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学校的终结

当4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天文学家、数学家赛翁，他写了一部对《天文学大成》的评论，并发布了有关欧几里得的《几何初步》的新版本。与他同时期的还有他杰出的女儿希帕蒂娅，古代史中唯一知晓的女科学家，她写了关于阿波罗尼奥斯二次曲线和丢番图代数的评论。原创科学著作的激情早已远离了亚历山大港，现在学校所产出的是神秘梦幻类的哲学思考，主要的工作是编辑、评论和回放过去时代的荣耀。

基督徒和所有非基督徒的对立现在变得严峻，但是科学仍然奄奄一息，无法具有吸引力。基督徒不关心科学，他们无尽的兴趣在于理论争议。他们坚信，持有不正确的理论观点是死罪，所以设计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酷刑，互相残酷实施，外教徒阿米阿努斯形容为即便最野蛮的野兽也受不住，而基督徒圣·格列高利则说“像地狱”。但当我们读到他们对“圣子与圣父是否是一回事”持不同意见者进行割耳、割鼻、割舌和砍右手的刑罚时，我们没有读到有人因为科学观点遭受不幸。但是，基督教出于其“不需考查，只需相信”的教条精神，一定对自由提问的科学精神进行了强大的震摄。

在亚历山大港，最少出现的是通过学习和科学对统治一切的宗教进行思索，那里的主教西奥菲勒斯，“和平和美德的永久敌人，双手交替浸污着黄金和鲜血”，对根除外教文化的所有纪念物有着特殊的激情。在390年，大图书馆的大部分被毁，据称就是出于他的命令。他的侄子，圣·赛瑞勒接替了他的主教位置，并对希帕蒂亚产生了嫉妒。她是一个女人，却被赞誉为对所有科目的科学都有着深入的知识，甚至令基督教陷入危机。所以，当一群基督徒，大多数是出家人，在415年谋杀了她时——用尖锐的牡蛎壳将肉从骨上撕下，赛瑞勒被怀疑策划了这一事件。

一些亚历山大大学的学者移居到了雅典，柏拉图学院仍然脆弱地屹立——一座外教徒的小岛，不断被升高的基督教洪水吞没。尽管大多数人关心魔法和迷信，哲学教授普罗克鲁斯（412—485）是其时代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他通过例证提出反对创世纪描述的讨论，并受到死亡威胁，对此，他做出了著名的回答：“他们对我的身体所做的事情并不重要，我死时，带走的是我的精神。”最后，在529年，基督徒说服查士丁尼大帝在雅典禁止所有“世俗学问”，雅典的学校继而消亡。

亚历山大大学的其他人移居到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一座由君士坦丁在326年定都并建为一座新城的城市，其热忱和彻底性不亚于亚历山大大帝6个世纪前在埃及所显示的，而这个新君主的希望只是将其变成一个帝国的首都，并将其完全基督化。新城“代表了文明所产生的最少量的贵族形式……浸没在感官和最无意义的愉悦之中，只有在一些理论上的微妙问题或与一些好战种族进行对抗所带来的刺激中，他们才会从懒散中露出头来，开始狂热的暴乱”。

这样的土壤中不太可能出现学问的蓬勃发展，但是这个城市成为了东方的希腊化亚中心，并保持至土耳其人在1453年攫取之。如果在这800年中，拜占庭曾经增加了世界知识库中的份额，它至少扮演了学识的静止水库，溪流偶尔从中流出，滋养着外面的思想，它几乎没有创造，但从毁灭中保留了很多。

拜占庭时期的一个神学方面的冲突，事实上被证明对知识学习有利。拜占庭的主教聂斯托里坚持认为基督的个性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混合体——人和神，圣女玛利亚是人格基督的母亲，不是神格耶稣主的母亲，“神的母亲”这个头衔令他感到憎恶。当以弗所第一大公议会于431年宣布此学说为异端邪说后，聂斯托里的很多追随者发现他们的生活由于迫害而无法继续，于是迁移到了东方，首先是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在不断迫害的驱使下，到达波斯。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专心从事文学和科学，用现在已成为西亚通用语的他们的本族语叙利亚语写出原创作品，并翻译了劳斯丹顿、柏拉图、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希尔罗、托勒密和其他很多人的著作，使得其影响日后显现。

亚历山大港学校的最终终结出现在642年，伊斯兰教徒控制了城市并摧毁了大图书馆的剩余部分。哈里发・奥马尔据说批准了这次洗劫，原因是：“如果希腊的作品是认可伊斯兰神的，那它们是无用的，没有必要保留；如果不认可，那它们是恶性的，应该毁掉。”阿布法拉基尔斯记载说，所有的书籍使用城市里的4000个浴室燃烧了6个月——当然有所夸大，因为即便有40万册书籍留在了图书馆里，那每个浴室平均每周只烧毁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