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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历史逻辑

时间:2022-10-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摩擦生火的革命作用,认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在采猎文明阶段,人类主要依靠直接采集天然植物和渔猎维持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甚至导致如古巴比伦文明、幼发拉底河地区苏美尔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等著名文明的衰亡湮灭。当然,生态破坏及其影响在农耕文明的漫长阶段中仅是有限的、局部的,我们的祖先也并未意识到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冲突。
生态文明的历史逻辑_环境哲学哲学视

第一节 生态文明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采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

一、采猎文明

人类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有99%以上的时间是在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度过的。石器时代分为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但新、旧石器时代的交替时间,仅仅是大约一万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从旧石器发展到新石器大约历经了300多万年的时间。而人类从怕火到利用火,也经过了大约100多万年,因此那时社会文明前进的步伐也是极其缓慢的,直至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才先后形成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等古代文明中心,出现了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四大文明古国。而欧洲则直到公元前12世纪至2世纪才形成了其古文明中心古希腊和古罗马。由于古代的科学发展极其缓慢,科学技术水平很低,所以科学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程度很低,作用也极不明显。但即使这样,科学技术在社会文明的进步中仍起着决定作用。也正是最早的科学技术在由动物到人的进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摩擦取火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摩擦生火的革命作用,认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新石器的使用,也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改变了原来人类完全靠采集自然植物产品和猎取自然动物产品而生活的生产体系,因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技术改革引起的产业革命。

在采猎文明阶段,人类主要依靠直接采集天然植物和渔猎维持群体的生存与繁衍。那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只是自然物的采集者和捕食者,人主要是被动地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很差。如果说那时也发生了所谓“环境问题”的话,那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乱采乱捕、滥用资源,从而造成了生活资料缺乏的饥荒。为了解除这种威胁,人类被迫学会吃一切可能吃的东西,依靠迁徙来解决生活资料的新来源。那时即使造成小范围的过采过捕,自然环境从总体上仍然能够较快地恢复平衡。

二、农耕文明

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发达的农耕文明。传统农耕文明经历了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推进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铜时代,中国的商朝和西周王朝属青铜时代。第二个阶段是黑铁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属黑铁时代。随着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普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适应不了新生产力的要求而开始崩溃。直到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中华农耕文明才得以成型。

这一阶段农业经济是人类赖以存在的主要经济形式。农耕文明时期,由于人类依赖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神化、崇拜和顺从,自然界在人看来高大无比、变化莫测、极为神秘,如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合一”、“辅万物主自然而不敢为”的思想,也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近代的祭天祈祷,从西方的上帝创世说到中国的盘古开天地,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小农经济虽然对自然环境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但发达的铁冶炼业,如铁犁、锄头、镰刀、水利工程等,仍体现了人的主观创造力量。农耕文明一万年以来虽有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但人类总的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因为当时的人们由于敬畏自然而顺应了自然法则。

但农业文明在创造物资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的负效应:由于土地的开垦、森林的砍伐、动物的猎狩、无度的放牧、植被的破坏,以及刀耕火种、开山造田的生产方式,使地面裸露出大片的黄土,导致水土流失、地力下降、土质沙化,局部范围的生态系统受到了破坏,这是人类对生物圈的第一次冲击,史称“黄色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地区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光,结果使这些地方成了不毛之地。中国古代的黄河流域,曾经是森林茂密、沃野千里的文明发祥地,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因为搞“单打一”的农业,大规模滥伐森林开垦农田,结果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后来的黄土高原成为千沟万壑的贫瘠荒原。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甚至导致如古巴比伦文明、幼发拉底河地区苏美尔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等著名文明的衰亡湮灭。当然,生态破坏及其影响在农耕文明的漫长阶段中仅是有限的、局部的,我们的祖先也并未意识到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冲突。

三、工业文明

19世纪以来,以牛顿力学、纺纱机、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为标志,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以科学技术发展为特征,工业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形成时期,机械代替了手工劳动,产生了以机器为特征的工厂这一生产组织。19世纪中叶后,电力技术革命的进展使工业化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第二阶段,即电气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管理自动化。三个阶段的相继发展表明工业化的水平和规模的大幅度提高和扩大,也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效用与能力的大幅扩大和提高。

