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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时间:2021-08-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章 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 模式的选择模型在外资主导的产业集群中,集群成员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方式实现技术进步。

第四章 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
模式的选择模型

在外资主导的产业集群中,集群成员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固然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速企业升级进程,但也会导致企业面临着市场风险过大和创新成果被模仿的风险。模仿创新虽然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成本和快速实现技术,但同样会使本土企业面临技术锁定、组织僵化、资源流失等诸多风险。由此可见,在外资主导的产业集群中,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共同决定集群的创新能力。为此,我们以自主创新模式和模仿创新模式作为因变量,以集群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关键性约束条件为自变量构建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选择模型,以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为实证对象进行检验,以此分析和预测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的选择及变动趋势。

第一节 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由于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在集群逐步由“纵向一体化”向“网络互动”演化的不同阶段中,本地企业面临的创新环境相应发生变化,从而使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的创新选择也呈现出动态约束的特征。为使集群在每一演化阶段都作出最优的创新决策,并逐步实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动态演变,我们以不同时序集群内外部环境约束条件为自变量,集群创新战略选择为因变量,建立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选择的动态约束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集群不同演化阶段下的最优创新策略集。

图4-1 外资主导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理论模型

二、实证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一步进行检验。综上所述,在外资主导的产业集群中,集群成员可以通过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两种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并受到企业战略、外部环境、集群环境及外资战略等多种因素影响。为进一步深入分析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和预测集群创新模式的选择及变动趋势。我们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将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作为自变量,按照相关影响因素的权重大小,将关键性的影响作为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一)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在外资主导的产业集群中,集群成员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因此,我们选择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

(二)主要解释变量的选择

按照权重值的大小,影响集群创新选择的因素依次为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考虑到问卷容量有限,依据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及本研究的需要,我们选择以下变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1.企业层面。我们剔除权重值最低的企业管理能力和企业市场能力,选择企业研发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作为解释变量。

2.外资层面。我们剔除权重值最低的外资治理模式和外资主导型集群演化阶段,选择外资嵌入程度、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外资企业独立性三个指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大量文献证明,外资是否真正嵌入本地经济,是决定外资技术溢出,以及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将外资嵌入因素进一步细分为外资结构嵌入、外资关系嵌入、外资认知嵌入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和假设检验,从而更为深入地分析外资战略变化对集群创新的影响。这样,在外资层面我们选择外资结构嵌入程度、外资关系嵌入程度、外资认知嵌入程度、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外资子公司独立性五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3.集群层面。我们剔除权重值最小的集群社会资本和集群区域市场,将集群产品性质、集群创新能力和集群企业网络作为解释变量。

4.外部环境层面。作为权重值最小的影响因素,我们将外部环境层面的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

相关文献将一些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Zahra和Hayton(2008)综合采用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闲置资源、流动比率、创新来源国、产业类型等。Escriban等(2009)引入的控制变量有创新障碍指数(由风险、沉没成本和资金不足综合评分而得)、规模、产业类型和地理位置。结合现有文献,根据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政府支持、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

表4-1 本研究所选择的主要变量

(四)模型构建

为检验不同环境条件约束下集群创新模式的选择,本研究分别以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为被解释变量,其他相关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

1.外资主导下集群自主创新模式的选择模型

本研究设INOV为自主创新,a0为常数项,b1至b13为影响系数,RE5为企业研发能力,MAD为企业制造能力,CON为外资结构嵌入程度,BEL为关系嵌入程度,ACK为认知嵌入程度,COM为外资技术控制倾向,5UB为外资子公司独立性,PYP为集群产品性质,GRO为集群网络,TEC为集群创新能力,CIR为环境不确定性,GOV为政府支持,5IZ为企业规模,建立计量模型:

INOV= a0+ b1RE5+ b2 MAD+ b3CON+ b4BEL+ b5 ACK+ b6COM+

b7 5UB+ b8 PYP+ b9GRO+ b10 TEC+ b11CIR+ b12GOV+ b13 5IZu

2.外资主导下集群模仿创新模式的选择模型

本研究设IMIT为模仿创新,a0为常数项,b1至b13为影响系数,RE5为企业研发能力,MAD为企业制造能力,EMB为嵌入程度,CON为外资结构嵌入程度,BEL为关系嵌入程度,ACK为认知嵌入程度,COM为外资技术控制倾向,5UB为外资子公司独立性,PYP为集群产品性质,GRO为集群网络,TEC为集群创新能力,CIR为环境不确定性,GOV为政府支持,5IZ为企业规模,建立计量模型:

