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

二、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学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对立面。就其立论的假设而言，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还有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广大拉美左派学者追捧的依附理论。作为对拉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有力解释，依附理论的推崇者们力图说明为何摆脱殖民统治多年之后，他们的国家仍旧处在贫弱状态。依附理论的基本立场可概括如下：二战后众多新兴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除了自身原因之外，问题的一大源头来自发达国家。正是由于经济大国对穷国资源的无情掠夺和对廉价劳力的层层盘剥，才使得后者在全球经济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富国的贷款条件和对他国的经济战略不过是不平等国际交易的延续，只会导致穷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进一步边缘化。这一过程，用依附理论代表人物弗兰克的话来说，实质上是一种处在“欠发达状态中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Frank，1966）。

依附理论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元论假设（见第一篇中有关罗斯托的评述）。根据这一二元论，现代国家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已经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穷国。二元论中还藏有这样的潜台词：只要愿意采用新技术和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穷国也可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如前文所述，现代化理论倡导者罗斯托就将欠发达国家的落后原因一味地归咎于“传统主义”。而依附理论的支持者们则完全否定了现代化理论的前提和假设。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真正地自主并独立承担现代化的成败责任。如果说殖民地和来自他国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是现代国家成功的要素，那么，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过殖民地，而且本地资源早已被外来强权掠夺殆尽的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无疑是像画饼充饥一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殖民诸强中的后起之秀，美国是依赖美洲印第安土著人的土地和资源，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地理和政治疆域。这恐怕是这一新兴工业国与其他欧洲列强的主要区别。总而言之，欧美列强如果不靠剥夺他国人民的财富，就等于失去了驱动资本主义发展机器的燃油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部分富国获得的成功，是以大部分国家和民族惨遭失败为代价的。在依附理论者眼中，只要他国继续依赖资本主义国家找寻经济发展的方向，国际秩序中的穷富格局就不会被打破。

如果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依赖历史逐一进行比较的话，一个主宰与依附的模式就会呈现出来。而将这些模式串联起来作为进一步分析和概括的基础，正是世界体系理论首创者沃勒斯坦的杰作。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一书开始，沃勒斯坦开始为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发展与欠发达问题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框架。同依附理论的支持者一样，沃勒斯坦不但排斥现代化理论，而且还认定穷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其实是源自殖民时期受剥削的惨痛经历。作为他宏大叙事的前提，沃勒斯坦认定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结构，存在于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他认为，这一体系必须首先理解为一个单元，而不是由一些具有外交和经济关系的独立国家的总和（Wallerstein，1974）。世界体系源于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早期。与更为久远年代的世界经济形式不同的是，沃勒斯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体系奉行资本主义的运行原则，而且就范围和规模而言，已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世界经济成为众多国家在内的一个统一体系，通过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和全球化的分工形式得以持续发展。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活动与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截然不同。在帝国时代，单一的政治结构往往主导经济交换网络。而在新体系中，商贸交换行为跨越了政治边界，由此形成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沃勒斯坦在叙述中强调的是世界经济的成型，而不是世界帝国或其他政治实体的存在。这是因为世界经济“正好能够囊括帝国、城邦国家和正在出现的所谓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不是因为它涵盖了整个世界，而是它要比任何法理定义的政治单元大得多。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因为体系之内各个部分的基本联系点是经济性的”（Wallernstein，1974：15）。

沃勒斯坦指出当欧洲的这一世界经济初露端倪之时，由于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竞争对手的存在，还难以马上获得国际霸主的地位。欧洲的世界经济能够最终脱颖而出，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作用，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的秘密在于它是在一个世界—经济而不是帝国的框架之内，完成了劳动力的分工”（Wallerstein，1974：127）。略有历史常识的人不难看出：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来自15世纪末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被后人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危机”的事件包括农民起义、疾病瘟疫、饥荒贫困和人口的剧烈减少。面临造反农民的威胁，封建贵族寻求国家的保护。而国家整合力的增强，使商人获得了比原先更多的穿越政治疆界的自由贸易机会。而与此同时，欧洲出现的从食品到黄金白银等资源的短缺状况，以及欧洲人以商贸为由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探险和交易活动，最终导致了世界经济边界的扩展和延伸。这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得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早的核心国家的重要外因。

