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因素的差异

5.1.1　主导因素的差异

一绿细画是晋中、晋北地区现存彩画中保留早期特征最多的一种，其发展轨迹与匠籍制度的兴废不无关系。元、明两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匠籍制度迫使工匠永世为匠。各地的“轮班匠”须根据工役之简繁，大约三至五年为一班，轮流赴京输作^[1]。这种无偿的强制性劳动虽然弊端备出，但也为各地工匠提供了大量的交流机会。清初废除匠籍后，北京的大规模营建主要靠河北一带的工匠应役，仅在匠役缺少时才以雇佣形式向周边地区征召。如顺治二年营建太和殿时，“令顺天府属州县各派匠役一百名赴工应役。时以营建太和殿，需用工匠。行令各州县派解应役，按工给值。至十二年，工部以匠役缺少，工程稽迟，复奏令顺天等八府派解赴工。又令山东、山西二省查各匠有愿应役者，解部供用”^[2]。南北大批工匠轮班入京交流的历史由此中断。晋中地区的一绿细画也逐渐与清代的官式彩画拉开距离，并在保留明代特征的基础上，相对缓慢地继续发展。与之相应，江南明式彩画不仅保留有显著的明代特征，在纹样上也与晋系彩画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3]。

与晋中地区的一绿细画不同，晋北地区的五彩画与官式彩画的交流从未中断。作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寺院的建设历来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其中北魏的文成帝、孝文帝；隋唐时期的隋文帝、唐代宗；宋元时期的宋太宗、元世祖皆对五台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4]。明代五台山的妙峰祖师深得皇家赏识，主持建造了包括五台山显通寺铜殿在内的三座铜殿，以及太原永祚寺、运城万固寺等工程^[5]。清代康熙曾五次朝山，乾隆为巡游而建造的行宫更多达五处。五台山大量官方工程的营建一方面使晋北五彩画在废除匠籍后仍与官式彩画保持着多方联系，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彩画的更新速度。如五彩画中的搭背池子（上搭包袱）在山西传统彩画中并不常见，当为江南传至北京而经过改造后，又传至五台地区的。与之相对，五台山周边地区的一绿细画仍然呈现出较多的早期特征。

晋中地区的金青画定型最晚，虽然在构图上显示出早期彩画的作用，但具体图案的运用无疑受到了清代中、晚期晋中商人的审美影响，呈现出富丽堂皇与附庸风雅的双重属性。从明初到清末，晋商在商界活跃了五个多世纪。在清末的鼎盛时期，其商业网络遍布全国，晋中地区一度成为东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6]。至光绪年间，晋商资产之丰已令世人咋舌，从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竟达十四户之多^[7]。虽然中国古代上至帝王宫闱、下到平民屋舍均有严格的等级限定，但这种凌驾于经济之上的强制性制度势必导致多方抵触。清末民初的晋商大院在万贯家财的支撑下，便普遍出现了华丽的斗拱，彩画与雕饰也极尽奢靡^[8]。画栋雕梁的宅院能够以一种相对委婉的方式来展现自身的地位，因而晋商往往不惜工本，高价聘请知名匠人，且不论造价多高、时间多长，唯求尽善尽美。然而，晋商大贾富埒王侯的经济实力与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一些商人便为攀附儒家而自命儒商，并提出了儒贾相通、义利相通的观念^[10]。在晋商大院的雕饰与彩画中，也出现了以汉纹锦和篆书为代表的古雅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