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出现

第二节　工业文明的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出现

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农业社会，人类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等交换的过程中往往封闭在狭小的地域，依赖自然界的天然供给，维持自身生存，享受着“天人合一”的﹑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苟且偷生，即便对自然也进行某种规模的改造，也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制，始终未能超出自然界自体恢复的范围，因而农业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是自然环境问题，呈现的是人在自然面前的被动关系。例如在农业社会中，如果某处因过度开垦而导致自然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整体迁移到其他尚待开发的土地上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在工业社会中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工业社会借助强大的自然力量，完全突破了农业社会封闭狭小的生产方式，形成突破地域限制的﹑分工更加精细的﹑要求协作程度更高的整体化生产方式，这种整体化生产方式促使人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愈来愈高。随着工业社会整体化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类单方面对自然的主动干预也愈来愈频繁，由此带来人类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生态危机可能性的增大。由此看来，生态问题是工业文明在自然环境中的特有表现，是人类工业化大生产作用于整个自然界的结果，同时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转折点。因此，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农业社会中的自然环境问题。

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自然与生态问题的分析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整体化发展正是随着工业化的进步，逐渐突破以往的自然屏障在全球范围形成联合，这种联合背后的首发驱动力是什么？它是怎样导致自然与生态问题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得到较好的说明。

首先，应区分“需要”和“需求”的异同。“需要”侧重于在生物学层面上的表达，例如生物必须在自体物质和能量与自然界的交换中保持特定比例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该生存单位则必然趋向死亡。“需要”同样会带来发展，但是要指出的是，“生存发展的需要”对所有生物都具有普适性，因为适应环境变化的进化也是一种发展。“需求”则专指具有主体能动性的社会化存在的﹑具体的人而言。“需要”更加侧重与自然界的同一，而“需求”则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分化，需求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需要，需求的不被满足并不会必然带来生存单位的灭亡。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文明所体现的主要是在“需要”层次上的发展，体现为以维持个体的生存为最根本的目的。而在工业文明中，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具备了主体特征的“需求”，也就是社会化的人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同自然界能量交换过程中在质的方面的更高要求，是主动利用自然力改变自然环境对人的限制的过程，而这一点也同时可以说明农业文明所面临的自然环境问题与工业文明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相异性。由此可见，对从“需要”向“需求”转化过程的考察，内在地包涵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人在这种转化中所处的位置﹑转化的动力，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改变等问题。

在农业文明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主要是利用自然环境中的自然资源以及生物资源，直接地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大分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人工生态系统，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在提高了土地人口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得到了满足。这种“需要”向“需求”的逐步过渡实际上最初体现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也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过程中，这主要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已经产生了少量的盈余，从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有限度的“需求”，但是由于劳动生产技术的限制，这种“需求”仍然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在人类理想境界之中的投影。随着农业文明的稳步发展，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劳动工具的逐渐完善，人类的需求也逐渐地明确起来，并最终在近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逐步超越了“需要”从而使需求首次成为人的首要“需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环境即自然环境，也在人类从需要向需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发生着改变，从而带来从自然环境问题向生态问题的转化。对于这一问题的说明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人在自然面前的被动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环境相接触的有限性，也难以通过全局或整体化的思想对自然进行把握，由此相应地产生一些自然环境问题。但是这些自然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建立在生物学意义的需要这个层面上的，能满足这种需要的自然环境就是“好”的自然环境，反之则不然。“好”的自然环境也会由于无法承载人类为了满足生物学的需要而遭受破坏，继而引发一系列的自然环境问题，如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或水资源遭到破坏。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主要是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人在自然面前总体来说还是消极被动的，由于生产劳动工具的限制对自然环境的干预也是极其有限的，因而这些环境问题的产生一般来说总是局部的，随着仅仅为满足需要的人们向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其他自然环境的转移，自然环境的自体恢复能力将很快再次保持平衡。这种对自然的局部干预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由于并未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阈限”，因此表现出来的是带有局部特点的自然环境问题，如果说这种对自然的干预超越了这种“生态阈限”，那末它就是具有整体性质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这种阈限的超越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是无法达到的，这是因为从上文所涉及的系统论角度来看，生态系统所具备的控制系统和反馈系统只有在人类有能力深度作用于整个生态系统，导致整个生态平衡状态的改变，从而直接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衰退乃至于崩溃的情况下才可以将其称之为生态环境问题，那么从这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意义上来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就会更加有利于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化石燃料成为工业文明发展的强大推进力，借助于机械的力量，人们开始在各个层次上向自然界伸出索取能源和财富的双手，人们的需求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产业革命完成的过程中，无论是纺织业﹑煤炭业还是化工业均采用煤炭作为其基本能源的供给原料，在这一时期，生产所导致的废弃物不加控制地排泄到自然环境之中，其污染物还主要以二氧化硫以及烟尘的污染为主，此时环境的污染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人类获取前所未有财富的喜悦所抵消。

