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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各水平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时间:2022-03-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研究通过样本一的数据对企业家样本创业压力源问卷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转轴法提取因素,进行因素旋转,根据凯泽标准,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分析结果如表3.12所示。从拟合指数情况来看,仅AGFI稍低,其余均达到显著标准。按照这个标准,7个项目予以删除,其他3个项目的标准误都大于1。从内部一致性系数来看在0.727~0.811,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9。
研究结果_戴着镣铐跳舞—民营企业家的压力与倦怠研究

(一)创业压力源:特征维度与验证分析

1.创业压力源的特征维度:项目变异和样本检验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是计算每一个项目的变异。为了使项目有足够的变异量,那些变异量较小的项目将删除。对一个项目是否具有充分的变异并没有一个很规范的标准,一般将1个标准差作为临界点(Liden&Maslyn,1998)。按照这个标准,8个项目予以删除,其他3个项目的标准误都大于1。同时,样本充分性和球度检验也显示本研究的样本和项目可以进行因素分析(表3.11)。

表3.11 样本充分性和球度检验

2.创业压力源的特征维度:碎石图检验

为了进一步说明样本的结构效度的构成维度数量,采用碎石图可以看出从第四个因素以后,坡度线甚为平坦,因而保留5~6个因素较为适宜。

本研究通过样本一的数据对企业家样本创业压力源问卷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转轴法提取因素,进行因素旋转,根据凯泽标准(Kaiser),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分析结果如表3.12所示。

表3.12 企业家创业压力源构思因素分析结果

续表

N=143

3.创业压力源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研究采用样本二对企业家的创业压力源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模型图和拟合指数如图3.3和表3.13所示。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出的五维度模型得到了较好的验证:①各因素与观测指标之间的路径系数值都较高,说明因素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抽象性;②各因素之间的路径系数都处在中等偏下水平,说明因素间有一定的区别性,但存在关联性。从拟合指数情况来看,仅AGFI稍低,其余均达到显著标准。

表3.13 创业压力源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分析结果

RMSEA:根均方差误GFI:拟合优度AGFI:校正的拟合优度NFI:标准拟合指数TLI:非标准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IFI:差别拟合指数

图3.3 创业压力源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二)应对策略:特征维度与验证分析

1.应对策略的特征维度:项目变异和样本检验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是计算每一个项目的变异。为了使项目有足够的变异量,那些变异量较小的项目将删除。对一个项目是否具有充分的变异并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一般将1个标准差作为临界点(Liden&Maslyn,1998)。按照这个标准,7个项目予以删除,其他3个项目的标准误都大于1。同时,样本充分性和球度检验也显示本研究的样本和项目可以进行因素分析(表3.14)。

表3.14 样本充分性和球度检验

2.应对策略的特征维度:碎石图检验

为了进一步说明样本的结构效度的构成维度数量,采用碎石图可以看出从第四个因素以后,坡度线甚为平坦,因而保留5~6个因素较为适宜。

本研究通过样本一(如表3.8)的数据对企业家样本应对策略问卷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转轴法提取因素,进行因素旋转,根据凯泽标准(Kaiser),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分析结果如表3.15所示。从因素分析抽取的情况来看,较好地符合了在假设推导部分中所提出的四个维度的应对策略构思(Latack&Havlovic,1992)。根据测量项目内容,依次命名为:①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控制*社会)(8个题目),命名为问题社会求助;②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控制*单独)(5个题目),命名为问题自我控制;③基于问题的应对策略(逃避)(9个题目),命名为问题逃避;④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控制*社会)收益(9个项目),命名为情感社会求助;⑤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单独*控制)(7个项目),命名为情感自我控制;⑥基于情感的应对策略(逃避)(5个项目):命名为情感逃避。

数据显示上述六个因素较为全面地说明了应对策略的内涵:六个因素可解释的方差变异在19.12%~4.07%,累计后一共解释58.72%的变异。从内部一致性系数来看在0.801~0.880,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9。(如表3.15)

表3.15 应对策略因素分析结果

续表

续表

N=143

3.应对策略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研究采用样本二(如表3.9)对企业家企业家的应对策略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模型图和拟合指数如图3.4和表3.16所示。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出的六维度模型得到了较好的验证:①各因素与观测指标之间的路径系数值都较高,说明因素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抽象性;②各因素之间的路径系数都处在中等偏下水平,说明因素间有一定的区别性但存在关联性。

表3.16 创业应对策略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分析结果

RMSEA:根均方差误GFI:拟合优度AGFI:校正的拟合优度NFI:标准拟合指数TLI:非标准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IFI:差别拟合指数

