为4 000～5 000美元）。

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是影响EKC形状的另一个因素。Andreoni和Levinson（1998）⁽¹¹²⁾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为了将污染治理技术的作用分离出来以便于研究，他们假设对洁净环境的需求与收入之间没有联系。在这个假设条件下，他们发现只有在污染治理技术规模效益递增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单位污染治理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的情况下，EKC的形状才会是倒“U”型的。与之相对，在规模效应递减的情况下，EKC是“U”型的；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EKC在所有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是上升的曲线。

以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Andreoni和Levinson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就像其他大多数经济活动一样，污染治理活动也是规模效益递增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为什么污染曲线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下降也就很清楚了。原因就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污染治理设备的成本很少，占生产成本和利润的比例很低，使更多的单位支付得起安装污染治理设备的成本，因此，安装污染治理设备的企业将越来越多，环境状况也将得到改善。

更进一步，我们认为贸易活动对环境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贸易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扩大，使生产活动和污染治理活动都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是治理污染问题的方法之一。

可以解释EKC的形状的另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产业部门规模缩小，而另一些产业部门规模扩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一般是按照以下顺序进行的；起初，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如果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接下来就会进行资源开发，同时进行简单的加工，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外来投资促进了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变；随后，该国逐渐进入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结构以加工业为主，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加工业，如纺织品和服装业，其规模不断扩大，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先进的高附加值的加工业开始发展壮大；最后国民经济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经济结构以高科技的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生产活动的污染程度和国民产出的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因此，有一些环境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逐步得到改善。

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状况之间看起来好像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这个关系与收入本身无关，它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潜在的经济结构调整。我们以1960－1994年间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为例进行说明。在此期间，农业、矿业和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下降，而服务业（包括公用事业和行政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则相对上升。这种结构调整应该有助于美国生产活动的整体污染密集度的降低。与之相对，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如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则与之相反，虽然这有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Hettige et al.（1998）提出，在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前，制造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渐上升的，在人均收入水平为＄1 000～＄6 000时该比例达到最高，为25%左右；然后逐渐下降，在人均收入为＄20 000或更多时，下降到大约为20%。

经济结构调整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包括贸易自由化所引致的根据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专业化分工。贸易自由化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生产活动的布局，从而间接地改变了污染活动的布局。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如果规模扩大的出口部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规模缩小的进口部门的平均污染程度，该国国内的环境将得到改善；否则国内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出口是另一个国家的进口，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专业化于清洁工业。因此，国际贸易将使各国国内的污染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将污染从比较优势为清洁工业的国家转移到比较优势为污染工业的国家。对有些国家来说，即使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而使环境管制更加严格从而可以抵消负的结构效应，但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之和仍有可能超过技术效应。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某些环境问题的EKC转折点的出现，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污染产业规模的缩小，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从同样的有助于降低污染的结构变化中获益，我们并不能确定，更不用说最不发达国家了，因为它们有可能成为最后生产此类产品的国家。总而言之，倒“U”型的污染曲线对于落后的国家不一定成立，或者说，由于国内生产活动的污染性较大，转折点应该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同样，由于单个国家的结构效应不可能在全世界重复，对于世界整体而言，EKC可能也不成立。只要市场对污染产品有需求，有些国家就会生产，虽然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生产活动会从一些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些国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没有的清洁生产技术，从而有可能更容易地越过EKC的顶点。

二、实证分析

EKC假说提出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EKC假说进行验证。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存在单一的关系。

从数据来源来说，EKC研究尤其是跨国的EKC研究，其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环境监控系统（GEMS）。此系统是由联合国发起创建的，囊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污染数据，涵盖了除CO₂外的所有通常受监控的空气和水中污染物信息。至于CO2，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CO₂排放数据可从美国Oak Ridge国家实验室（ORNL）的CO₂信息分析中心（CD IAC）获得。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数据来源渠道，如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美国环保署（US EPA）、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机构（IEA）等。