以机器代替人力、代替手工工具,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一方面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的体力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由于机器所产生出来的巨大的威力和效能,使得使用机器的人类逐渐地凌驾于自然之上,成为自然的控制者和主宰者。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也开始了人类无止境的生产和生态的扩张。机器的使用不仅使旧有的生产行业迅速机械化,同时,也促使许多新的行业产生,如:用“机器而生产机器”的机械制造业;为机器制造提供原材料的冶炼业、钢铁业;为机器运转提供能源的能源工业,如煤炭业、石油化工业、电力工业和现代核工业等;机械动力在交通业的使用引起交通业的革命,使交通模式多样化;同时还有众多的民生工业。所有这些产业与生产过程的扩张,最终都是生态扩张。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文明时代,到20世纪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并开始走向衰落。与传统农耕文明相比,传统工业文明通过全新的科技手段开发了更多的矿产资源,集约化地利用了更多的土地和森林,带来了人类财富和人口总量的膨胀,形成了一个以扩大物质消费为根本导向的社会。应该承认,工业革命的成就是相当伟大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的确给人类改变自然提供了重要力量,确立了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如量子论、相对论以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混沌理论、协同论等的提出和运用,大大增强了人类对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航空、航天、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延长了人的手、脚和耳等器官,不断拓展着人类的活动空间;计算机、机器人等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变;塑料、化纤、人造金刚石、超导材料等新材料技术和核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利用,为人类提供了许多优质材料和干净能源;遗传物质的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合成和基因工程的运用、DNA的重组、克隆技术的发明等,为人类农业生产和医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但工业文明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无限扩散,大量消耗了能源。仅19世纪100年来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消耗量的总和,也终于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逼发出来。天空黑云密布,污水遍地横流,地球伤痕累累,生态遭到破坏,能源面临危机,这是人类对生物圈的第二次更加猛烈的冲击,史称“黑色文明”。

“黑色文明”的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环境的污染,它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粮食等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污染,这些污染超出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净化能力,出现了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公害,如迷漫的烟雾、肆虐的酸雨、森林的锐减、物种的灭绝、沙漠的扩张、气候的失调、人口的爆炸以及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等。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公害事件至今还历历在目:1873年到1892年的19年中,英国伦敦发生过五次毒雾事件,1952年又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烟雾事件,四天内死亡人数较常年同期约多4000人。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一周内死亡60人。1943年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事件,使大量居民患病。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使全镇43%的人口约5911人患病,死亡17人。[1]另一方面是资源的枯竭,这一时期,人类已经过度地消耗了自然资源,水资源的过量采用造成了水资源的枯竭,出现了城市用水困难;掠夺式的开采使生物物种急剧减少,破坏了生态平衡;森林资源的不合理采伐造成了热带雨林锐减,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地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使土质锐变,不再适合耕种;过度的捕捞降低了鱼群的自然增长率,使渔业资源枯竭。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更加突飞猛进,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是以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10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

同时,还存在愈演愈烈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这与原始森林所剩无几、森林总体质量下降和过度垦殖直接相关;人类活动导致沙漠化面积37万平方公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新增沙漠3436平方公里,其中约80%发生在天然草原;占国土面积41.7%的天然草原,其退化面积高达62%;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不少物种濒危甚至灭绝,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我国每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3%~5%。据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调查,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94亿元,占9省区GDP的13%。2003年七大水系407个监测断面中一至三类的水仅占38.1%,劣五类水占29.7%,即近1/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都不合格。我国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分三级,一级标准质量最好,人长期生活在超过三级的标准中,身体会受到伤害。2003年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340个城市中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二级以上的城市有142个,占41.7%;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91个,占26.8%。

我国的资源能源能耗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这更加重了我国的资源负担。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标煤2.04吨,美国在1980年仅为0.84吨;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30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为3.5吨;我国工业用水循环率不到60%,而美国在1980年就达67%。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低,污水处理率在15%~20%,美国在1980年已达到80%,日本为90%,瑞典为99%。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数量,我国1990年仅50座,而同年美国为23000座,日本为5800座,1998年我国为266座,到21世纪的今天,我国的污水处理厂仍不到500座。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科技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滞后的。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问题,迫使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在更深的层次上作出反思和批判,《寂静的春天》、《人类环境宣言》、《增长的极限》、《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都是人类反思的里程碑,这是人类文明转型的前提和基础。工业文明孕育了生态文明,同时也否定了工业文明“人是自然的主人”的哲学依据,孕育了“人是自然的一员”的新的哲学理念,这一演进的过程,推动着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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