IMIT= a0+ b1RE5+ b2 MAD+ b3CON+ b4BEL+ b5 ACK+ b6COM+

b75UB+ b8PYP+ b9GRO+ b10 TEC+ b11CIR+ b12GOV+ b135IZu

第二节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推演

一、企业内部因素影响下集群创新模式的选择

(一)研发能力

如前文所述,集群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通常建立在集群成员的能力基础之上。从现有文献看,企业能力基础主要归纳为技术创新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学习与吸收能力等几个方面。研发活动是企业创造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企业技术学习、提升学习效果的有效载体。随着研发活动的开展,企业的知识存量、技术范式、学习模式和组织柔性都将发生动态变化,并最终表现为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高。因此,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通常倾向于自主创新。相对而言,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通常倾向于通过模仿创新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

为此提出假设:

H1a:研发能力强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自主创新。

H1b:研发能力弱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模仿创新。

(二)生产制造能力

尽管研发能力决定着集群升级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本地企业来说,集群企业的生产制造能力仍是决定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通过引进外资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依靠突出的成本优势打进国际市场是中国沿海区域集群发展的基本模式。弹性的生产方式和强大而不失灵活的生产制造业能力仍是当前中国本土企业的主要竞争优势。因此,只有具备强大的制造能力,企业才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产品研发与销售环节,进而实现研发、制造与销售的协同发展。陈宏辉和罗兴(2008)对广东316家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创牌”是企业的终极目标,但是“贴牌”仍然是大多数企业的战略选择。谭力文(2008)等对我国服装产业的研究表明,我国服装产业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基础依然薄弱,强化制造环节做强OEM仍然是当务之急。因此,制造能力仍是决定当前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制造能力强的企业通常选择模仿创新,而那些逐步升级到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则逐步转向自主创新。

为此提出假设:

H2a:生产制造能力强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模仿创新。

H2b:生产制造能力弱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自主创新。

二、外资因素影响下集群创新模式的选择

(一)外资企业的结构嵌入程度

集群中外资企业的知识外溢效应能否产生,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与外资企业嵌入本地集群网络的程度及其与本地企业的联系密切相关。借鉴Nahapiet和Ghoshal(1998)对结构资本的研究,本研究将外部结构资本划分为外资网络密度和外部网络强度,前者指外资企业与本地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等网络结点建立的联系密度,后者指外资企业与本地集群成员开展合作及交流的深度。从外部网络密度来看,外资企业与本地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等建立的联系越多,则其技术外溢的范围越广、途径越多,效应越强;从网络强度来看,外资企业嵌入本地集群网络的程度越深,其子公司与本地集群企业的联系越密切,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效应越强。比如,Lilach和David(2003)以伦敦传媒业为案例的研究表明,进入集群有助于“缄默化”知识的流动和对集群行为的模仿,从而产生更强的外溢效应。陶锋(2011)对我国广东化工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本土企业与国际代工客户的互动频率越高越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为此提出假设:

H3a:外资的结构嵌入程度越深,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H3b:外资的结构嵌入程度越浅,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二)外资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

外资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主要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合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也是决定集群创新模式的重要因素。由信任而产生的社会资本是维系组织生存的重要因素(张其仔,1996)。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使本地企业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知识,促使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沟通更加开诚布公(Jackie,2004),增强组织的开放性(Wathne和Krough,1996),加速知识分享和信息交流的透明化(Kaplinsky和Morris,2001),促进成员间合作期限和合作程度的提升,更有利于本地企业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改善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效应,并对集群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链上外资企业嵌入本地集群网络的程度越深,其子公司与本地集群企业的联系越密切,信任程度越高,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效应越强。比如,Piet和Saliola(2008)运用定量法对泰国加入三种不同价值链的企业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供应商越深入参与采购商的活动,生产效率就越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供应商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知识。Fromm (2007)对洪都拉斯农业企业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小企业通过加入GVC可以获得新的技能和知识,而链上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决定信息流量和企业的创新方式。

为此提出假设:

H4a:外资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越深,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H4b:外资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越浅,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三)外资企业的认知程度

认知资本是指本土企业之间的共同愿景(sharedvision)、共同语言及组织相似性来衡量外部认知资本(Nahapiet和Ghoshal,1998)。共同愿景用来描述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和抱负,共同愿景的建立有助于企业间预见资源交换、信息交流的潜在价值,增强彼此合作的意愿,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改善和提高企业的学习效应。

所谓认知嵌入是指进入集群的外资企业与集群成员在合作过程中建立的共同愿景、共同目标、共同语言及相似的组织结构等。Capello(1999)指出,不管领先创新者的动机如何,由于机构之间技术、组织、制度及行为方面的相似性,有利于信息及技术诀窍的共享,新知识都能够传递到其他机构。由此可见,集群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与网络成员分享共同语言、共同目标的程度有关。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如果外资企业的进入是为了获得人才、信息、市场等地方化的优势资源(Mark和Volker,2008),通常会采取雇用本地员工、本地采购等方式尽快融入本地经济,从而使内外资企业在语言习惯、企业文化、组织管理等方面趋于相似,从而强化内外资企业的认知程度,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行为,减少沟通的误解,最终改善和提高集群企业的学习与模仿效应。反之,如果进入集群区域的外资企业主要是为了获得劳动力、土地等初级廉价要素,则外资企业主要的原料及销售市场均指向海外,则容易形成知识与信息的战略隔离机制,使有价值的关键知识被封闭在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网络中,难以外溢到本土网络之中(王益民、宋琰纹,2007)。因此,本地集群成员只能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