EKC研究范围有三个层次：跨国的、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并不相同。

许多学者发现，并非所有的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具有倒U型的关系。例如城市垃圾、噪音和一些有毒物，甚至包括温室气体的CO₂排放，都不具有典型的倒U形态，这些污染物随着收入的提高反而有所上升。即使是被认为具有典型倒U特征的SO₂排放也有例外。例如，Stern等（1998）⁽¹¹³⁾学者发现，一些国家SO₂排放在达到或者超过“临界”水平后仍继续增长。水污染的排放也有一些例外。有趣的是，Panayotou等人（2000）⁽¹¹⁴⁾的研究发现，即使是通常被认为不具有典型倒U形态的CO₂排放，也具有倒U型的类似变化特征。在Panayotou等人的研究中，他们采用17个OECD国家时间跨度长达124年（1870－1994）的数据，经统计检验证明，CO₂排放的收入弹性在0.4～2之间，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但是，他们也发现，如果把有关的数据按40年分为3个时间段来分析，则显著性不明显。

以上分析表明，污染排放与收入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关系。当然，随着研究数据质量的不断提高和补充，有关的结论会更加清晰。表17.4.1总结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研究的部分实证分析，表17.4.2总结了对一些实证研究结论的理论解释。

表17.4.1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部分实证分析

资料来源：

正N型指环境污染随人均收入的增加首先上升，然后下降，最后又上升。

倒N型指环境污染随人均收入的增加首先下降，然后上升，最后又下降。

倒S型指环境污染随人均收入的增加首先上升，然后变得平缓，最后又上升。

表17.4.2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部分理论解释

资料来源：

同步关系指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同步增加。

三、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

如果EKC假说是正确的话，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污染曲线最终下降，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能够使环境改善。那么，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是否真的可以促进环境改善呢？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问题；EKC的出现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还是要依赖于特定的政策措施？也许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正常的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部分环境问题。例如，如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以对环境负责的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为了占领绿色产品市场，生产者就会相应地改变生产技术，采用“绿色”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但是，只有最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才会认为，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全部留给市场机制来解决。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将市场力量引导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来，政府有必要进行一些干预。

Jones和Manuelli（1995）⁽¹¹⁵⁾的论文是研究政策措施对EKC的影响的起点。他们假设在一个国家内部，有一系列的生产技术可供选择，但使用不同的生产技术，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差别；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税收政策或环境规章制度影响企业对技术的选择，引导企业选择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或方法（政策的执行也有一定的成本，包括由于投资的税后收益下降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在这个模型中，决定污染曲线的形状的是政治决策过程。一般来说，政治决策过程有两种：一是由开明的政府制定计划，通过征收环境税或实施环境管制来控制污染；二是由公众对环境政策直接投票，这样，大多数投票者的偏好将决定决策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由开明的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执行结果是：污染曲线是标准的倒“U”型曲线。当一国还很贫穷时，对经济增长的关心优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但是，当该国摆脱贫穷之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开始上升，政府开始制定并实施环境管理法规，征收污染税。当收入水平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以后，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管制促使企业投资于清洁生产技术，从而整体污染水平开始下降。简而言之，如果环境政策是由开明的政府制定的，在每个时点上在环境质量和产品生产之间都能达到最优的均衡，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洁净环境的需求增加，均衡水平随之发生调整，那么，标准的倒“U”型的污染曲线就会自然出现。

如果环境政策的制订依赖于公众的投票，则污染由线将会呈现不同的形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一国经济摆脱贫困，污染曲线首先上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开始下降，在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之后又开始上升。也就是说，污染曲线为“N”形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N”形的污染曲线。但到底是直接选举制度中的什么因素使污染曲线形状如此，我们尚不清楚。

在这里，我们重点要说明的是，政治机构的作用非常重要，污染曲线不会自动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只有政治决策过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污染曲线才会下降。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机制，或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更多地考虑了生产者的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利益，决策过程往往没有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更确切地说，如果政府对自己的行动不负责任，或者在决策中更多地考虑了生产部门的利益而不关心广大人民的利益，环境污染不会仅仅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不幸的是，在过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问题的关键是，为了能够制定或实施适当的环境政策，污染的受害者必须获得平等的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力。可喜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政治决策逐渐趋于民主化（虽然并不是各国都如此），也许这就是EKC的最终解释。但是处于单个国家影响之外（最大的国家或排放者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污染问题）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其污染曲线并不太符合EKC的倒“U”型的曲线形状。许多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Copeland和Taylor（1995）指出，在动态的多边贸易模型中，如果各国拥有自主制定本国环境政策的权力，全球性的污染问题不会仅仅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而得到解决。全球性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多边的国际合作，但由于各国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国际合作同样存在困难，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多边环境协议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无论如何，为什么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转折点比地区性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转折点高得多，在国际范围内缺乏制定和执行共同决策的强有力的国际组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