(三)认知评价的特征维度与验证分析

从因素分析抽取的情况来看,较好地符合了在假设推导部分中所提出的四个维度的认知评价构思(Kessler,1998)。根据测量项目内容,依次命名为:①威胁(3个题目):是指创业者积极搜索各类商业信息,并且对此保持高度敏感,信息性支持意味着提供给个体关于创业者能够应对企业的或者环境的问题的信息。②损害(3个题目):是社会支持的最重要类型,包括提供给企业家同情、关心、爱和信任,指创业者。③挑战(4个题目):是指有助于企业家个体需要的工具性行为,比如提供给企业家家庭帮助、提供实际的服务。④收益(3个项目):是一种信息流动,来自企业家个体能够用来评价自己的他人。它也包括来自他人的反馈性质的信息。初级评价的四个维度并非相互排斥(Lazarus&Folk‐man,1984;Pagana,1989)。但此测量工具在验证性因素分析过程中没有得到良好拟合指标,因此,多维度初级评价工具没有成为一个有效测量工具。分析原因,单维度测量工具能够更好地减少认知负荷,使被试更加明确自己的判断,因此成为更简洁的测量工具。本书依旧采用单维工具来测量对创业压力源的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

图3.4 应对策略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3.17 认知评价因素分析结果

续表

N=143

数据显示上述四个因素较为全面地说明了认知评价的内涵:四个因素可解释的方差变异在28.54%~7.24%,累计后一共解释68.89%的变异。从内部一致性系数来看在0.727~0.811,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9。(如表3.17)

研究发现认知评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没有支持四维度模型,因此本文仍旧采用单维度的认知评价来验证后续研究的结果。

(四)控制感的验证分析

采用相同的方法,我们对控制感问卷做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因素抽取的情况来看,符合最初测量工具的构思。题目总数为11个项目。数据显示11个题目非常全面的说明了控制感的概念内涵:可以解释49.33%的变异,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0(如表3.18)。

表3.18 控制感的因素分析结果

续表

N=143

研究采用样本二(如表3.9)对企业家企业家的控制感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模型图和拟合指数如图3.5和表3.19所示。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出的四维度模型得到了较好的验证:①各因素与观测指标之间的路径系数值都较高(均在0.65以上),说明因素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抽象性;②各因素之间的路径系数都处在中等偏下水平,说明因素间有一定的区别性但存在关联性。

图3.5 控制感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3.19 控制感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分析结果

RMSEA:根均方差误GFI:拟合优度AGFI:校正的拟合优度NFI:标准拟合指数TLI:非标准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IFI:差别拟合指数

(五)创业压力源的差异性分析:配对比较

以上验证了所有创业压力源与倦怠关系的过程机制,其中包含了许多关键要素,这些要素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也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他们是如何存在于创业者内在的,具有何种特殊性,尤其是创业压力源。

表3.20 创业压力源的均值差异性分析:配对比较

注:*p<0.05,**p<0.01,***p<0.001,表中数据为F值 ,N=289

我们采用创业压力源每个维度的因子作为因变量,企业家的性别、学历、家庭背景、婚姻、年龄、行业类型、企业发展阶段、员工数量、企业规模、成立年数作为自变量。表3.20对个体特征和组织特征所引起的均值差异做了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个性特征中性别、年龄、学历都有显著区别。组织特征中公司成立年数、企业规模、员工数量、发展阶段、行业类型、战略联盟和商会成员对创业压力源有显著的影响。鉴于此,有必要深入剖析各因素的多水平差异,故以Post Hoc“配对组间比较(SNK法)”作进一步分析(如表3.21)。

表3.21 创业压力源的均值差异行分析:配对比较

注 :*p<0.05,**p<0.01,***p<0.001,表中数据为平均数和标准差 ,N=289

研究结果发现一系列各变量的变化曲线,创业压力源中:①创业卷入因素:企业规模“偏小型”水平显著地高于“偏大型、中型”水平;员工数量“1~10人”水平显著地高于“11~50人”、“50~100人”、“100~500人”水平;“11~50人”、“50~100人”显著地高于“100~500人”水平;发展阶段“成熟阶段”水平显著地高于“成长阶段”;行业类型“科技软件业”显著地高于“餐饮服务业”水平;战略联盟“没有战略联盟”水平显著地高于“有战略联盟”水平;商会成员“不是成员”水平显著地高于“成员”水平;②竞争强度因素:成立年数“5~10年”显著地高于“1~5年”和“一年以下”;商会成员“是成员”水平显著地高于“不是成员”水平;③资源需求因素:“5~10年”显著地高于“10年以上”水平;企业规模“偏小型和小型”的两个水平显著地高于“偏大型、中型”水平;员工数量“1~10人”、“11~50人”、“50~100人”的三个水平显著地高于“100~500人”和“500人以上”水平;战略联盟“没有战略联盟”水平显著地高于“有战略联盟”水平;商会成员“是成员”水平显著地高于“不是成员”水平;④知识储备因素:企业规模“偏大型”水平显著地高于“中型”水平;发展阶段“创业阶段”和“转型阶段”水平显著地高于“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水平;战略联盟“没有战略联盟”水平显著地高于“有战略联盟”水平;⑤管理责任因素:“1年以下”水平显著地高于“1~5年”水平;员工数量“1~10人”水平显著地高于“100~500人”水平;发展阶段“创业阶段”和“成熟阶段”水平显著地高于“成长阶段”水平;行业类型“餐饮服务业”显著地高于“科技软件业”、“加工制造”和“房地产”水平;战略联盟“没有战略联盟”水平显著地高于“有战略联盟”水平;商会成员“是成员”水平显著地高于“不是成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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