为此提出假设:

H5a: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认知程度越高,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H5b: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认知程度越低,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四)集群中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倾向

在外资主导的集群中,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本地集群成员获得了接近外资企业先进知识的机会,尤其是新产品研发与销售环节相关的知识,从而使本地企业得以通过模仿创新迅速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比如,张晔和梅丽霞(2007)对苏州自行车集群企业的研究发现,本地生产网络在台资企业中地位在不断提升使本土企业得以接触台资企业核心知识,进而成为本土企业获取外资企业知识转移的重要渠道。

然而,当本地集群网络与链上外资企业逐步建立信任合作关系之后,为确保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地位,外资企业通常会通过战略隔绝机制来限制研发、品牌、市场等核心知识外溢(Schmitz,2004;Gereffi,2001;王益珉、宋琰纹,2007;张晔、梅丽霞,2008)。具体包括关系隔绝和认知隔绝。前者指外资企业会积极留住核心员工,限制与伙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从而防止人员流动和知识互动带来的知识溢出。后者指外资企业会主动控制与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的知识距离,从而限制技术扩散。因此,此时本地集群企业只能选择自主创新获得核心技术。比如日本电子产业集群(刘志彪,2007)、中国台湾自行车集群(梅丽霞、王缉慈,2007)、Sino valley鞋业集群的发展都证明,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获得决定企业升级前景的核心技术,只有通过自主研发获得新产品、新技术才能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

可见,本地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与链上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策略有关。当链上外资企业技术控制倾向较弱时,会通过积极的技术扩散与知识外溢来提升代工企业的技术能力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此时,外资企业战略隔绝机制的执行力度相对较弱,有助于本地集群企业通过模仿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当本地集群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甚至威胁到外资企业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地位时,外资企业战略隔绝机制执行力度会大大增强,本地集群企业不仅难以通过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获得先进的技术知识,还有可能由于外资企业对品牌、市场、技术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严格控制而出现品牌流失、市场封锁、人才外流等问题,从而导致重大损失。因此,当链上外资企业技术控制倾向较强时,本地企业倾向于自主创新。

为此提出假设:

H6a:集群中外资企业技术控制倾向越高,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H6b:集群中外资企业技术控制倾向越低,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五)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独立性

在外资驱动的产业集群中通常形成以外资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组织结构,外资企业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力和创新模式。如果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越强,则该子公司创新的知识及技术市场信息更多地来自于集群网络,反之,则更多地来自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当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子企业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获得的知识及信息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则表明该子公司创新能力较弱,本地根植性不强,与本地企业的接触有限,难以产生良好的外溢效应。因此,本地集群成员只得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反之,集群中外资创新资源主要从本地集群中获得相关知识及信息,则表明该子公司创新能力和根植性较强。由于此类外资企业进入集群区域的目的在于获得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通常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培训研发人员,因此会产生较大的外溢效应,更有利于本地集群成员通过模仿创新实现技术进步。比如,布肯歇(Jukian,2000)对加拿大、瑞典、苏格兰三个国家优势产业集群中229家MNE子公司的实证研究证明集群活力与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自治权强正相关,表明集群中子公司自主权越高,根植性越强,集群越具有创新的活力。Lilach和David(2003)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当进入集群区域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获得的知识不能完全替代从本地集群网络中获得的知识,跨国公司就必须进入集群区域,并尽量使其子公司融入本地经济,从而提升本地集群的创新活力。

为此提出假设:

H7a: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越强,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H7b:集群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独立性越弱,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三、集群因素影响下集群创新模式的选择

(一)集群网络成熟度

集群网络的发展也有其产生、发展、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在集群网络成长的不同阶段,群内企业的关系,及其与价值链主导企业的联系也不尽相同,从而使集群成员面临不同的创新环境。

由于集群成长初期未形成有效的知识外溢网络,集群成员间的合作更多地体现在共用基础设施和共享区域市场或是区域品牌方面。嵌入价值链的集群成员,通常利用当地要素的成本优势为链上主导企业提供代工生产方式,产品层次低,技术要求不高,与本地企业关联不大。因此,本地集群企业主要根据链上主导企业的要求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品更新。

随着集群逐渐进入成熟期,本地集群网络也逐步形成。由于集群区域在知识创新、人力资本、营销网络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链上主导企业通常会将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集群区域,同时积极努力地与集群成员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以便更为深入地融入本地经济,从而大大增强其技术外溢效应。因此,在这一阶段,集群成员将获得更多学习与模仿的机会,更多地选择模仿学习实现技术进步。

为此提出假设:

H8a:本地集群网络越成熟,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H8b:本地集群网络越不成熟,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二)集群类型及其产品性质

