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际体系单元观与全球治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试论国际体系单元观与全球治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The Differing Views in Analyzing the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Theories of Global Governance

叶　江

［内容提要］ 探索和分析构成当前国际体系中单元的发展变化是理解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重大转型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认识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的性质和特点的有效方式。本文通过介绍和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单元观，透视两种不同单元观对当前国际体系和格局发展演变的不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就不同的国际体系单元观对全球治理的不同看法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如果坚持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始终只能是一元的，那么自然就很难接受全球治理的理念。只有承认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随着国际体系本身的发展会从一元向多元演化，并且多元单元互动已经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才能真正地支持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当前国际体系正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和转型，全球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日益被人们所关注。毫无疑问，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转型与国际体系结构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格局以及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因此，探索和分析构成当前国际体系中单元的发展变化是理解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重大转型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认识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性质和特点的有效方式。为此，本文试图通过介绍和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单元观，透视两种不同单元观对当前国际体系和格局发展演变的不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就不同的国际体系单元观对全球治理的不同看法展开讨论，以求为国内国际关系学术界有关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治理进程的讨论提供某种新思路和新途径。

一

根据国际关系系统理论的阐述，国际体系是“世界政治基本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这些单元所追求的目标、单元相互间所执行任务的范围，以及用以达到这些目标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手段确定了这种模式的特征。”⁽¹⁾更为精确和抽象一些的观点则是：国际体系是“被界定为一套相互影响的单元。从一个层次上来说，系统包括一种结构，而结构是系统层次上的成分，由于它才可能设想单元组成一个体系，而不同于只是一种聚集。从另一个层次上说，系统包括相互影响着的单元。”⁽²⁾这也就意味着，研究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必须从考察和分析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unit）和结构或通常我们所说的格局（structure）两个方面着手，而如何确定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单元则是对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进行定性研究的基础。

毫无疑问，长期以来，认为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所形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虽然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是构成该体系的相互影响的基本单元却是单一的观点，即认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仅为国家这一行为体的观点——国际体系单一单元观——在西方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西方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从其源头一直发展到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其中包括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均坚持认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是单一的，这单一的单元就是国家。一般而言，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现实主义者们都强调现实主义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解释这场战争的原因必然要解释卷入这场冲突的主要城邦国家（即斯巴达和雅典）的行为。⁽³⁾很明显，正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很大程度上开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或“单一单元观”的先河。在中世纪西欧封建政治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法国学者让·博丹提出了著名的国家主权理论，强调国家主权是绝对且永久的权力，是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⁴⁾让·博丹的国家主权学说也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对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建构’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时代。”⁽⁵⁾

对西方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有着深刻影响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也支持国际体系的“单一单元观”或“国家中心”说。霍布斯认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活，都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由此，“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而“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⁶⁾但是，随着人们签订社会契约而建立国家，这种自然状态就宣告终结。国家的建立，结束了人类原初时期的自然状态，因为每个人之上都有了一个超越一切的权力——国家政权，而国家因其权力之大就如同《圣经》中所描述的力量巨大的海兽“利维坦”。因此，国家就是世界上拥有最大权力的行为体，在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整个国际体系由此处于以国家为单一单元的无政府“自然状态”之中。

“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际政治学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创立者汉斯·摩根索十分明确地强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位置。在其名著《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反复强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全部历史表明，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国家，或是在不断地准备战争，或是在积极地卷入战争，或是处于战争中恢复过程。”⁽⁷⁾继摩根索之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肯尼思·沃尔兹更是从国际体系的单元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全面阐述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的一元性。他认为：“国际结构，是根据一个时代的基本政治单元来界定的，不论这些单元是城邦国家、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结构产生于国家的共存局面。”⁽⁸⁾显而易见，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单元是一元的，这一元的单元就是国家，并且主要是大国决定了国际体系中的结构层次也就是国际格局的性质。