二、工业文明与生态问题对抗性关系的说明

在区分了自然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本节将对工业文明与生态问题的对抗性关系进行说明。这是由于这种对抗性关系存在于工业文明的整个发展时期，但是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整个人类的一切历史发展之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需求水平和层次的提高，那么对这种对抗性关系产生的考察就不能脱离工业文明本身的发展来进行。对抗是危机存在的社会化表现，在工业文明以前，人类也以不同的方式同严酷的自然环境进行着不屈的抗争，但是细加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抗争主要是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而将大自然施加于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归咎为法力无边的各路神仙对人类的嘲弄，并进而导致对这种神秘力量的摩顶崇拜。同自然的对抗性关系则是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首先需要具备分工极为复杂的社会基础，这是由于极为精细的分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自然力量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其更加突出的是具体劳动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在严密分工的条件下，劳动者很难将实践成果的得失归结为是某路神仙“指导”的结果，相反，劳动者会在这种严密分工条件下形成自身责任主体的认知，更加主动地发挥出主体的创造性精神，从而完成精细分工条件下的协作化进程。人类从同自然的抗争性关系到同自然的对抗性关系，正是在分工协作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的。精密的分工是工业化社会的一大特征，由精细分工所带来的机械化生产实际上就是对自然规律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对自然力量的大规模使用早已深入影响到自然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之中，人类从长期依赖自然界的天然供给转变为主动对自然界的开发，自然物转变为人造物，由此带来人类财富的迅猛增加，也同时造成大量的人造废弃物的任意排放。随着人类需求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生态承载这种需求的能力逐渐下降，一方面是无止境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有限的资源供给，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形成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对抗性关系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从自然生态生态环境的系统整体性来看，这种有规律组合的有机整体系统其内在各个要素之间紧密相关，当要素之间的有机组成关系遭到破坏则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这种改变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同自然生态的对抗性关系上，例如大量资源的开采和浪费破坏了自然生态的自体恢复能力，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并未因此而减缓，从而形成对抗性关系；其次，从自然生态资源的稀缺性角度来看，作为工业化发展命脉的化石类能源其储量并非是无限的，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一类资源的开发程度空前，这种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构成对抗性关系；再次，从自然生态环境的区域性来看，正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了生态的多样化，由此构成了完整的生态体系，然而从工业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突破地域限制，最大限度地整合自然资源同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域性分布构成对抗性关系；最后，从自然生态资源的可利用性角度来看，自然生态资源是满足人类需要与需求的第一源泉，工业文明将自然生态资源的可利用性在深度和广度上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资源利用完成之后的废弃物与自然本身生态抗逆性的有限性构成矛盾，进而构成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对抗性关系。以上四种对抗性关系从其表现来看体现为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整体对抗性状态，但是就其本质来看，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的社会环境在自然大环境之中的矛盾斗争。

三、工业文明的生态断裂点

自工业文明同自然生态之间的对抗性关系逐步明确之日起，工业文明发展的脚步就在步步接近其发展的断裂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就上文所涉及的需求理论﹑对抗性关系以及有关生态域值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工业文明发展的生态断裂点并非是空穴来风，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已有许多的成果面世。

马里兰大学的丹尼斯·皮拉杰斯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从生态角度看，一言以蔽之，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以消耗大量物质能源为前提，而这必须以不可接受的环境破坏为代价，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生态断裂点就是在于这种消耗的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个因素确实会导致工业社会发展的生态断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工业社会的生态断裂点在通过自然环境反映出来之前，首先发生的是工业社会社会化生态断裂，而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到生产技术层面上，认为是劳动技术的提高带来了生态问题，劳动技术所带来的对生态的作用是人的社会化意识形态在工具层面的反映，其动力还是来自于社会化的人的不同存在方式，如果将工业社会发展的生态断裂点归结为劳动技术的发展，这将无法对工业社会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进行正确的认识，从而陷入技术决定论或技术否定论的循环怪圈。