集群产品知识开发特征会影响知识溢出和学习效果。如果集群产品的开发知识越复杂,其在价值链网络上的流动和转移就会越迟缓,则嵌入本地集群网络中的外资企业子公司的独立性就越强(Lilach和David,2003)。比如,上海张江高科许多从事生物制药、微电子生产等高科技产品的企业(微软、贝尔、阿尔卡特、西门子惠普、华虹等),由于产品开发涉及的技术含量高、知识复杂,不便于长距离转移与传递,纷纷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从而大大加强了与本地企业和研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这就为本地企业创造了学习与模仿的机会。反之,集群产品生产开发所需的知识越简单,就越便于长距离的转移与传递。这样MNE子公司往往通过外资企业内部网络获得,其在集群区域的生产及研发活动也越简单,与本地企业及研发机构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也越少,本地企业很难通过模仿学习获得技术进步。由此可见,集群产品开发的复杂性与集群企业的模仿创新动机正相关,与自主创新动机负相关

为此提出假设:

H9a:集群产品开发的复杂性越低,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H9b:集群产品开发的复杂性越高,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三)集群区域创新能力

由于自主创新需要较多的新想法、新知识来明确技术发展方向,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丰富的知识来源和较强的创新能力(Benner,2002)。集群区域充足的创新资源和高素质人才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支持、互补或者增加企业内部研发能力,帮助企业引入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新产品,从而大大提升技术创新的绩效(高山行、谢言,2009;程聪、谢洪明,2012)。同时,集群区域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的多样化避免了企业对单一知识来源的过度依赖,较少受到特定知识来源的约束,更容易脱离被大家认可的常规知识去搜寻或实验全新的知识。由科研院所衍生出来的公司通常是具有创新活力的分子,新老公司在同一种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会促进产品的不断改良。而且,衍生出来的小企业,往往会寻找被原公司忽略的技术和市场进行研究与开拓,这种改弦易辙的行为有时会导致某个领域的一场革命(王缉慈,2002)。由此可见,集群区域智力机构越密集,创新资源越丰富,则越有利于集群成员开发新产品或引进新技术。反之,集群企业则主要依靠模仿学习实现技术进步。

为此提出假设:

H10a:集群创新能力越强,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自主创新。

H10b:集群创新能力越弱,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如表4-2所示。

表4-2 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续 表

基于现有文献研究及理论分析,本研究分别从企业层面、外资层面、集群层面提出如下假设,将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假设整合到一个框架中,得到如图4-2概念模型:

图4-2 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选择概念模型

第三节 变量及问卷设计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测量项目的来源:一是直接引用相关文献中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测量项目;二是对相关文献量表的某些测量项目根据需要进行相应修改;三是根据本研究文献评述和理论研究,结合问卷试访过程中的深度访谈设计和开发新的测量工具。测量项目以前两个来源为主体。

值得指出的是,为增强数据搜集的效度,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坚持6大原则:(1)合理性,即问卷必须与调查主题紧密相关。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围绕外资主导型集群创新选择影响因素这一主题展开。(2)明确性,即问题设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本研究通过试调查修正问题用词,减少模糊性,简单明了的问题设计便于答题者理解。(3)逻辑性,问卷的设计要有整体感,使答题形成系统,便于后文的分析。(4)普遍性,即问题的设置应具有普遍意义,问题设计能较好地反映变量定义和数据的一般意义。(5)非诱导性,使填写者能客观独立的回答问题,并且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决不涉及企业机密。(6)便于数据的整理、分析。详细的调查问卷见附录。

一、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集群企业自主创新倾向与模仿创新倾向。本研究借鉴了Sergio(1997)关于创新能力与模仿能力的测量方法设计问题项。其中自主创新模式从创新主动性和率先性两个方面,用三个问题项来测量。模仿创新从创新的被动性和快速性两个方面,用三个问题项来测量。

表4-3 因变量的测量指标及文献基础

二、解释变量

(一)企业研发能力

测量集群中企业研发能力的量表参照Sergio(1997)以及Indarti,Van,Marina(2005)等学者的研究,从企业新产品开发的快速性、独立性、率先性和应用性四个方面设计问题项来测量。

(二)企业制造能力

测量集群中企业生产制造能力的量表参照吴波(2010),从设备先进程度、设备操作能力、设备监控能力等四个方面设计四个问题项来测量。

(三)外资结构嵌入程度

测量外资结构嵌入程度的量表:集群中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联系密度以Nahapiet J.和Ghoshal(1998)、Lenox和King(2004)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内外资企业的联系广度、联系深度以及产品开发联系、技术服务联系等四个方面设计6个问题项来测量。

(四)外资关系嵌入程度

测量外资关系嵌入程度的量表:以Lane和Lyles(2001)、Faith,Hatani (2009)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用内外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内外资企业之间能否较好地理解对方等三个问题项来测量。

