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问题

伏尔泰最先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但其所指为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而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哲学”意指通史或世界史。对实证主义者来说，“历史哲学”乃是发现支配各种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受到后学的攻击，主要是黑格尔的思辨路数和独断论色彩。德罗伊森曾言，哲学的思辨对永恒之物只能进行猜测，空想领域不存在真正的“理解”。历史的经验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表达，它不能为思辨所能把握。反对哲学的历史，历史学家强调经验材料的运用。但他们并不完全否认哲学的宏观视野。兰克有言，历史学需要从哲学中吸取思想力量。宏观的研究，历史学家一般不称“历史哲学”，而叫作“世界史”。兰克晚年的《世界史》，布克哈特的“世界史”沉思就是明证。

同时，伏尔泰以降，在欧洲史学中也出现“文化史”或“文明史”的研究。“世界史”主要是在纵向上扩大历史研究的时限，而“文明史”则侧重于在横向上扩大历史研究的对象。19世纪以前，西方史学着力点是政治军事史的叙述，而“文明史”的兴起，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各地的风俗和思想文化也迅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学得到极大的丰富。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说，毋宁是欧洲“世界史”传统和“文明史”传统在20世纪的全新展现。他们的学说从根本上动摇了黑格尔那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

德国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成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此书战后出版(两卷，1918年，1922年)即刻引发轩然大波。该书使用循环对照的方式，把世界的各个文化(斯宾格勒的“文化”与“文明”概念有根本区别，前者富有生命，而后者意味着生命活力的衰竭和消逝)做了对照和排列，最后其结论是，西方(特指10世纪以后的西方，与西方古典文明有别)文化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无疑衰落了。这迎合了战后大众的悲观心态。在理论上，斯宾格勒突出自然和历史的区别，认为历史世界不能以因果关系来解释，突出各个文化的有机体和循环的特征。

无独有偶，英国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出了12卷)，同是文化形态说。汤因比同样以“文明”作基本研究单位。他把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分成21个。有的文明早已夭亡，有的停滞不前，有的至今仍蓬勃发展。汤因比解释这种现象的基本理论是“挑战和应战”模式。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作为文化形态说的代表，其典型特征是以“文化”或“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这有别于传统以国家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史”。各个文化或文明地位平等，容易破除原有研究中的“种族论”的倾向。他们的研究首先表明，人类文明在最初阶段呈多中心起源，当时的世界历史并不存在统一的中心。在西方文明兴起之前，世界历史上早就已经存在不少鼎盛一时的文明，相比而言，西方文明只是整个人类文明晚起的一个中心，西方优越论的神话，纯属近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

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1949年)，是20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核心是轴心期理论。他认为人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史前期;古代文明(指古埃及、古巴比伦、爱琴海、古印度、古代中国等);轴心期(即公元前800—前200年，人类精神突破，其中公元前500年是高峰期);科学技术时代(始自15世纪，它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史前期和古代文明是第一间歇期，轴心期是突破期，科学技术时代可谓第二间歇期。雅斯贝斯把西方世界近几个世纪的崛起视作“第二间歇期”，无疑是在质疑西方文明，给“西方中心论”泼了冷水。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在鏖战，对时局的感触，对现实生活中和各式历史书刊中充斥的陈旧的西方优越论的反感，就已促使巴勒克拉夫起来激烈批评传统世界史的叙述模式。战争的完结以及战后各种协议的签订，使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也使得欧洲战前的传统优势逐步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均衡对峙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传统欧洲只有站在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边才能发挥其影响。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比较研究本是为了探询西方文明乃至世界各个文明的出路，但却在客观上触及了传统世界史叙述模式的命门。这对巴勒克拉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巴勒克拉夫对此毫不讳言。在其《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他高度评价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史写作在战后可追寻的最为有效的路线^[6]。在其后的相关研究中，也可觅见他们的潜在影响，这从他的《当代史导论》反对因果连续性，再到晚期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比较研究”的高度评价中，均可窥见。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说，其过于思辨的风格、太过草率的归纳及其残留其间的西方中心论，并不能令其后专业的世界史家完全满意。作为一项严格的历史研究，20世纪下半叶很多历史学家还在为克服文化形态学派的不足而工作。此时的世界史写作与前此的文化比较研究已有差距，此时的世界史写作基本不再以文化或文明为研究单位，民族国家重回中心。世界体系理论以区域为中心，也影响颇广。

提倡全球史写作，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把论述的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世界史家似乎就能自动抵制“西方中心论”并产生永久免疫。可问题却并不简单:西方中心论对世界史写作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何协调好全球史写作与反西方中心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对世界史写作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版的不少世界史著作，在克服西方中心论方面并不成功，其原因正是没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