如何理解工业社会社会化生态断裂？首先，断裂可以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中断，离开物质资源消耗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无一不是在以环境资源为物质基础的各种环境中进行的，而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与增长无不是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水平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这个过程的过快发展则会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意义上的发展断裂。其次，将目光转向作为工业文明产生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文明之初的工业社会发展之路。随着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的交往范围日趋扩大，与此相伴随的则是资产阶级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之路。在16世纪至18世纪，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掠夺与海外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突破了自身资源有限性的发展限制，通过对殖民地资金和原材料的掠夺，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18世纪至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产业革命的同时也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将其他国家作为原材料﹑劳动力﹑资金﹑市场供应地的同时，有效地加强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将它们拉进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形成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心，以其他社会为外围的结构。这种贴有资本主义标签的结构形式将人类社会割裂为“属我”与“非我”的划分，从而使生产力具备更多的阶级属性，生产力以社会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力在“属我”的范围内诞生，在“非我”的范围发挥实际的作用，利用其获得的物质财富又促进“属我”领域中新兴生产力的产生，这种关系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造成生产力在“属我”领域以外的滥用。这种带有阶级属性的社会生产力伴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实际上带来真正意义上工业文明发展的生态断裂，而在这种意义上的生态问题就具有了阶级性，这种观点也可以说明许多形式的生态环境污染对不同阶级确实带来不同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污染的平均性问题。因此，工业文明中的生态问题首先是全球性社会因素所引发的，其次才涉及其他方面，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不应当像观赏比赛那样，怀着激动与忐忑的心情，仅仅把目光集中在最后的一决雌雄，即所谓人类在自然生态面前的最终胜利或最终失败，在这种生态断裂发生之前很长一段时期，真正的社会意义上的生态断裂就已经开始了。比较具体的表现是——发达工业国家对全球资源的不平等掠夺式占有，后发工业化国家为保持自身在发达工业国家作为全球主导现状下的生存权，在不平等条件下对自身资源进行封闭性和掠夺式的开发，这种方式迫使该国生态问题极端化，并迅速在全球整体生态系统中反映出来，形成全球性的生态问题，转而对发达工业国家的财富积累构成潜在或直接的威胁。前者由于其掠夺全球资源的广泛性在促使自身财富急剧膨胀的同时，迫使生态系统形成整体缓慢量变，最终导致生态系统的部分质变，进而引发生态系统的整体危机；后者导致整体生态系统在缓慢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表现为以极端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生态系统之中，从而加速全球生态系统的量变发展过程，并且对全球生态突变的可能性带来更多的不可控因素。而这种力量其本身就是对工业文明奉为圭臬的理性思维模式和管理调控模式的最大讽刺。

四、生态问题对工业文明发展断裂的作用

上文业已指出，对工业文明中的生态问题不能将其仅仅在劳动生产技术层面进行考察，而更加需要注意到工业社会自身的社会问题。

首先，从工业文明社会所崇尚的标准化特征来看，其内在蕴含着生态问题对工业文明发展断裂的可能。自然生态的多样化在工业文明标准化的原则之中已愈来愈难以为继，自然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生态多样化的系统结构，在工业文明中强调标准化，实际体现的就是效率，标准化可以在全球范围以符合效率要求为目的而迅速展开，而自然生态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标准化推广的天然障碍，也就是对工业文明的效率带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社会首先需要的是保证效率，这样也就不会奇怪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发现各个地方惊人的相似，在一个城市适用的经验在另外一个城市同样有用，在标准化推动下的工业产品几乎无处不在，与这种工业标准化相配套的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在工业社会丰富物质资料基础上的标准化的活动带来了效率但也同时带来人的活动的多样性的弱化。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已日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由工业化浓妆艳抹的﹑雷同的﹑很有效率的城市面孔。