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单元是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分别代表全球经济运行过程中具备不同的劳动力组织模式和扮演不同角色的政治经济地区。所有位于体系之内的国家都属于这三类地区中的某一类。处于经济实力谱系两端的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最为重要。所谓核心区自然包括以高技能自由劳动力、高工资、高生产能力和复杂分工为特征的经济强国。核心国家的银行、金融和科技产业高度发达。它们从边缘区域获取资源和剩余价值，又将其制造的产品销往边缘区域。核心区域一般包括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如美日和西欧诸国。这些富国通过抽吸边缘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为维持高技能的“自由”劳动力和高水平的消费模式。而边缘区则由一些生产能力低下、工资低、文化单一、低素质劳动力、擅长原材料加工和缺乏民族认同感的弱国组成。边缘区通常包括非洲和一些拉美和亚洲穷国。它们往往采取各种形式的强制性方式来制造产品，供应核心国家。处在边缘国家内劳工的生活水准一般较低，其商人阶层则会认同核心国的经济价值观。核心与边缘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和矛盾在半边缘这一缓冲地区得以化解。半边缘地区兼具核心和边缘特征，将来自核心的产品出口到边缘，同时将边缘产品销往核心。处于半边缘的地位通常都是在转型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和（沃勒斯坦成书时）正在东亚兴起的工业国和地区。在受到核心区控制的同时，半边缘地区其实也在以某种方式盘剥边缘国家，并由于其经济方面的成就（如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为后者所景仰和仿效。像墨西哥和巴西这样曾经有过边缘经历的国家，通过积累充足的工业化能力和其他方面的资源，也有可能在将来获得核心国家的地位。

对于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来说，世界体系理论使他们看清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发展滞后的三大因素：首先是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殖民前的第三世界经济大多自给自足，而且种类繁多。欧洲殖民者以强力完全改变了殖民地原有的经济模式，使之成为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生产单一品种（如蔗糖、咖啡、热带水果和橡胶等）的基地。这一情形延续到了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由于对无法控制国际商品价格，第三世界国家只得以单纯出口原材料来维持基本稳定的经济生活。世界体系内难以消除的区域间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为新殖民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而新殖民主义恰恰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困扰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墨西哥和巴西在1988年的外债有1 000亿美元之巨，几乎没有任何偿还能力。陷入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自身经济的总量已无法满足投资之需，而若无经济上的进一步投入，势必使发展更加停滞不前。所以政府只得继续向国外借贷，希望能以拓展经济来提供更多的还贷手段和机会。然而世界商品交易市场价格的下降、贷款利率的提高和本国货币的贬值，不但使得经济振兴成为泡影，更使借贷国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只得从“核心”国家借更多的贷款来支付已欠贷款的利息。

跨国公司的涌现是核心区域力图维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现有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通常会在某一国家设立总部，通过其拥有和控制的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来进行日常运营。出于对投资和就业机会的需求，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会热情地欢迎，乃至于吸引跨国企业来开店办厂。然而一直到20世纪末，跨国公司的存在对所在国发展自主经济往往是弊大于利。由于跨国公司不断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所在国的外向型发展重心都会向某些特定产业倾斜，而这些产业的利润往往都会转向国外，很少被用来继续投资。所在国通过与跨国企业合作而真正获利都集中在少数精英统治者手中。自然，这些人的利益是与国外资本家而不是本国民众紧密相连的。

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本质使世界体系理论指导下的发展研究重点转向全球商品链，即劳动力和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之内形成的成品制造网络。这些网络包括所有枢纽生产活动形成的互为紧扣的一根根“链条”，从所需原材料延伸至创造出符合客户要求的终端成品（Gereffi，1996；Appelbaum ＆Christerson，1997）。对于商品链的研究显示出制造业日趋全球化的态势。据世贸组织统计，在2002年，75%的全球出口来自制造业（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03）。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也与其扮演的“世界工厂”角色有相当大的关系。然而，在商品链条中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如工程、设计和广告等，多半还是在核心区域内完成。

总而言之，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决定了这三大区域之间关系的本质。也就是说，在核心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与边缘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行的间接交换，导致后者的经济欠发达程度日益加重。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讲，对剩余价值的掠夺和剥削以及资本的积累，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突出的特点。体系内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典型的阶级互动和对抗形式，在国际舞台上充分体现。而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则形成了这一体系的重要经济结构。所以，要衡量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区域之间的差距，不能仅凭地理常识，更需借助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因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在被殖民之前，有充分的能力和资源进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活动。而殖民列强对体系内边缘地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强取豪夺，使发展和滞后实际上成了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到了20世纪中叶，大多数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核心国对边缘非正式的政治和经济主宰，使前者得以继续盘剥后者的劳动力和资源。借助这一体现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等级制度，极少数富国占有与其人口和面积不成比例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资源，并试图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维持现有的秩序。

与任何鸿篇巨制一样，世界体系模式绝非一部屡试不爽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识别仪。原本处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台港、南韩等）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符合现代化理论的起飞工作，并快速进入经济成熟阶段，导致富国很快就考虑设置贸易堡垒，来保护自身在商业竞争中的利益。此外，尽管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相当缓慢，但总有一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核心国无法抗拒历史潮流，让位于后来者。如5世纪前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邦国在世界经贸活动中一度叱咤风云，但其强势不过昙花一现。此后的霸主地位分别为荷兰、英国和美国占据。如今，在经过修正的世界体系的观察框架内，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一个“多极世界”内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并不得不迎合与欧亚分享经济霸权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