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文明冲突

一、“文明的冲突”与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是20世纪末提出来的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安全命题之一，国家文化安全命题的提出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影响的一个产物，或者说是直接由这一命题产生的。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吉米·卡特时代的白宫安全顾问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把他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观点称之为“文明的冲突”。他说，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这就是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文明冲突”理论改写了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发展史，第一次把“文明的冲突”提到了学术范式建构的层面上，从而第一次使得“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命题和研究议程。亨廷顿是在美国防卫安全的议题下研究并形成这一理论成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冲突”研究也就是关于“文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亨廷顿并没有揭示出这一点，而这恰恰给提出和开展这一命题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虽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特别强调“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而纵观他的文明冲突理论依然是意识形态的，区别只是不再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4]而是根据“文明的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作为归属感的载体遭遇到了挑战，文明之间摩擦的加剧，增强了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意识。文化特性被认为是比政治或经济更为久远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你站在哪一边”，而是“你是什么人”。站在哪一边是意识形态问题，你是什么人是身份归属问题。于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便演化发展成为文化认同之间的归属性冲突。前者属于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后者属于文明冲突。虽然，对于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批判已经见诸于众多的学术研究，但是，正如彼得·卡赞斯坦在他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的前言所说的那样：“尽管亨廷顿对文明政治的看法有失偏颇，但我们承认，他对文明的模式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他的观点被译成38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一个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现代文明体系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现代文明体系并不就是由亨廷顿所划分的那几种文明形态构成的。亨廷顿所阐释的几种文明形态还只是就社会文明形态而言，更多的还是定义在观念、态度、认知、价值等系统的层面，还不包括社会生产力建构的文明形态，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更不包括生态文明等新文明形态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安全问题。这些领域里发生的安全问题也是属于“文明安全”问题，而且像“生态文明安全”问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方向。它们之间形成的“文明冲突”，有的是文明演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有的是文明演化中可以避免的冲突。两种冲突都会构成“文明安全”问题。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序列，在这个序列中，必然地包含着后一种文明形态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改造与重构。问题并不在改造与重构本身，而在于它的历史动因和历史形式。这是区分一种文明发展是否构成另一种文明存在安全问题的原则。完全处于自我需要和自我完善的对社会生产力形式的改造，进而实现文明转型的，是文明自身的一种进化需要。由于原来的文明成果与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转型与发展，产生和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形态，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有机转换，自我更新，因而，由此而产生和发生的“文明冲突”并不构成“文明安全”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则违反了这一原则，因而构成了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文明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人类追求文明发展最大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尤其是在追求工业文明最大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因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个危机，表面上看来是由于人类在物质生产行为中发生的，实际上它是由人类社会关于社会进步和财富增长的认知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心理体系的片面性造成的。所谓“生态文明危机”是由人类文明行为造成的危机，由于这种危机直接地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物种的存在，因而，它所构成的“文明安全”就属于全人类的安全。没有了人，当然也就无所谓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文化安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构成了一种完全区别于亨廷顿的建立在“文明的冲突”基础上的文明安全。克服和解决这一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安全研究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类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