四、国际贸易与EKC

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布局，使一些国家的生产活动变得比较“清洁”，而另一些国家的生产活动则更加污染环境。但是因为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使面向长期的分析变得比较复杂。这意味着国民产出的污染布局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壁垒的变化。例如，如果一国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发展教育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的比较优势将会从初级产品转变为高科技产品，从而可以改变本国生产活动的污染密集度和结构，与同一时期内贸易体制的变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如果一国的储蓄率为40%，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20%，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的比较优势将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生产活动的污染密集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贸易只是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的因素之一，很难将贸易对污染曲线的影响隔离出来单独进行分析。

自然科学能够在一个可控的试验环境中，使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而对单个变量进行研究，而社会科学很难做到这一点。与之相比，经济学家们为了研究在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中单个变量的效应，不得不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有时这些历史数据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在研究贸易对环境状况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与可控的试验最接近的是，找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开始时具有同样的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密度和技术水平，但一个国家实施的是自给自足或内向型的发展战略，而另一个国家实施的是外向型的发展战略，然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污染情况。为了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到合适的、符合要求的两个国家是不太容易的，但类似的例子也可以找到，如北朝鲜和韩国、东德和西德，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东欧和西欧。但是，由于历史数据的缺乏，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引入了“开放度”指标，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对污染曲线的影响。

较早利用这个方法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包括Grossman和Krueger（1991）⁽¹¹⁶⁾，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¹¹⁷⁾，都没有发现贸易政策本身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例如，Grossman和Krueger发现，开放度较大的国家的城市的SO₂浓度比较低，而其他的空气质量指标，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浓度和黑子污染等，与贸易并没有明显的联系。

Rock（1996）⁽¹¹⁸⁾的研究发现，即使考虑了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各国存在差异这个因素，对外开放的国家也比封闭的国家污染情况更严重。也就是说，把收入水平和GDP中制造业所占比例相同的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开放度越大的国家，环境污染就越严重。在此基础上，Rock认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所提倡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发展）从环境退化角度来说代价很大，即使这种现象不是永久的，但是也有很长的过渡期，要等到发展中国家越过EKC的顶点为止。所以，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环境因素，这样的经济发展在长期内才是可持续的。

Suri和Chapman（1998）⁽¹¹⁹⁾分析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经济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的EKC的顶点的影响，也就是对与能源消费有关的污染问题的影响，包括CO₂的排放等。他们发现在东亚和拉丁美洲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国家里，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是不断增长的出口制成品的生产活动；而在发达国家，制成品进口的增加减少了对能源的需求。简而言之，贸易使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更趋于资源密集型，而使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的生产活动的资源密集型程度下降。因此，他们指出，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源消费的EKC的转折点被抬高了，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生产技术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一般征收的环境税也比较低，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政府还提供一定的能源补贴。

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1998）⁽¹²⁰⁾的研究虽然并没有试图对EKC本身进行估计，但他们的研究也与这个问题有关。他们的目标是量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他们集中研究了贸易开放度与SO₂的密集度之间的关系，使用了从1971－1996年间44个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份额每提高1%，全国平均的SO₂密集度就降低0.7%。同时，如果某些产品的生产活动排放SO₂比较多，专业化生产该产品的国家的SO₂的排放仍然很高。因此，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国际贸易改变了生产活动的分布，从而也间接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污染活动的分布。

总之，以上的实证分析说明，贸易的结构效应能够改变EKC的形状和关联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使一些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影响了两类国家的污染曲线。因为一般情况下传统的制造业比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更污染环境，结构调整也许对发达国家越过EKC的顶点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并不是对于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如此。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更具有污染性，EKC上升部分将变得更陡，顶点也被拔高。简而言之，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促使适当的环境政策及时得到实施，贸易的结构效应使一些国家更容易越过EKC的顶点，而使另外一些国家越过EKC的顶点更加困难。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贸易的结构效应。例如，Bruyn（1997）⁽¹²¹⁾对1980年到1990年间东德和荷兰的工业生产活动SO₂排放减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较高的环境税收和严厉的环境管制引发的技术革新是环境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国内的生产结构调整进一步降低了德国的空气污染，而使荷兰空气污染增加，部分抵消了技术革新带来的污染的下降。因此，在缺乏合适的环境政策的情况下，环境退化也许与贸易的关系并不大，而扭曲的经济刺激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必承担他们的生产活动或消费活动的全部社会成本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些政策缺陷并不是经济开放的国家所独有的，而是政治决策中的一般问题。同时，经济全球化降低了一国制定政策的自主性，因此除非是各国协调一致，否则提高环境标准将更加困难。

