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可以说,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代产物。工业文明面临诘难、生态危机逼近等现实,打破了人们对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沉醉、“西方文化最高成就”的陶醉。尤其到20世纪70—80年代,文化相对主义主要是在批判西方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中展开的。这一阶段,文化相对主义以生态运动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发展观。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运动直接挑战传统的发展观,并从哲学上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理性反思与批判,进而也催生与推动了新发展观的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此背景下破土而出的,充分回应了时代的这一要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传统的发展观在视角上存在多个层面的桎梏:一方面,其只承认技术与生产在发展中的功能及意义,但却忽视了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价值观念在人类文明演进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根基作用与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发展观仅从人的视角出发,仅仅沉醉与关注于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而欠缺从自然视角出发,认识与认可自然界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与作用。无疑,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单线性的决定论发展观。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文化的生态发展观。指出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创造了人化自然的历史,也创造了自然史,使自然成为人类的价值对象。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还起着校正人们因单纯追求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掠夺自然的行为的偏差的作用,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

美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从意识形态上规定文化、价值,而没有看到劳动系统中的文化价值维度。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要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语言、人化自然的特性与历史状况都会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与发展。^[3]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构成不仅包括技术的因素,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因素。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创造了人化自然的历史,也创造了自然史,使自然成为人类的价值对象。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还起着校正人们因单纯追求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掠夺自然的行为的偏差的作用,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由此得出结论:人的生产、社会劳动是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的辩证联系中建立起来的;自然的价值维度不断地调节人的历史的活动,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

由此人的生产、社会劳动是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的辩证联系中建立起来;自然的价值维度不断地调节人的历史的活动,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显然,“棒杀学霸狗”事件实质囿于“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文化霸权主义”作怪所致。尤其伴随着生态文明的演进,生态文明的最大特性是——主张多元利益与多元主体在生态系统中“和而不同”共处,强调“多样性共存、制衡性共进、循环性再生”。这与工业文明强调“彼此竞争、你死我活、优胜劣汰”思维惯性存在着大不同。就人类与狗而言,彼此作为自然界可以共存的物种,完全可以实现彼此的共存。“学霸狗”迈进校园,并与同学一起,共同在教室听课、操场跑800米、排球场打球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人类却最终以“棒杀”形式斩断与其他物种的情感对话。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不符合文化的普遍性与相对性所构成的文化的“一体两面”的辩证结构(即普遍性中孕育着相对性,相对性中又存有普遍性)。在当前的生态文明演进的进程中,实现普遍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文化的生态发展观的形成,应该也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当下新型文明背景下内涵发展的要求。而从更深层次看,“棒杀学霸狗”事件实质更反映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底下的一种“人类文化的不自信”。需要强调的是打破文化相对主义的枷锁,并非走向种族主义,而是全面回归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由此达成共识,才谈得上文化多元发展。

而这与我国近段时间来所重点推进的系列战略——“一带一路”战略^[4]、“亚投行”战略^[5]、“命运共同体”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作为新型文明——生态文明所强调的“共存、共进、再生”理念正是其中的深层动因。正是伴随着当今国际社会的从“大西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转向,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新动向及制约策略,基于生态文明强调的“共存、共进、再生”的理念基点,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下,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进一步强调了“命运共同体”的主导思想。其中的核心内涵与精髓充分体现在了习近平主席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6]。无疑,“多样性共存、制衡性共进、循环性再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方向。而这也是在文明演进进程中,尤其是生态文明不断融入人类社会的时势背景下之“人类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如此,才不至于在当下时势发展大背景下陷入庸俗的日常语言迷失。

【注释】

[1]杨蕊:《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评析》,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马庆钰:《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

[3]何萍:《文化相对主义:历史演变及内涵》,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6f61420100c5x1. html。

[4]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以“共同开创亚洲发展的新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合作政策,并特别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截至2015年4月15日,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已达57个: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国、丹麦、埃及、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6]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于3月26日—2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论坛期间,围绕“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这一年会主题,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3月28日发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