(五)外资认知嵌入程度

测量外资认知嵌入程度的量表:以Nahapiet和Ghoshal关于认知资本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到内外资企业在价值观及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性,借鉴Stafford(1994)、陶锋和李诗田(2008)从文化背景、企业文化、行事方式三个方面设计问题项来测量。

(六)外资技术控制倾向

测量集群中外资企业技术控制倾向的量表:以Jennifer(2001)、王益珉和宋琰纹(2007)、张晔和梅丽霞(2008)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战略隔绝机制和认知隔绝机制两个方面,设计三个问题来测量。

(七)外资子公司独立性

测量外资企业子公司的独立性的量表:以Lilach和David(2003)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技术信息等创新资源的来源角度设计问卷,即如果外资子公司创新资源主要来自于集群本地,则认为独立性较强,如果外资子公司创新资源主要来自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则认为独立性较弱。为此,从订单来源、技术及市场信息来源、中间投入品来源三个方面设计三个问题来测量。

(八)集群产品性质

对于集群产品性质及知识特征的测量,以King(1992)、Bierly和Chakrabarti(1996)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本研究从创新的可分割性、混合性和新颖性三个方面来设计问题:用“创新的复杂程度或难以实施的程度有多大”、“创新所涉及的知识混合性有多大”、“创新的全新性程度有多大”三个问题来测量。

(九)集群企业网络

主要解释变量的问项设计和测量如下:本地集群网络的成熟程度以Brett,Patricia,David(2008)、Heinz(2003)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生产合作、信息交流、要素集聚和服务机构的完善程度四个方面设计五个问题项进行测量。

(十)集群创新能力

衡量集群创新能力的量表参照Stefano,Franco,Luigi(2000)等学者的研究,从集群中高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的密集程度及其与企业的联系密度两个方面设计三个问题项来测量。

表4-4 主要自变量的测量指标及文献基础

续 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三、控制变量

(一)衡量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量表

本研究以Desarbo(2005)、高山行(2009)的研究为基础,从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三方面设计问题项。采用顾客需求变化情况、技术发展速度、竞争对手引入新产品频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这4个指标来测度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二)衡量政府支持的量表

本研究主要依据专家意见及调研过程中企业的反馈意见,从技术创新的金融扶持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设计问题项来测量。

(三)企业规模

根据以往经验,采用企业员工数来测量。

表4-5 主要自变量的测量指标及文献基础

为保证问卷设计的有效性,我们首先在东华大学MBA学员中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预调研。通过MBA学员在填答问卷时的意见反馈,以及课题组对上述问卷的分析讨论,我们对问卷的设计及问题表述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确定问卷设计。

第四节 样本选择及数据搜集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法选择研究样本。立意抽样又称判断抽样,是指研究人员从总体中选择那些被判断为最能代表总体的单位作为样本的抽样方法。立意抽样是非概率抽样的一种类型。当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十分熟悉,对研究总体比较了解时采用这种抽样方法,可获代表性较高的样本。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中国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自2001年我国入世以来,大量外资企业在长三角地区集聚,并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以IT、信息通信、化工等行业为代表的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由于调查时间和人力、物力的限制,本研究以上海、苏州、杭州高新区为调查对象。上述三个区域的集群均是由外资驱动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其“外资主导、本地生产、全球销售”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我国沿海地区区域性集群通过外资驱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典型特征。

二、问卷试访

在设计出问卷初稿后,本研究选择上海浦东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指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产业集群中的部分代表性企业进行了问卷试访。在试访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就本研究的相关主题与企业主要负责人深入探讨,特别是关于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理解,以及内外资联系、本地集群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等问题,深度访谈加深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请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包括生产或技术主管、工程师等)填写问卷初稿,并与他们就题项设置的合理性进行探讨。根据问卷试访结果,本研究对问卷相关题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

问卷发放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一是由上海市国内科技合项目管理中心委托各园区管委会通过电子邮件和面访的方式,直接将问卷发放给集群内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二是在上海、杭州、苏州三所重点院校的EMBA和MBA学员中选择符合要求的企业,通过邮寄和面访的方式发放问卷。三是通过作者的社会关系将问卷发放到上述集群内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采取三种方式共发放问卷800份,实际回收问卷324份,问卷回收率41%,剔除填答不全或是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等无效问卷80份,实际有效问卷244份。受访公司的成立时间的分布大致呈正态分布。在公司中具有中高级职位的受访者在70%以上,88%的受访者在目前的公司服务3年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本研究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表4-6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第五节 效度和信度分析

一、效度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能够准确测出其所要测量特质的程度。一般来说,效度分为三种类型: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和结构效度。

