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与发展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

《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文明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文明作为人类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往往因其核心产业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阶段。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猎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凸显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自己同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不得不批判主客体绝对对立的天人观,并着手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认真的反思,必须对传统的自然观进行一场根本的变革,必须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重大的调整,否则人类将毁掉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地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于是,一种新的文明——第四文明即生态文明伴随着历史的车轮向我们走来。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文明是具体的、历史的。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文艺复兴运动将人权从神权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科学获得了解放。随着古希腊光辉形象的再现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的广泛利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里,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在这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获得了独立,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主人,是高高在上可以将地球踩在脚下的主人。人们喜不自胜,对生产力的崇拜情结油然而生。自然界由人们效仿的榜样变成了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人站在了自然界的对立面。对此,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经郑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1]然而,人们对这一警告却置之不理,仍旧在“让高山低头、让河流改道”的口号声中向大自然进军。尤其在“二战”后,人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当人们陶醉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加和财富的急剧增长时,自然界的强力报复也使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从事改进各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见和预防的后果。其中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时代的浩劫。”^[12]人类对大自然的野蛮开发和肆无忌惮的掠夺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肆虐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由于人类大规模地征服、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失衡,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紧张,人类陷入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深层困境之中。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人类对生态文明的选择,就是当代人类在探索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下来的。

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所谓均衡发展,一是要把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度之内,二是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雏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该报告的独特价值在于:第一,用“可持续发展”这一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总结并统一了人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使它们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二,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作一个更大课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其中有102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污染、高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提出要建立保持环境发展的全球新的“伙伴关系”。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承诺,而且还使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理论变成了各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计划,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1994年的埃及开罗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的丹麦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都将其作为重要议题,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

2002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有19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104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内的代表2万余人出席了会议,4000多家媒体向全世界报道了大会盛况。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两个重要文件,并达成了一系列关于可持续发展行动的《伙伴关系项目倡议书》。这些文件明确了全球未来10～20年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蓝图,将对未来的环境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国际潮流的影响下,我国也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文件,如《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年)、《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0年)等。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庄重地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明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已列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这既是对我们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总结,也是对人类在20世纪末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成果(即把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整合并统一到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目标上来)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同志2004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把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