五、环境政策的作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相关的文献研究表明：污染曲线并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自动下降。如果随着收入的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所面对的经济激励机制并不改变，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污染情况会进一步恶化。Grossman和Krueger认为，收入的增长自身可以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这个结论过于简单，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不正确的。他们在1995年的论文中写道，“收入水平和环境状况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政策调整得以发挥作用的……富国的城市比较干净，河流盆地也比较洁净，同时，与中等收入国家和穷国相比，它们的环境标准更高，环境法规的执行也严格得多”。

换言之，收入水平提高虽然可能是使公众关注的焦点从眼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转向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收入提高本身并不足以扭转环境退化，必须需要环境政策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决策机构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的政府可能也制定不出能够使污染曲线下降的合适的环境政策。Torras和Boyce（1998）⁽¹²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通过将人均收入相似的国家进行比较，他们发现收入分配扭曲、文盲率高、政策制定和执法过程缺乏民主的国家的污染水平明显地比别的国家高。此外，如果在模型中引入以上这些变量，虽然人均收入和环境状况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明显弱化。这说明，与人均收入本身相比，EKC更依赖于体制和民主改革。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体制和民主改革将逐步进行，而这对于普通大众清楚地表达他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和以平等的身份影响政治决策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结论不但适用于国内的环境问题，也适用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由于CO₂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而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的转折点预计要比国内的环境问题高得多。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之一是，人们并不太关心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问题。他们宁愿接受全球变暖带来的后果而不愿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付出一定的成本。另一个对政治决策缓慢而滞后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存在着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另一方面，在国际范围内缺乏强有力的国际机构制定共同的决策，包括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的确，为什么WTO好像成了解决环境争端的焦点（虽然除了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外，大部分环境问题都不属于WTO的管辖范围），原因之一就是WTO有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以贸易制裁作为保障，能够保证其决策得到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变暖和臭氧层变薄是最近几十年引起公众关注的问题。随着各种具体的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关注和重视，它们的EKC顶点的估计值具有降低的趋势。例如，CFC_S的EKC的转折点为12 000～18 000美元，这并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特定的，只是碰巧在1987年签署《蒙特利尔议定书》时发达国家的收入正处于这个水平。相应地，虽然有些研究对CO₂排放的EKC的顶点的估计值高达人均收入几十万美元，几乎反映了过去能源消费和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但是现在全球变暖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意味着各国可能会更早地采取措施对CO₂的排放进行控制。当然，这需要各国遵守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以避免和控制“搭便车”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EKC并不存在“自然”的转折点，在任何时候，只要制定可以扭转环境退化的适当的环境政策的政治条件成熟，EKC的转折点就会出现。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对EKC的分析都集中在污染排放问题的转折点上面，这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问题是有些污染排放（如重金属和有毒化合物等）在自然界不能够自然分解，结果在生态系统中越积越多。因此，即使在某个收入水平存在一个污染排放的转折点，也许在达到EKC的转折点之前累积的污染破坏就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对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甚至使生态系统无法补救。因此，“预防原则”要求我们在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之前就要采取行动，特别是有些环境事件会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造成无法挽救的巨大损失。

最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同样有利于环境状况的改善。由节约投入和能够降低单位产品的污染排放的技术革新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明显地比需要投入更多的自然资源类型的经济增长对环境更有益。当然，技术革新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需要有适当的经济激励机制引导经济增长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因为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有助于环境友好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所以贸易能够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小结

我们用Arrow et al.（1995）⁽¹²³⁾的权威性的论断来结束对本问题的分析：“经济增长不是改善环境状况的灵丹妙药，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办法。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内容一投入（包括环境资源）和产出（包括污染物）的结构。经济增长的内容取决于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经济机构。开明的经济决策机构可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机制不但可以在任何收入水平上都能够更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而且还可以保证可持续的经济活动的规模不会超出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使其可以可持续地为人们提供所需的资源，这对穷国和富国来说是同样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