内容效度又称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它是指所设计的题项能否代表所要测量的内容或主题。内容效度常采用逻辑分析法,即由相关专家对测验题目与原定内容范围的符合性作出判断。本研究的变量和问项设计是在大量已有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实地调研所获得的实际情况整理而得。同时,本研究作者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及企业的负责人对变量和问卷设计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作了相应的修改,并通过对代表性企业的问卷试访,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因此,本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准则效度(criterion validity)又称效标效度,它是指根据已经得到确定的某种理论,选择一种指标或测量工具作为准则(效标),分析问卷题项与准则的联系,看问卷题项对准则的不同取值、特性是否显著相关。一般来说,评价准则效度的方法是相关分析或差异显著性检验。由于本研究所探讨的变量大多属于企业的特质因素,在问卷的效度分析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准则或效标十分困难,因此本研究没有进行准则效度方面的检验。

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又称建构效度,它是指测量结果体现出来的某种结构与测值之间的对应程度。结构效度包括同质效度、异质效度和语意逻辑效度。结构效度分析通常采用因子分析法。在因子分析中,用于评价结构效度的主要指标有累积贡献率、共同度和因子负荷。我们检验了测量模型的建构效度。所有多测量条目在其相关构念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累计方差解释量大于60%,都说明该度量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因变量和自变量的KMO值分别为0.665和0.806,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1%,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是适宜做因子分析的。

表4-7 因变量的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结果

表4-8 因变量因子分析结果及方差解释量

注:方差解释量累计达到72.619%。

表4-9 自变量的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结果

表4-10 自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方差解释量

续 表

注:方差解释量累计达到73.330%。

表4-11 控制变量的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结果

表4-12 控制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方差解释量

注:方差解释量累计达到66.804%。

二、Cronbach’s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信度分析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信度分析用于评价测量工具(问卷或量表)的稳定性或可靠性。信度指标多以相关系数表示,大致可分为三类:稳定系数(跨时间的一致性)、等值系数(跨形式的一致性)和内在一致性系数(跨项目的一致性)。信度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重测信度法、复本信度法、折半信度法以及Cronbach’sα信度系数法,其中Cronbach’sα信度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检测信度的方法,特别是在李克特量表法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研究通过Cronbach系数来检验多问项因子变量的内部一致性。根据Nunally(1978)、Guilford和Fruchter(1987)的研究,Cronbacha’sα系数大于0.7为高信度,介于0.7到0.35之间为尚可接受,若小于0.35则为低信度,应予拒绝。本研究各因素及各变量的Cronbachp’sα值都大于0.7,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4-13 因变量Cronbach’sAl pha系数

续 表

表4-14 自变量Cronbach’sAl pha系数

续 表

表4-15 控制变量Cr onbach’sAl pha系数

第六节 多重共线性检验

根据经验,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自变量相关系数不能大于0.5,否则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降低回归分析的有效性。因此,本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利用软件SPSS16.0运算各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对本研究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16所示,各主要自变量相关系均小于0.6,从而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第七节 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首先以影响集群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研发能力、企业生产制造能力、外资结构嵌入程度、外资认知嵌入程度、外资关系嵌入程度、子公司独立性、外资技术控制倾向、集群企业网络、集群创新能力、集群产品性质)为因变量,分别对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进行相关性分析,初步验证环境约束条件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趋势,结果如表4-17所示。

表4-17自主创新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0.01显著性水平显著,**表示0.05显著性水平显著,*表示0.1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中为P值

一、主要自变量对自主创新相关性分析

(一)企业自身因素对自主创新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4-1 7所示,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越强,则集群企业更倾向于自主创新。且相较于集群层面和外资层面的影响因素,企业研发能力与集群成员自主创新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746,这表明在外资主导的产业集群中,尽管集群成员可以从外部获得诸多创新资源,但决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影响其自主创新选择的主要因素仍来自于企业内部,因此,研究假设H1a成立。此外,企业制造能力与企业自主创新模式选择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企业制造能力与企业自主创新选择的相关性。

(二)外资因素对集群自主创新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技术控制倾向、子公司独立性等五个维度验证了外资嵌入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外资关系嵌入和外资子公司独立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资结构嵌入、外资认知嵌入、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外资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假设H3b成立。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假设H5b成立。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6a成立。

(三)集群因素对自主创新选择的影响

我们从集群企业网络、集群产品性质和集群创新能力三个方面验证了集群因素对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其中,只有集群创新能力与集群企业自主创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集群网络越成熟,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自主创新,因此假设H10a成立。这说明集群区域创新资源的丰裕度,以及集群企业与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的联系程度是推动集群自主创新的有效动力。

二、主要自变量与模仿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一)企业自身因素对模仿创新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4-1 8所示,企业制造能力与集群成员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制造能力越强,则集群企业越倾向于模仿创新。因此,研究假设H2a成立。企业研发能力与企业模仿创新之间同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研究假设H2b相反,因此研究假设H2b未获验证。

表4-18模仿创新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0.01显著性水平显著,**表示0.05显著性水平显著,*表示0.1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中为P值

