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与世界古典文明的历史命运

第一节　生态问题与世界古典文明的历史命运

关于人类文明史的众多研究表明，在各个重大文明的衰落过程中，往往都伴随着严重的生态灾难。但如何理解和评价生态问题和文明命运之间的关联，学者们却聚讼纷纭。不过从总体方向上说，无非三种主要观点：其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决定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所遭受的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所有苦难都不过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自身某种内在目标的手段；其二，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化的和非线性的历史观，这种观点虽然承认某些文明社会确实是在遭遇重大生态危机中衰落甚至消亡的历史事实，但却认为生态危机问题不是文明衰落的真正原因，最多只能说是文明衰落的一种结果或表现形式；其三，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态学的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生态问题是文明成长过程中必然碰到的根本问题，许多古典文明的衰落都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直接的关联。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第一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有一种内在的普遍的目的，亦即“意志自由”在国家生活中的完全实现。但是世界历史在开始的时候，这个目的却不是社会成员的自觉，相反对于具体成员和事件来说往往表现为外在的抽象的绝对力量，表现为不可抗拒的命运般的东西。无论是个人还是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主动追求的目的，有着主观方面的驱动，如需要、本能、热情、私利以及意见，等等，但这些具体目的和主观方面的动力都不过是世界历史完成它的内在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已。因此，在黑格尔的笔下，尽管也涉及诸多文明和帝国的衰亡，但除了对古希腊之外，却纯然没有任何哀挽的笔调，也从不追究在这些文明和帝国衰亡中的个人或民族所犯下的过错。因为，这些衰亡不过意味着这些个人和民族历史使命的完成，意味着“历史精神”下一个承担者将登上历史舞台。^[1]

从“自由理念”的实现状况来看，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一个人自由”的东方专制世界，“一群人自由”的古希腊世界和“所有人自由”的现代日耳曼世界这样几个大的发展阶段。而从“实体性”或共同体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希腊世界，到“主观性”或私人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古罗马世界，再到“实体性”（客观真理）与“主观性”（主观自由）实现有机融合或“个体性”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西方世界，又构成了一部西方历史的内在发展脉络。^[2]可以说，在黑格尔式的将决定论和进步论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哲学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正视的。因为它就像人类社会所遭遇的其他一切苦难和所犯下的一切错误那样，都在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出场做铺垫的过程中得到了救赎，获得了纯然积极的意义。

汤因比的“文明”研究可以说是第二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在《历史研究》中，他对单纯的环境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起源一样，都不能从“环境决定论”得到完全的解释。

在汤因比看来，一个社会控制其自然环境的能力可以用它的技术水平来衡量，而如果用两条曲线来分别表示文明的变化和技术的变化的话，我们将会发现两者不但不完全吻合，反而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分离：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可能出现文明的停滞不前或倒退，在技术停滞不前时却可能出现文明的前进现象。^[3]

那么，当文明与技术的衰退现象同时出现时，技术上的后退是否是文明衰落的原因呢？汤因比的回答是：“技术上的后退不但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反而是它的结果或迹象。”理由是，当一个文明开始衰退时，某些在文明生长时期不但可行而且有利可图的特殊技术会遇到社会阻力，在经济上收益愈来愈少，当变得无利可得时甚至可能完全被放弃：比如，西欧罗马官道的废弃，并不是由于它们丧失了技术上的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出于军事和商业目的而修筑这些道路的社会已经瓦解了；古代叙利亚社会后期逐步放弃使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灌溉系统，以及同样由于灌溉系统的废弃导致疟疾在古代印度（锡兰）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中的蔓延等，都只是这些文明社会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4]

汤因比不仅强调了对自然环境控制能力的减弱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还强调了以地理扩张或军事胜利为标志的、对所谓“人的环境”控制能力的减弱也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外来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地理收缩并不是文明衰落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文明的衰落、解体和死亡，永远只能是“自杀”，而不是“谋杀”。因为文明的生长过程，就是通过它不断成功地应对无论是来自“自然环境”还是来自“人的环境”的挑战来实现的，它的衰落、解体和死亡过程不过是这种应战能力的丧失过程。如果说文明的生长是“趋向自决”的过程，那么文明的衰落、解体和死亡就是丧失“自决能力”的过程。具体来说，“自决能力”的丧失意味着：“少数人丧失了创造的能力，在多数人方面则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模仿行为，以及继之而出现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丧失了它的社会统一性。”^[5]

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是第三种观点的突出代表。这是一部从“绿色”角度写作的人类历史，在利用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地描述了人类创造的各种社会与它们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过程。

