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

冯之浚⁽¹⁾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只有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更好地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优质、自主创新、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

一、科学发展与国情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保持了近10%的快速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十分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200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5.5%左右。然而资源能源消耗很大，其中，消耗的能源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耗量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代价太大，并且难以为继。

（一）资源能源难以支撑

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都严重不足，而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却十分惊人。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在人均资源量方面，我国人均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为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森林资源为1/5，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10。我国的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的持续增长，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增长中环境代价太大的问题。

（二）生态环境难以承受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7大江河水系，劣5类水质占27%，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2005年接受环境监测的522个城市中，有近4成的城市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二级标准；在开展酸雨监测的696个市县中，有一半以上出现酸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已临近生态阈值，难以支撑当前的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技术扩张。

（三）国家竞争力难以提升

产业要在国际上开拓市场，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靠劳动力、土地资源、政策优惠发挥“成本优势” ；获得一定的资本积累进行研发产生“技术优势” ；然后自创名牌，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品牌优势”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仍处在“成本优势”为主的阶段，必须加强原始自主创新，尽快向“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过渡。若不如此，我们的“打工经济”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大量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隐形损失，与所获得利润相比将得不偿失。我们生产一台电脑只能赚10个苹果的钱；生产一个鼠标，外国公司拿走了大部分利润，留给我们的只有7.5%；在我国生产的世界名牌领带产量占世界的75%，而利润只有6%左右；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我们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用于向国外支付专利费。我国的发展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严重影响了国家竞争力。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际上各式各样严格的法规和标准接踵而来，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亟须探讨的重大问题。资源环境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形成了事实上的贸易壁垒，这种“绿色壁垒”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也是最难突破的问题，有的已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了严重影响。

（四）国家安全难以保障

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的设备投资有60%以上要靠进口。更何况涉及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就是花再多的钱别人也不会卖给我们。例如“神舟六号”的逃逸塔，被称为航天员的生命之塔，美国对此实行全面技术封锁，俄罗斯要价2500万美元，而且只卖产品，不给技术。同时，我国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也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先进技术和主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国家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二、科学发展与机遇挑战

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优质、自主创新、社会和谐的目标，尚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难度之所在，是与我们所处的阶段有关。

其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加快重组，国际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我国由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中，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的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不得不依靠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润，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 ，承受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代价。

其二，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特点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导致资源能源消费增加。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大都走过一条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能源和重要金属消费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出现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年日本也是如此，在1960～1970年加速工业化过程中，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1.21，是日本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当前我国已开始实行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坚持走出一条有别于先期工业化国家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路。我们必须重视重化工业的层次提升和节能减排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避免少数地方盲目发展和引进重化工业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造成资源能源的双重压力。

其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时并举。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是有一段间隔的。我们根据中国国情，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两者兼顾。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如果不提高科技含量，调整产业结构，势必导致资源能源消费量迅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增加，基础设施规模加大，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较快增长，加之，生活模式明显改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标志的能源消费升级，是导致能源消费强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四，政府职能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完善。如何配置资源合理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市场经济完善的表征之一，应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现象。过去我们迷信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能够有力地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色彩的逐渐淡化，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成为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不能过于迷信市场，市场并非万能的，它对自动配置资源、合理利用能源的调节是有限的，因此，对市场经济必须要加以引导和完善。

三、科学发展与借鉴提升

20世纪50年代，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改变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面貌，成为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所以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必然以发展经济学成为核心和基础，而发展理论中的“发展”也主要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发展。发展问题经历了四个阶段：刘易斯等人提出的经济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缪尔达尔提出的经济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社会改革；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佩鲁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借鉴和提升了世界多种发展理论，并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集中回答了在现阶段的中国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和怎样判断发展的标准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

（一）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西方“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在他看来，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把蛋糕做得大些” 。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1955年）一书中明确提出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加速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刘易斯认为，增长、发展、进步三者是同义词，经济增长就等于经济发展。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对于经济发展的度量可以使用经济增长的指标来直接加以测度，例如GDP、GNP、人均GNP、人均GDP等。GNP或者GDP的提高会自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现象，而社会稳定和民主化等其他社会目标也会自然而然得到实现，因此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尽可能地提高GNP或者GDP水平及其增长率。

在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指导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实践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的，即只有明显的生产的量的增长，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经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体制等没有明显进步，相反却出现了诸如人口膨胀、城市贫民窟蔓延、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农业停滞不前、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生态危机等大量严重问题。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 、 “无发展的增长” 。

客观地说，早期发展经济学强调经济增长是有现实需要和科学依据的。财富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一切。然而，这种发展观的主要缺陷是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数量也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质量。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同步的发展观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理论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从对发展中国家的专门研究转向对不同发展程度各类社会形态国家的研究。学者们开始对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在肯定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质的变化，注意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多维变化的过程。1968年，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指出：“ ‘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消除贫困的过程” ，“ ‘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是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影响经济发展的有产量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制度、政策等因素，因而应从质和量上去把握发展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改革的政策主张。简要地说，缪尔达尔主张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

到20世纪70年代，在关注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之外，发展理论越来越强调分配不公、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改善。1969年，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变得较不严重，无疑这个国家就经历了发展。如果这三个中心问题中一个或两个恶化了，特别是三个问题都恶化了，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成倍增长，把这种结果称为是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 ”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也指出，虽然经济进步是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他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 ”除了收入和产量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囊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总之，必须把发展看作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