(二)外资因素与模仿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4-1 8所示,我们从外资角度所选择的五项指标中,有四项指标与模仿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外资结构嵌入在1%水平上与集群模仿创新选择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外资关系嵌入和外资认知嵌入在5%水平上与集群模仿创新选择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外资与本地企业联系越紧密、合作越深入、彼此越信任,则本地企业选择模仿创新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假设H3a、H4a、H5a成立。外资子公司独立性在5%的水平上与集群模仿创新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与研究假设不符。外资技术控制倾向于集群模仿创新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和外资子公司独立性与集群模仿创新选择之间的关系。因此假设H6b、H7b不成立。

(三)集群因素与集群模仿创新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集群企业网络成熟度与集群成员模仿创新的相关系数为- 0.14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研究假设一致,说明随着集群网络成熟度的日趋提高,集群成员逐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为确保集群企业的自主品牌,集群成员通常选择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因此假设H8b成立。

集群产品性质与集群成员模仿创新的相关系数为0.108,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研究假设一致,因此假设H9b成立。说明集群产品越复杂,则集群中外资企业嵌入性越强,其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效应越强,从而使本地企业更多地选择模仿创新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

集群创新能力与集群成员模仿创新的相关系数为0.145,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因此假设H10b不成立。说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集群创新能力与集群成员模仿创新选择之间的相关性。

第八节 回归估计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应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运用SPSS16.0软件分别对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进行回归分析,我们首先引进控制变量,得到模型1,然后分别逐步引入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等相关变量,依次得到模型2至模型6。

一、各因素对自主创新的回归分析

(一)企业因素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回归分析

我们分两种情况验证企业因素影响下集群自主创新选择。在控制住控制变量之后,我们首先引入企业因素,得到模型2。如表4-1 9所示,当我们单独考虑企业因素影响时,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随后,我们引入全部因素,在全面考虑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综合影响下,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选择仍产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研究假设H1a成立。

表4-19 各因素与自主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

续 表

(二)外资因素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回归分析

我们同样分两种情况验证外资因素影响下集群的自主创新选择。在控制住控制变量之后,我们首先引入外资因素,得到模型3。如表4- 2 0所示,当我们单独考虑外资因素影响时,外资结构嵌入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与研究假设H3b、H6a相一致。外资结构嵌入与外资关系嵌入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随后,我们引入全部因素,在全面考虑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综合作用下,外资因素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选择的影响如表4- 2 0所示,在各因素综合作用下,外资各因素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选择的影响不变。因此,研究假设H3b、H6a成立。

(三)集群因素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回归分析

我们仍然分两种情况验证集群因素影响下集群的自主创新选择。在控制住控制变量之后,我们首先引入集群因素各变量,得到模型4。当我们单独考虑集群因素影响时,集群创新能力和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集群创新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负面影响,与假设H9a、H10a一致。集群网络成熟度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随后,我们引入全部因素,在全面考虑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集群创新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集群本地创新能力越强,本地集群成员越倾向于自主创新。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自主创新选择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各因素综合作用下,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自主创新选择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假设H10a成立。

二、各因素与模仿创新的回归分析

(一)企业因素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回归分析

我们分两种情况验证企业因素影响下集群的模仿创新选择。在控制住控制变量之后,我们首先引入企业因素,得到模型2。当我们单独考虑企业因素的影响时,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成员模仿创新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2a一致。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成员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2b相反。随后,我们引入全部因素,在全面考虑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成员模仿创新选择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2a成立,假设H2b未获验证。

表4-20 各因素与模仿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

续 表

(二)外资因素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回归分析

我们分两种情况验证外资因素影响下集群的模仿创新选择。在控制住控制变量之后,我们首先引入外资因素,得到模型3。当我们单独考虑外资因素影响时,外资结构嵌入、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3a、H5a相一致。外资关系嵌入、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成员模仿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子公司独立性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与研究假设相反。随后,我们引入全部因素,在全面考虑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外资结构嵌入、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仍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假设H3a、H5a成立。

(三)集群因素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回归分析

我们分两种情况验证集群因素影响下集群的自主创新选择。在控制住控制变量之后,我们首先引入集群因素,得到模型4。当我们单独考虑集群因素影响时,集群企业网络和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集群企业网络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与假设H8b相矛盾。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与假设H9b一致。随后,我们引入全部因素,在全面考虑企业因素、外资因素、集群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集群企业网络对集群模仿创新选择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模仿创新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只有假设H9b成立。

第九节 研究结论及讨论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并基于长三角区域244个高科技企业的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能力、外资战略、集群环境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外资结构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外资关系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资子公司独立性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集群创新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群产品性质对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企业因素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

(一)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H1a、H1b)

在控制住控制变量后,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1a一致。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企业自主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相关性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表明,既便是在外资战略、集群环境、政府支持等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仍然偏好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因此假设H1a成立。

在控制住控制变量后,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1b相反。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企业模仿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相关性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因此,假设H1b不成立。其原因可能在于,模仿创新不能等同于简单的仿制。尤其是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集群企业模仿创新同样需要对外部知识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从而也需要相应的技术研发能力。