庞廷认为，从“绿色”角度来看，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在此之前，人类靠着采集、放牧和狩猎生活了大约200万年，相当于迄今为止人类史的99％。只是在最近数千年的时间内，一种非常不同的生存方式出现了，它意味着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巨大改变：生产谷物和为放牧提供牧场。这种更强有力的谷物生产系统在世界的三个核心地区分别发展起来——西南亚、中国和中美洲。由于它能够提供数量多得多的食物，就使得人类社会可以演化为定居的、复杂的、分出等级的各种形式，使得人口增长的速度显著提高。而朝向农业的转变、定居社会的增加、城市的出现和手工业分工，再加上强有力的宗教和政治人物的出现，所有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6]由于这场生存方式的革命，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数百年后在印度河流域，之后在中国，以及差不多2000年之后在美洲，都建立起了等级分明而又军国主义的国家，它们是由对庞大人口拥有巨大权力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来统治的。尽管文化上的成就各不相同，但这些帝国和国家中没有一个改变了定居社会以来所形成的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表明人类对环境的巨大改变，以及这种改变造成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如何在损坏环境的同时带来了自身的崩溃。^[7]

一般说来，农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问题意味着：农业的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长的人口，对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农业的出现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和生态系统原先的内在稳定：多种多样的植物和永久性的自然植被，被种类很少的庄稼所替代；开垦出来的土地容易在风吹雨打之下导致更严重的土壤侵蚀；人工施肥和灌溉对土地的营养循环及水平衡更具侵扰性等。其次，定居社会的扩散也在其他方面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村落和城镇的出现以及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对资源的需求更加集中，为提高粮食产量对土地更加精细的耕作以及为了获取建筑和燃烧材料对森林的大面积砍伐，都会加剧土壤的侵蚀程度。最后，通过创造人工环境来生产粮食和定居社区的增多，不仅会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集中起来，而且意味着人类社会要逃脱自己活动后果的困难也大得多。在那些特别敏感的生态系统中，在那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特别集中的地区，社会的基础也就被破坏，最终会导致它的崩溃。^[8]

庞廷特别具体地研究了古代苏美尔社会和中美洲文明的衰败过程。在庞廷看来，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态环境大片毁坏的迹象首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值得惊奇的，因为这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首次进行最大规模干扰的地区。

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社会。到公元前2370年时为止，苏美尔地区的主要城邦如基什、乌拉克、乌尔和拉加什都已经是组织起来的、军国化了的社会，它们靠着由灌溉生产得到的剩余粮食来养活管理城邦的官员和军队。所有这些城邦都依赖它们生产小麦和大麦的农业基础，而这种农业基础又缓慢地因灌溉导致的环境退化而受到破坏。公元前3500年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小麦和大麦的产量大致相当，然而小麦只能承受土壤中0.5％的盐分含量，而大麦却可以在盐分含量高两倍的土壤中继续生产。公元前2500年时，小麦下降到粮食生产的15％，到公元前2100年时，乌尔已经放弃了小麦生产，就是在整个苏美尔地区，小麦也已经下降到所有粮食生产的2％，到公元前17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已经没有任何小麦生产了。从小麦种植数量的下降中可以合理地推论出土壤持续的盐碱化。

比起大麦逐渐取代小麦，更为严重是问题是这一地区粮食总量的下降。在苏美尔社会的早期阶段，当土地由于盐碱化不能再利用时，人们就用新开辟的土地来替代。人口的增长以及战争对更多剩余粮食的需要，进一步加剧了开辟更多新土地的要求。但新开辟土地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随着可耕地的数量达到极限，盐碱化又越来越严重，粮食总产量就飞快地下降。从公元前2400年到前210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42％，而到了公元前1700年时，则跌了65％。粮食总量下降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依赖剩余粮食的管理人员和军队的规模，很快都会随之下降，使得这些城邦在外部征服面前十分脆弱；自公元前2370年被萨尔贡一世征服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屈服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公元前1800年左右，当巴比伦王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时，苏美尔地区的农业基础已经崩溃，粮食产量大约只有早期王朝的三分之一，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中心就永久性地迁移到了北部。在那里，一个接一个帝国先后兴起，苏美尔则沦为帝国的“一个无足轻重、人口稀少、穷困潦倒、死水一潭的地方”。

不仅如此，庞廷还以苏美尔地区后来的历史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的人工干涉都会损坏生态系统，当农业体系高度人工化时，它会轻而易举地倾倒平衡而走向毁灭”。因为几个世纪之后，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900年，当苏美尔的那些城邦甚至都不再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时，由于过多的灌溉造成盐碱化的同样过程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起作用了，导致了中心地区发生农业崩溃。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在两河流域建立起了一个相当富有和发达的社会，几乎也同样重演了这种由于过分灌溉造成农业崩溃，最后屈服于外来入侵（蒙古人）的过程。^[9]

庞廷认为，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同样是在有限的生态基础上通过高度人工化发展起来它的农业基础的，并且同样是一个由于农业基础的自我瓦解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走向崩溃的典型例证。庞廷根据最新的一些考古研究成果，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崩溃的过程。^[10]