（三）可持续的发展观

最初，深刻思索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一问题的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一批学者。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书中通过诸多实例详细介绍了由于农业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对土地、水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生动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告诫人们如此下去人类将失去明媚的春天，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关于人类发展观念的思考和讨论。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意义非常重大，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从各国政府的层面提醒人们必须改变那种习以为常的“世界实际是无限的”概念，因而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开始深刻思考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会议。1988年，联合国理事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指出：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只有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才是出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会议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使得这次大会成为人类社会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会议通过的几个重要文件，如《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 《21世纪议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消费模式，甚至是外交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应当学会珍重自然，爱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源泉的错误态度。

（四）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在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逐渐流行。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基多召开有关发展问题的大会，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为此专门写了《新发展观》一书。佩鲁认为，从目的上看，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各个民族的价值及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等。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与内生的，经济只是发展的手段。以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在1990年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开始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机构自1990年起，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在引导各国把发展目标由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到人类发展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专门讨论了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报告中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情况。一是无工作的增长：工作意味着生活保障，没有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活能力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以及损害了他的尊严和自尊，但即使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也常常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二是无声的增长：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经济增长并不始终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扩大。三是无情的增长：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了。四是无根的增长：世界上存在多元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使各个民族和种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增长模式能够培育和增强文化传统，使不同种族和民族享受着文化的多样性。但一种具有排外性和歧视性的增长模式却能够毁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五是无未来的增长：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也不值得持续下去。它不仅损害了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而且严重的是损害了代际均衡。

《人类发展报告》中编制了“人类发展指数” （HDI ）。人类发展指数超越了经济方面，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寿命，通过预期寿命来衡量；知识，通过成人识字率和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来测量；生活水平，通过购买力，也就是将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当地生活费用的水准（购买力平价PPP ）。从这三个要素可以看出，人类发展指数（HDI ）不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GNP ）的改进，也是对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有益补充。

发展观的历史演进是人类对工业化、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其中不乏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科学探索的宝贵结晶。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发展战略也是不同的。如果不能够在充分吸收人类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创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是难以乐观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问题有一般性，更有特殊性；有继承性，更有时代性，是不可能照搬照抄任何现成的发展理论的。应把世界的特征、中国的特点、发展的特色、自己的特长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当今世界发展理论的精华，在深刻认识本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报告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这是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文明”的高度。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协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协调和人与自我的协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文明的起落、文化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密切相关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中向世人公布了他的统计研究成果：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并断言在这26个文明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弱。而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十分重视并着重论述了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生态环境。汤因比深刻地注意到不适当的行为对大自然的毁坏所造成的恶果，他关注着人类将与自然环境建立怎样的关系。在汤因比所论述的26个文明中，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生态文明遭遇破坏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举其要者，诸如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文明的失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这些古文明消失的教训值得人类对长期以来沿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今天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延续数千年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文化包括三大研究领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重要课题，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首要研究的问题。汉代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命题，这里所讲的“际” ，就是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宋代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天地原是寂静的，而人则是灵明的，有了人，天地才鲜活起来，方显灿烂的本色。天、地、人组成“天生、地养、人成”的格局，所谓“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要探求天地宇宙生存发展的真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意识，这种意识往往会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生存的各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文化决定民族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思想和生态伦理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生态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而探寻出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今天，我们讲生态文明，讲天人调谐，不是要求人类全面放弃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放弃自己的生产力，回到以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而是要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按照各种生态规律来认识自然、探究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坚持积极的天人调谐，坚持发展的天人调谐，坚持在天人调谐基础上的发展。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自然界的片面的、错误的认识，特别是要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不以是否已经被人类所认识、是否被人类开发利用为前提。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其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①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 。②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③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 。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头等生态价值。④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 ，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⑤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一是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二是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三是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生态伦理上将“人类中心主义” 、“生命中心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有机整合、辩证统一起来。生态伦理，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长期以来，受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想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主张人为主，其他万物为客，自然界除人之外的所有万物只不过处于被认识被征服的地位。在实践中表现为占有性、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结果是使人类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陷入了空前的困境，自然越来越疏离着人类，威胁着人类。人类经过多年的努力，将伦理的范围逐渐自人类扩展至非人类，即所谓对自然界的生物体给予道德考虑，此类学说通称为生命中心主义。它认为，所有生命，特别是动物，都有价值，判别善恶是以是否伤害生命为标准的，导致生物痛苦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后来，生态伦理又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生态中心伦理的主张。它认为，天下万物，包括无生命的岩石等，都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休戚与共，对局部或个体的破坏就是对整体的伤害，不能够为了局部的利益伤害整体。在中西哲学史上，关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始终存在着另一类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天人调谐” 、 “天人合一” 。如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所讲，“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人类与自然免不了有矛盾，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仇必和而解” ，对立和斗争不应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应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就是这样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生态伦理形态，它扬弃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集成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要求不同伦理从分立走向整合，兼容平衡与发展两种取向，既符合人类利益，又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主张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应是自然的一部分，既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又要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达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赢。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 ，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使治理成本畸高，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 ，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发展循环经济符合中国传统天人调谐的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模式。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区域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即生态阈值。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制，就环境污染而言，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条件，将我国国土空间进行主体功能区分类：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在其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人口管理政策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方面有所区别，并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实际上就是对生态阈值、环境容量存在的肯定，也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在中国传统天人调谐基础上对近代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的升华，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十二大”到“十五大”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在，“十七大”报告又提出生态文明。四个文明要一起抓，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新思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性新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生态是一门科学，它有着严格的定义与内涵。如果用通俗语言表述，“生态”二字可以表述为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态度、生存的态度，如何对待这“三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唯有在这“三生”中都融入了文明的、理智的生态观，我们才能培养出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人类，才能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才能使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实现真正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董光璧：《中国儒学年鉴》（2007）［C］，中国儒学年鉴出版社。

2.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注释】

(1)冯之浚，国务院参事，环资委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