结构性现实主义的另一支——进攻现实主义也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其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是大国，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化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有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⁹⁾不仅如此，“进攻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中求生存的最好办法”⁽¹⁰⁾。并且“国际体系的这些特征在21世纪初并没有变化，世界仍是由在无政府状态下生活的国家所组成”⁽¹¹⁾。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也认为：“有关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者的观点，并非否认其他个人和集体行为者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国家还是主要行为者，因为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间关系的类型，在任何特定场合都是国际关系特征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¹²⁾他非常明确地否定那种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跨国性力量已经削弱民族国家以及认为国际组织和非政府行为体正在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主导行为体的观点。他指出：“民族国家继续是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主要的行为体……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经济力量正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削弱一国的经济主权，这也是确切无误的。但不管怎样，今天的世界仍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¹³⁾从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吉尔平甚至宣称：“修昔底德仍可以理解当今的世界”⁽¹⁴⁾。

从上述简要梳理可见，西方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自始至终坚持国际体系的单一单元观或国家中心论。其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尽管国际体系中会存在不同的行为体，但是国家并且主要是大国才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探索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以及研究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只有从国家并且主要从大国这一基本的单元入手，才能真正地认清本质和把握方向。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现实主义流派在强调国际体系的走向是由单一单元国家本身及其行为所决定，还是由国家作为单一单元所构成的国际结构，也就是国际格局来决定等理论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然而，这并不妨碍不同现实主义流派在认定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始终是由单一的单元——国家（大国）所构成的这一基本观点上持同样的态度。

西方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单一单元观甚至对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理论也有明显的影响。建构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虽然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理论，并强调国际体系中行为体（单元）身份与利益的社会建构，同时也关注观念因素和单元之间的互相建构关系。但是，在国际体系的单元观上却依然将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首要分析单元。虽然温特也强调，他所说的“国家中心论”并不排除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国家从事有组织暴力的频率和/或方式会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非国家行为体正在成为比国家更为重要的变革发起者”，但是，他坚持认为“（国际）体系变化最终要通过国家得以完成”，因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只有通过国家的中介才能输入到国际体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仍然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¹⁵⁾

毫无疑问，以西方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单一单元观长期以来占据着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研究的主导地位，并且迄今现实主义的理论依然坚持，不论现实的国际体系如何发展变化，对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走向构成影响的单元始终是一元的，即只有国家，并且只有大国才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具有影响力的单元。但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单一单元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遭到国际体系多元单元观的挑战，进入21世纪后，则大有为后者取而代之之势。

二

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形成对照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英国学派以及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全球治理理论等则针对冷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体系多元单元观。其中国际政治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比较早地从跨国关系的视角提出了超越国家中心、关注多元单元对国际体系与国际政治影响的观点；英国学派则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才逐步地从单一单元观转向多元单元观；而全球治理理论则在20世纪90年代就确立了能够比较全面阐述国际体系的多元单元观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之源——国际政治理论的理想主义是主张单一单元观的。理想主义的集大成者威尔逊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人类纷争和战争的主要起因就在于国际体系之中的各个国家之上缺乏具有权威的政府组织，国际政治体系因此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他据此而倡导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并主张建立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共同体。威尔逊认为，这样的共同体将以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为基础，并受到国际机构的调节。他确信根据这些国际制度所确立的跨国联系，可以缓和甚至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消除权力政治的需要。⁽¹⁶⁾总之，威尔逊认为一旦国际体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单元即国家能够被高于其权力之上的国际机构所制约和调节，人类的纷争和战争就能大幅度地减少，甚至可以结束一切战争。

虽然从思想意识和理论渊源上看，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形成之初就开始质疑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是单一的观念，当然其矛头所指的是现实主义理论，而非理想主义观念。1971年新自由制度主义创始者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国际组织》杂志上推出“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特刊，他们指出现实主义聚焦于国家间关系，并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却忽视了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跨国关系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他们认为，跨国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对理解当代世界政治尤为重要，所谓跨国关系，即“不受各国政府中央外交政策机构控制的跨越国家边界的联系、联盟与互动行为”。⁽¹⁷⁾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以“世界政治”范式取代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范式。⁽¹⁸⁾这种新范式从两个方面对现实主义的单一单元观提出了挑战：首先，国家不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单元，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行为体也是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单元；其次，国家也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单元，地方政府、国内利益团体以及个人都参与国际政治之中。⁽¹⁹⁾

