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性资源冲突论与利益论

吉登斯将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截然分开进行讨论的原因还在于他着力论证一些政治哲学家都偏重配置性资源，过分强调物质利益与权力之间的逻辑联系，将配置性资源置于首要地位，将其等同于生产力，坚持认为配置性资源支配了整个历史，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与国家形成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把配置性资源与阶级支配问题相联系。与这种辩证法形式上联系在一起的是阶级支配的“抽象模式”，它适用于所区分的每一种阶级社会类型。吉登斯力图表明配置性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很重要，但学界偏重以物质世界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变迁为核心的配置性资源，忽视了权威性资源相应的重要地位。

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配置性资源的特性相关。我们上述提到配置性资源主要指行动者对自然世界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包含三种形式：一是环境的物质特征，二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三是产品，即前二项相互结合而制造出来的人工产品，因此，它是形成控制客体或者物质现象之能力的资源。^[71]就其特性来说，配置性资源既然是形成控制客体或者物质现象之能力的资源，那么它首先跟物质生产、物质资源密切相关。以马克思为首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者特别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把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诞生都与物质生产，即配置性资源的发展联系起来，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据生产力的增长来解释‘历史’，不同类型社会中的制度组织及其变迁过程均导源于这种生产力的增长。”^[72]吉登斯认为“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当成是生产力渐进增长过程的巅峰，那么就不能揭示出现代社会同各式各样的传统社会的差异”^[73]。那么，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到底是什么？现代性除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外，还要从权威性资源中找寻答案，是包括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多种因素的结果，其动力机制分别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与知识的反思运用。

其次，配置性资源跟经济有着紧密的关联，不可避免地跟利益、强制、冲突、武力紧密联系，回顾韦伯把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称为服从以来，以往的权力概念似乎都跟“冲突”画上等号，博比欧、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彼特·巴卡拉克（Peter Bachrach）、摩尔顿·巴拉兹（Morton S.Baratz）、卢克斯等人皆指出权力会导致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隐蔽的冲突或潜伏着的冲突行为。20世纪权力概念的发展史表明冲突和抵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似乎只要权力存在，或者只要行使权力，就必然遭到权力对象的抵制，权力行使者也必然要对这种抵制进行镇压。马克思从中受到影响，将权力与阶级间的阶级分化联系在一起，以阶级冲突为基础重建权力理论。这种观点被卢克斯总结为：“在规定一种权力特征的实证性检验标准中，冲突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它看起来似乎是认为，如果没有冲突，权力的运用就不可能清晰地揭示出来。”^[74]

在这种资源上建立起来的权力突出冲突与利益，权力被理解成一个个体或群体将其意志加诸他人之上的能力，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等级式权力（hierarchical power）。这里，“等级式”不是指以出生血统、政治身份为主要标准的封建等级差别，而是指政治权力形式与经济资本结构的等级差别。它首先是压迫性的，权力与国家权力或阶级权力相关，权力来自像国家或阶级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和高度集中的地方。无论是近代政治还是当代政治，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国家权力，尤其关心与国家运作相关的“权力”的性质及其分配、执行、协调的监督问题，政治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代名词，至于其他形式的权力则很少涉及。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现象：“‘政治的’一般而言是与‘国家的’相互并列，或者至少是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由此，国家似乎是某种政治性的东西，而政治则是某种属于国家的东西。”^[75]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压迫性，斗争、冲突自然就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样式。

其次，它不仅与经济利益挂钩，而且还以经济资本（物质资源与财富）为核心基础。在这里，经济资本相当于物质资源与财富。纵观权力概念史，不难发现在权力形成与维系的要素中，经济资本处在首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它直接决定着权力的本质属性。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把权力和利益理解为政治的最高原则。韦伯这样定义政治：“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76]这样一来，政治沦为攫取利益和保障利益的工具，政治的原则逐渐为经济的原则所取代，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基调被奠基为利益的争夺。在现代，政治斗争的目的往往是用自由民主的旗号来争取经济利益或扩大并巩固经济利益。“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就是从理论上将欲望和利益合法化并绝对化，使其成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其他所有的东西，不管曾经有多神圣，都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国家也好，政治也好，都不例外。”^[77]这种概念被称为狭义的政治，指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以后的政治行动。也正因为这样，一切政治哲学家所基本关怀的，是“权力的形成、分配及其正当化程序，是权力的正常运作制度、权力更新、权力实施的监督制度以及权力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关系，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关系到政治生命最关键的国家问题”^[78]。

吉登斯把西方主流权力的经典含义概括为等级式权力，指出正是这层含义上的权力概念造成了晚期现代性中自由、平等等价值观的冲突。在他看来，这种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和利益的协调与分配，只是一种很狭隘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依旧存在。如果我们想恢复古希腊的那种政治概念，必须要先对我们目前的政治和权力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当然，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都是将配置性资源从原有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进入流通之中的，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让资源自由流动，自由选择，以及自由组合。这是社会转型的需要，只不过，吉登斯要凸显的是等级权力观在当下的局限性，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需求加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