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一、西方境遇：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战争的结束。“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欢呼胜利的旗帜与口号。然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取向却并没有在这一欢呼声中失去方向，真正的美国战略家是极其冷静和理性的，“文明的冲突”迅速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新的理论工具和价值导向。一方面是“历史的终结”，另一方面又是“文明的冲突”。“历史终结”遭遇“文明冲突”，历史是否已经“终结”？面对“历史终结”，“文明冲突”何以成为可能？不仅全球的学术界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交锋，而且国家安全与战略学界也深感纠结。尤其是随着科索沃冲突与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9·11”事件的发生，阿富汗战争的爆发，“文明冲突”的战略预言被证实了。世界由此从传统安全时代进入了非传统安全时代。于是，“软实力”成为新的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理论。

一方面，意识形态冲突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终结”，只要社会主义没有完全被推翻，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还依然存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之争就不会“终结”。“文明冲突”掩盖不了“意识形态冲突”，这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和建构“价值联盟”。对象就是中国。今天的中国具有比昔日的苏联更为巨大的“中国威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而且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所谓“中国威胁”并不是亨廷顿意义上的东方的“儒教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而是一种中国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实质是：中国要不要遵守西方社会指定的价值秩序和制度选择。只要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中国威胁论”就始终存在。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又不能脱离中国发展带来的全球经济红利，既要坚持意识形态冲突又要充分享受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于是便成为西方战略安全的困境、西方文化安全的困境。西方安全与战略理论界为此而东冲西突寻找应对中国的战略崛起的战略突破点。于是，出现了“巧实力”理论，网络自由理论等等。虽然“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已经修改了“历史终结论”，但是，作为一种乌托邦想象，“历史终结”仍将继续挑战“文明冲突”，或者说“文明冲突”将继续解构“历史终结”。无论这个结果会是怎样，它都将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安全战略理论的发展，并且在西方安全战略理论中深刻地表现出来，对全球文化安全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