基欧汉和奈之后又将跨国关系纳入相互依赖理论之中。他们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于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²⁰⁾他们并且向现实主义的三个假设——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武力是支配性的手段；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发起挑战，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图景：（1）国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跨国行为体也是重要的角色；（2）武力不是唯一手段——经济控制和利用国际制度也是重要手段；（3）安全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福利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²¹⁾然而，在构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实际上从建立一个新范式（即世界政治范式）的原先立场上后退，转向构建一个新的研究纲领，即寻求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这意味着他们降低了跨社会和跨政府行为体的重要性。⁽²²⁾因此，可以说他们在构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过程中，部分地放弃了国际体系是由多元单元构成的观点，而向单一单元观的现实主义理论靠拢。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过程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国家作为单一、理性和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的现实主义命题。⁽²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际体系中多元行为体作用的强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体系的持续变化，新自由制度主义又一次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国际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强调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现实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全球主义概念，指出一种多元的全球主义治理模式将取代“处于危险中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合作俱乐部治理模式。⁽²⁴⁾而奈则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指出：今天权力在国家间的分配，类似一盘复杂的三度空间的国际象棋。其中第一维度即军事力量，这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但是第二维度也就是经济力量，则是多极的；而第三维度，即作为国际格局大棋盘的底部，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如果将三度空间统合在一起观察，眼前的世界就很难用“极”的概念来做界定了。⁽²⁵⁾虽然，奈在这里主要谈的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但是，他所提出的三度空间论，就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否定了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唯一单元的观念，因为至少在他所描述的处于底部的第三维度空间之中就包含着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如银行用电汇的方式转移资金，其数量规模甚至可能超过国家预算；恐怖分子实施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黑客对互联网运行的扰乱等。⁽²⁶⁾

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指当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联系，并且对彼此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而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可以通过对话，同意在彼此关系中按共同规则和制度行事，承认相互间的共同利益，把相互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从而建立起国际社会。英国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怀特认为，“外交体系、国际法以及使权力政治的运作缓和或复杂化的国际制度，甚至还有并非完全没有影响的限制战争的规则”等都表明国际社会的存在。但他同时指出：“国家是其主要、直接的成员。”⁽²⁷⁾很明显，英国学派在其建构国际社会理论过程中，强调国际体系以及国际社会是由国家这单一的单元构成的。英国学派的另两位知名学者布尔与沃森在对国际社会进行概念界定时，也非常明确地坚持国家是国际体系也是国际社会中唯一单元的观点。他们提出：“国际社会，我们是指一群国家（或更普遍的，一群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之间，不仅仅形成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一国的行为是他国研判的一个必要因素的（国际）体系，而且是通过对话和同意所建立的规范彼此间行为的共同规则和制度以及认识到在维持这些安排方面具有共同利益。”⁽²⁸⁾

进入21世纪之后，后期英国学派或哥本哈根学派根据现实的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将国际社会理论逐步发展为世界社会理论。世界社会理论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国际体系不仅仅是由国家这单一单元所构成，而国际体系的这一变化就必然导致由单一的国家为单元建构的国际社会向多元的世界社会转变。布赞和利特尔提出：“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单位是国家，但在世界社会中它们则是个体。”⁽²⁹⁾布赞的世界社会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他将世界社会建构为一个国际体系中的非国家因素的概念，因而是从国际社会的补充/对立面来使用世界社会这个概念。⁽³⁰⁾之后，他对世界社会的思想内容进行补充，将世界社会视为国家间社会、跨国社会与人际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结合体，并认为这三种领域或者单元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主导其他两种，但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³¹⁾换言之，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布赞根据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变化将英国学派传统的单一单元观转变为多元单元观。

总之，反对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国际体系单一单元观的论说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迄今已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国际体系多元单元观不仅已能与单一单元观分庭抗礼，而且随着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它正在不断地占据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这正是需要我们作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的。

三

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治理的理念最先由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勃兰特提出。几乎同时，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西瑙在1992年出版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中，也根据全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认为国际政治权威的位置发生了重大的位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治理也因此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并由此从学理层面提出了全球治理理念。从此开始，全球治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迅速展开，经过20年的发展和演变之后，目前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领域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和范式，尽管相关的学术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歇过。