玛雅人如何在一种低地丛林的环境中获取食物，这对于理解玛雅文明的巨大成就及其崩溃都是至关重要的。以前的解释，倾向于认为他们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斯威顿”亦即刀耕火种的方式。这种农业体系在热带地区被广泛使用，就长期而言也是相当稳定的。但它的缺陷在于，这种耕作方式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养活很少的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事实上玛雅人使用的是一种强度大得多的农业体系：在山坡上，他们把丛林清除掉，造出广阔的梯田；在沼泽地区开挖纵横交错的排水沟，而挖出来的泥土就用来修筑台田；种植的庄稼除了玉米和豆类之外，还有其他的品种如棉花和可可等。

这种高强度的耕作体系，是玛雅人所有社会和文化成就的基础，但当对它的要求超过其生态基础的承受能力时，事情就开始走向它自身的反面：更多的土地开辟出来之后，森林被砍伐的同时也会引发土壤的侵蚀，与此同时河流中的淤泥越来越厚，改变了水位和台田之间的平衡，从而导致粮食总产量的下降。公元800年左右的墓葬中表现出了很高的儿童和妇女的死亡率，以及由于降低了营养水平导致的营养不良症，这可以看作是粮食产量下降的最早证据。剩余粮食的减少，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内乱以及城市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从而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和人口的灾难性下降。结果，几十年的时间内，很多城市和耕作过的土地都被放弃，再没有石柱竖立起来以纪念统治者，只有少量农民继续生活在这一地区，直到19世纪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我们可以从以上叙述看出，庞廷的观点带有十分明显的“绿色”倾向性。不过，从他的研究结果出发，我们虽不能说人类所有古典文明的衰落都是根源于生态环境的危机，但至少可以说部分古典文明的消失是直接根源于此，还有部分古典文明比如古印度、古希腊，在其衰落的过程中，由于灌溉系统的破坏以及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11]汤因比对文明衰落的外部环境原因的探索中，实际上也提供了相似的佐证，只不过他是通过把环境问题回溯到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来展示对同样一些事实的不同解释罢了。但问题是，就算一个文明丧失对其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不过是这个社会内部创造力衰败的结果或表现，那也不能否认在这个衰落的过程中生态危机问题的真实性。庞廷的观点之所以更有说服力，是因为他更多地把生态危机的出现看作是某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后果，是一种“成也萧何败萧何”式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消解内在相联的过程。

总之，无论生态危机的出现是文明衰落的直接原因，还是文明中其他弊病的产物，生态问题的确是和世界各古典文明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不过，我们当然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古典文明都是由于生态危机问题走向覆亡的。因为不仅是在已经衰落的古典文明中还有非常突出的例外如古埃及，而且在现存文明中，也还有成功化解了或至少是阶段性地成功化解了古典意义上的生态危机问题的文明社会如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

根据庞廷的考察，古埃及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自然环境与它对粮食的要求之间建立了可以承受的平衡：尼罗河流域公元前5500年左右开始出现定居社会，此后将近7000年中，古埃及人及其后代一直采用一种相当稳定的农业体系，核心是每年尼罗河洪水的自然流量会在合适的时间提供适量的水以及淤泥来增加土地的肥力，他们只是在很低的技术水平上进行了最小限度的人工干预。直到19世纪，新技术的采用才开始破坏这种体系。当然，尼罗河洪水流量某些年的重大波动，持续一段时间特别高或者特别低的洪水水位，也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从而对埃及的历史进程造成重大影响。比如，公元前2250至前1950年期间，一系列极低的洪水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分裂和埃及早期王朝的终结，经历两个世纪的分裂状态，直到所谓“中期王朝”开始时才重新走向统一；而公元前1150年前后，同样是由于极低的洪水水位，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而此时的埃及正处于相当大的外来压力之下，于是政治和社会都走向了崩溃，埃及再一次陷入分裂，差不多也经历了两百年之久才由外来征服者们重新统一起来。^[12]

也就是说，古埃及的覆亡尽管和生态灾难有关，但这基本上完全是属于“天灾”，和人们自己的造作没有什么关系。并且，这种意义上的生态灾难是自然界的力量自身可以加以调节和校正的，并不像苏美尔地区或中美洲那样几乎是一种不可挽回的衰败。因此，古埃及作为一个例外，所印证的道理也恰恰是那些由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生态危机而衰败的古典文明社会所留下的历史教训：在人类进入农耕和定居社会之后，农业基础一方面为社会的复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又总是要求超越其农业基础，维持一种越来越高强度的农业耕作，当脆弱的生态环境在这种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崩溃时，曾经作为应对环境困难的解决方法本身变得成问题了。

不过，除了尼罗河流域特殊的自然条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之外，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也在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上解决了这个对于古典文明的生存来说性命攸关的、社会需求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问题。就现代西方社会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主要是两条：由欧洲向全世界范围的地理扩张，超出原初自然限度的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的兴起。^[13]但是，这两个方面恰恰也是造成今天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历史根源，对此我们将另辟专章加以讨论。中国古代文明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与现代西方文明不同，是在古典农业生产的自然尺度上实现这种平衡的，这一点也就是下两节我们要着重阐发的中国古代的生态状况和生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