在此仅举最著名的《全球通史》和《西方的兴起》为例进行说明。这两部著作也正好是巴勒克拉夫批判的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的一体化，客观上迫使世界史家需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世界格局。斯塔夫里阿诺斯与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写作，顺应了新形势。作为世界史写作的典范，他们那两部著作，扩充了世界史论述的范围，注意到了长期为西方史家忽视的亚非拉广大区域。他们对全球史的执著，开启了世界史写作的新路径。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的工作并非无可挑剔，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评述当代世界史写作时，重点抓住这两位不放，批判其全球史在西方中心论面前软弱无力。

巴勒克拉夫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和《当代史导论》一度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在具体观点上，两者存在不少分歧。斯塔夫里阿诺斯身上的西方中心论残余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当中最为醒目，参见该书的章节目录，就一目了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导言部分一再强调，世界史写作需要从地区史转向全球史，但他所写作的全球史却始终围绕西方的兴衰展开。可见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谓的全球史不过是欧美发展史的扩充和放大，不过是一部西方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历史。这有悖于他的全球史理念。

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当中的种族中心论同样遭到巴勒克拉夫的批评。种族中心论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中心论，它可视作西方中心论当中的血统论或文化沙文主义的变种。种族中心论与历史目的论有关。历史目的论与线性历史观相联，它把历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线性过程，世界历史经过一个个阶段才到达当代。当代世界基本上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西方就很容易被解释为历史的目的。

巴勒克拉夫似乎预见到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的尴尬。在他看来，检验历史学家对西方中心论的态度，绝不能拘泥于其个别言辞。更要紧的是，清理出其写作的理论预设，并具体考察其对史实的选择和编排。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世界史写作的主要是理论问题。但对世界史家的资料搜集和编排组织能力同样有较高的要求。

严格说来，世界史写作是一项严格的历史研究，按照学科规范，它相应地要求世界史家必须占有原始材料，或参考其他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即使对不能完全旁及的内容，也需要在相关论述中给予补充说明。仅凭写作理论和方法的支持，若不能配合使用详细和准确的资料，也可能使历史解释脱离实际。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工作也只能前功尽弃。西方早期的世界史作品，缺乏对非西方的了解，缺乏中性的理论参照，往往造成西方中心论的言论在作品中泛滥。当代世界史作品没能抵制西方中心论，部分原因也是资料工作不够。

克服西方中心论，也不只是经验事实所能解决的。对世界史作品的价值倾向产生影响的，还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理论难题。首先就是历史视野问题。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巴勒克拉夫就指出，主要从西欧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已经不够，我们必须尝试新的世界史观点，这要求历史学家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19世纪以来，世界性交往形成，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地的距离随各地区交往的扩展而变小。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导论》中进一步指出，当代史是世界史而非地区史，不采用全球眼光，就不足以理解塑造世界史的各支力量。除了增加论欧洲以外地区的章节，以补充我们关于当代史的传统观点之外，还要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观点和论断重新审视并予以修正。否则，按照传统的模式撰写的世界史仍不是彻底的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编撰的全球史的问题也正好出在这里。由于他们的基本解释框架并未彻底摆脱以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和西方建构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的程式，所以如此建构的全球史仍然会歪曲世界历史进程。《当代史导论》论及亚洲和非洲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巴勒克拉夫此时驳斥了两种西方中心的解释模式，即“冲击—回应”模式与“传统—现代”模式，强调亚非地区内部因素对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影响。

至于如何建构新的整体历史观，又是另一个问题，对此巴勒克拉夫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他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各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它需要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这种世界历史与其说是关心时代的发展及历史的目标和意义，还不如说是关心各个地方的人类所面临的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反应。这才是世界史的真正本质。

柯林武德和海登·怀特都曾说过，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相比，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呢?巴勒克拉夫作为历史学家，运用经验材料写作，在这点上他远胜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缺乏足够的经验材料，对历史有很多臆想，他指出世界历史就是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巴勒克拉夫呢?在他身上也许同样能找出西方中心论的因素，但那又说明什么呢?世界史写作总要围绕某个主题或某种思想展开，否则所有材料将无法有机融合。巴勒克拉夫反对西方中心论，试图超越这一视野来重新审视整个历史的进程。他驱除西方中心论，改用别的理论把整个论述整合起来，但接下来的理论难题是:历史研究的准确可靠性须由经验事实来保证，但世界史写作的结论或框架往往超越经验事实的范围，无法用经验事实来检验，在此情形下，巴勒克拉夫将如何看待这点呢?这点难道不都是臆想吗?巴勒克拉夫的观点就真的比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能代表真理么?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黑格尔那样的宏大叙事受到了质疑，而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总体观能经受这种质疑么?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反思个别事实的真实与历史叙述的真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