全球治理理论的基础，就在于强调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正由单一单元构成向多元单元构成转变。在相当程度上，全球治理理论持有一种真正的国际体系多元单元观。首先，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国际体系中多元行为体参与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对国家中心论似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这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理论始终确信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都在现实的国际体系和具体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它从未在国际体系单一单元观和多元单元观之间产生摇摆。其次，全球治理理论认为非国家行为体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外在于全球治理体系但又发生影响的单元。这一立场不仅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而且超越了传统的跨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观点，因为后者认为非国家行为体不过是有一定影响的外部游说者而已。诚然，非国家行为体仍然会进行游说，但它们也被公共权威邀请参与谈判，甚至亲自设计、实施和监督国际政策。⁽³²⁾

罗西瑙认为，20世纪晚期人类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生产、贸易、金融、技术、安全事务、通信、研究、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日益国际化。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家世界中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互相渗透日益明显，并且各国政府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对影响它们的全球力量的直接控制。由此他提出：全球政治已演变为由成员彼此重叠且相互作用的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由相对平等的形形色色行为体组成的多中心世界和一个民族国家在其中是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中心世界。⁽³³⁾这一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与多元中心体系之间“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且不断相互作用”，并且“共同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治理体系”。⁽³⁴⁾很显然，罗西瑙对国际体系发展演变与全球治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与全球治理委员会有关全球治理定义的具体内容相当吻合。

全球治理委员会缘起于1991年的《关于全球安全与治理的斯德哥尔摩倡议》，该倡议除了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的理念之外，还提出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性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经过与布伦兰特和尼雷尔协商，勃兰特提议请卡尔松与兰法尔两人担任斯德哥尔摩倡议中所建议设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双主席。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支持下，1992年9月，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由28名国际知名人士构成，其中包括中国资深外交官钱家栋。经过两年的努力，全球治理委员会拟就并发表了《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人们塑造未来的集体力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而使用这样的力量也变得更为紧迫。动员这样的力量来促使人们在21世纪生活得更为民主、更为安全和更为可持续发展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挑战。当前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愿景（new vision），这种愿景能够激励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在共同关心和共享命运中争取更高程度的合作。”⁽³⁵⁾

在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全球治理委员会明确地指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治理在世界层面上一直被视为政府间的关系，如今则必须看到它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市场有关。凡此种种均与具有广泛影响的全球大众传媒相互作用。”⁽³⁶⁾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国家，而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承认决定现实国际体系走向的行为体已经不仅仅只是国家，才有可能接受全球治理这一新的理念，才能真心实意地参与全球治理。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与国际体系的多元单元观相互关联。

事实也正是这样，坚持当前国际体系不论如何发展，其构成的单元依然是国家并且主要是大国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家基本都对全球治理理念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全球治理”没能很好地解决“国家问题”和“权力问题”。同时他们否认“全球治理超越了地缘政治，或者说，全球机构或跨国公民社会在世界政治中是一些独立的权力部门”⁽³⁷⁾。在西方现实主义阵营中对“全球治理”理念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学者有克拉斯纳和吉尔平等人。克拉斯纳和吉尔平都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创立者，两人都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理论，通过强调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来考察和分析国际体系的走向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变。克拉斯纳认为：“全球治理不是什么新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规则和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国家利益或者权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治理也是在国家之间同意的基础上才成立的。因此，根据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便得出国家主权受到侵蚀的见解是十分令人怀疑的。”⁽³⁸⁾吉尔平则认为，全球治理的实体没有执行其决定的能力，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实体。因此，全球治理的主张难以言之成理，令人信服。⁽³⁹⁾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可见，国际体系的单元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坚持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始终只是一元的，那么自然就很难接受全球治理的理念。只有承认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随着国际体系本身的发展会从一元向多元演化，并且多元单元互动已经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才能真正地支持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继续维护其最为基本的国际体系一元单元观，那么现实主义就很难接受全球治理的理念。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自全球治理的理念形成至今，20年已经过去，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依然在不断地深入发展，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给予国际体系多元单元观以某种坚定的支撑。但是，20年的时间与现代国际体系迄今为止跨越5个世纪（从1648年起）的整个发展历史相比则是十分短暂的，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生活的年代）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相比较则更是不足挂齿，因此，国家尤其是大国重新完全掌控现实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可能也依然存在，国际关系学者和实践者们应该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恰恰是我们在做全球治理问题研究时必须时时注意的。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