工业社会的专业化同样是工业文明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样会导致生态问题对工业文明发展的断裂。有关专业化的理论分析在上文通过分工的视角已有阐述，在这一节中主要从工业社会层面进行认识。专业化实际就是劳动分工专门化的结果，是劳动技能的垄断性发展过程，由此形成专门知识拥有者和非专门知识拥有者，并将同一个人劈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工业化社会中，一个人作为某一领域专门知识拥有者时向他者以权威的姿态出现，然而在其他知识领域，又作为“消费者”虔诚地相信其他专门知识拥有者给他提供的他们所认为的他的“需要”。在工业文明中，为了保证生存与发展，专门知识拥有者在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种代价从“异化劳动”角度来看是很明显的。劳动的目的是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种劳动不会异化自己的本质，正如劳动分工是劳动技术组织层面上的反映一样，其本身不会带来异化劳动而只能促进劳动者个性的发展。但是当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劳动者为求得谋生而将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此时的劳动就成为了异化劳动，他的劳动产品成为对他自身的制约，同私有制相结合的劳动者分工将他的活动强制性地限制在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从而使他的活动产生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产生了人类劳动的异化，而个人的个性发展则受到奴役，转化成特性的片面发展，从而带来“职业的痴呆”。自发的分工强制性地将人限制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由于劳动的强制性，劳动者的劳动目的仅仅是为了保证能够生存，从而使劳动者难以从事发展自己个性的劳动或创造活动。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是工人”。人们在劳动中感到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的活动，劳动带给人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由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者无法看到物化了自己个性的劳动产品，从而使劳动者发展个性的需要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工业文明中这种过度的专业化不仅仅带来人的异化，同时还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带来压力的直接力量，这是由于劳动的专门化由于其劳动领域的限制，将劳动者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直接联系逐渐疏离，完整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专业化的劳动者来说逐渐陌生，专业化劳动者在自己本专业范畴内为保持基本的生存与发展愈来愈忽视其专业与整体生态系统的适应性问题，难以形成生态发展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导致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发展。

再从工业文明社会的同步化特征来看，这一点也是引发由生态问题而导致工业化发展断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工业文明社会的同步化实际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与机器运转的同步，是指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与机器的运转保持着同步，在机器干预下的人的集中化活动决定了瞬时间工业社会庞大消耗量的激增，产品的诞生毫无疑问是自然环境物质资源的转化结果，与庞大物质财富生产相伴生的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工业社会废弃物在这种同步性中大批量地﹑集中地﹑迅速地排泄进入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导致其自体修复能力的迅速降低。大量生产，大量抛弃，正是工业文明同步化的一大特征，由此造成的生态威胁显而易见。

再从工业社会的集中化特征来看这种生态问题对工业发展断裂的作用。前文已经指出，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能源主要是来自于自然界的天然供给，这种能源广泛地分布在自然资源的浅层，然而在工业文明时期，几乎所有的能源都依赖储存于自然界深层次的化石能源，这种能源并非浅表的广泛分布，而是具有集中化的特征，联系上文有关自然生态资源的多样性来看，毫无疑问，这种集中化的能源分布其本身就是自然生态多样性的天然组成部分。工业文明中一切机器的运转都不可能离得开能源持续充足的供给。因此，将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称作工业社会的黑色血液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机械化大生产必然带来能源的集中，也必然带来操作使用机械的劳动者的集中，劳动分工愈加细化，社会结构愈加复杂，专业化和标准化程度愈加深入，能源的集中同时也意味着能源消耗后对生态环境排放污染物的集中，工业社会集中化的特性在极大整合劳动力的同时，增添了许多不可控因素，不可控因素与自然生态脆弱性的增大相互叠加，最终导致各种类型生态灾难的突如其来，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出了工业文明中生态问题的社会因素。

工业社会的大集中导致大规模，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体现的是对效率的追求。工业文明发展的整个时期，几乎都在追求这种大规模，这一点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体现为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式开发。在工业文明形成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很少甚至没有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烟囱林立、黑烟滚滚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基地甚至就是社会繁荣发展的象征。在这种大规模工业社会中，人们为所掌握的超人的机器力量对自然物质财富的攫取而沾沾自喜，自以为摆脱了严酷的自然界对人类基本生存的限制，而即将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可以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然而正是在这种飘飘欲仙的陶醉之中，工业文明在不很长久的发展过程中，由大规模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大量工业剩余物质（其中大部分是自然环境与自然生物从来没有见识过的难以降解和同化的物质）就已经使局部的生态环境难以为继，并迅速向更大范围扩展，又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程度不同的由生态问题导致的生存恐慌，这将从根本上引起工业文明发展的最终断裂。

工业文明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与规模化导致工业化社会社会管理的集权化。工业社会社会管理的集权化同样是引发工业社会发展生态断裂重要原因，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工业社会社会因素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工业社会的集权化主要地体现在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化，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管理调控模式的政治制度化，通过权力的高度集中完成对工业化发展的管理，政治上高度的集权也是工业化社会追求效率的体现，高度的集权是将民众与决策相分离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将民众与生态环境问题相隔离的社会政治手段，由此导致由于集权决策结果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真正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生存，并进而威胁到社会中层与上层的实际利益时才会被大众广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集权的工业社会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往往表现出相当的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