尽管企业研发能力对模仿创新同样有促进作用,但研发能力对自主创新的回归系数远远大于其对模仿创新的回归系数。另外,从显著性水平来看,研发能力对自主创新的影响也更加明显。由此可以推断,研发能力强的企业通常会更加偏好自主创新。当前,我国沿海区域集群中企业通常规模偏小、资本匮乏,技术研发能力先天不足,可能是导致集群成员偏向模仿创新而忽略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

(二)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H2a、H2b)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2a一致。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相关性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因此假设H2a成立。即集群环境中制造能力强的企业更加偏好模仿创新。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影响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H2a不成立。

综上所述,就企业因素而言,企业研发能力越强,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自主创新;企业制造能力越强,则集群成员越倾向于模仿创新。

二、外资因素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

(一)外资结构嵌入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3a、H3b)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结构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3a一致。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外资结构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相关性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假设H3a成立,即外资结构嵌入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集群企业通过模仿创新实现技术进步。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结构嵌入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3b一致。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外资结构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仍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同时,相关性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假设H3b成立,即外资结构嵌入程度越低,则越有利于集群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

上述实证结论表明,尽管外资企业的进入有助于本地集群企业模仿创新,却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成长。由于本地企业通常规模偏小、资本匮乏、人力资本素质较低,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先天不足的内在缺陷,以外资为核心的创新组织结构的形成,有可能导致集群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过度依赖,从而进一步强化其模仿动机,弱化其自主创新动机,形成本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路径依赖。为此,在采取积极措施引进外资推动本地集群发展的同时,应通过设立公共研发机构、引进和培育创新人才,以及财政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集群企业自主创新,避免本地集群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成为外资企业的“高级加工装配车间”。

(二)外资关系嵌入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4a、H4b)

外资关系嵌入对集群自主创新和集群模仿创新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外资关系嵌入对集群创新模式的影响,因此假设H4a、H4b均不成立。外资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主要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合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外资关系嵌入对集群企业创新模式未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内外资企业未能建立有效的信任关系是主要因素。此外,也有可能与本书的样本选择及数据量偏少有关。

(三)外资认知嵌入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5a、H5b)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5a一致。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模仿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假设H5a成立。说明本地集群成员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工作方式、工作目标等方面与外资企业的差异越小,越有利于双方的沟通与合作,越有利于外资企业的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从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技术学习和模仿。为此,推动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技术、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缩小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工作方式方面的差距,也有助于推动本地集群成员通过模仿创新实现技术进步。

外资认知嵌入和集群企业自主创新的相关性分析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且呈负相关关系。但是,与此相关的回归分析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在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自主创新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H5b未获验证。这表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外资认知嵌入对集群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四)外资技术控制倾向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6a、H6b)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影响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创新模式的影响,因此假设H6b不成立。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6a一致。当我们将企业因素、外资因素和集群因素同时引入模型时,外资技术控制倾向对集群自主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假设H6a成立。由此可见,外资企业的战略演变与角色演化也是影响集群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当本地供应商的生产经营没有危及跨国公司核心利益时,跨国公司会提供一定的技术扶持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集群企业的模仿创新。随着本地集群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甚至威胁到跨国公司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地位时,跨国公司通常会实施战略隔绝机制来避免其核心知识的外泄。比如,积极留住核心员工、限制与伙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或者主动控制与集群企业的知识距离等(王益民、宋琰纹,2007)。因此,本地集群企业只有通过自主创新和自创品牌才能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进。

(五)外资子公司独立性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7a、H7b)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子公司独立性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我们把外资战略、集群环境、企业能力等相关因素一起引入模型时,外资子公司独立性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H7a未获验证。

控制住控制变量后,外资子公司独立性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7b一致。但是,当我们把外资战略、集群环境、企业能力等相关因素一起引入模型时,外资子公司独立性对集群模仿创新的影响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外资企业子公司独立性对集群企业模仿创新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因此,假设H7b未获验证。

三、集群因素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

(一)集群企业网络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8a、H8b)

集群企业网络成熟度对集群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均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表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集群网络对集群创新模式的影响。事实上,集群网络的成熟度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助于提升集群成员的创新能力,又有助于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因此,集群网络的成熟度对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因此,假设H8a、H8b不成立。

(二)集群创新能力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9a、H9b)

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基于现有调查样本,未能证明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因此,假设H9a不成立。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引入控制变量后,在1%水平上,集群产品性质对集群模仿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28,因此假设H9b成立。

(三)集群产品性质作用下集群创新模式选择(H10a、H10b)

集群创新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H10a一致。引入控制变量后,集群创新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245,表明假设H10a成立。集群创新能力在10%的水平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反向影响,与假设H10b一致,然而引入控制变量后,在5%水平上,集群创新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128,因此假设H9a、H9b成立。这表明集群创新能力在集群创新模式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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