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中华文明历久而弥新

中华文明由中国历史的主人——中国人、中华民族创造的。他们在不同时代，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经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

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0世纪左右，是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在今日中国版图内的广袤大地上，由血缘性原始群团、氏族、部落逐步组合成一批较大的族群，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由于石制工具的进步，他们由采集与渔猎经济发展到开始农耕与游牧，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

从公元前20世纪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是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扩大而频繁，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出现了一大批区域性初期国家，它们在相互交往、冲突、兼并、同化过程中，逐步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名义上拥戴一个共主，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立统一国家。农耕经济范围在扩大，北方游牧经济、西南山林农业经济也都有了一定发展，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

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3世纪初，是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也是今日中国版图内尚未纳入上述统一国家治内的各民族所建立的区域性邦国获得显著发展时期。秦汉王朝的疆域西部已达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部达朝鲜半岛中部，西南达到云贵高原及缅甸，南部达到了越南中部，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主体此时已大体确定，也就是说，地域的中国的主体这时已经形成。就族类的中国而言，这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族已经形成，原戎、蛮、狄、夷诸族也发展为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就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中国而言，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与协调体制的建立，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大一统格局也逐步确立。

从3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农业文明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及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中华文明光芒四射，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是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开始转型阶段。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它引发了欧亚大陆空前广大范围内的民族流动与人口迁徙，促成族类的新的组合。由于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一度取代农耕文明而占据支配地位，给原先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达，开始在原先农耕经济体制内形成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定地确立。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林农业文明仍呈三足鼎立之势，农耕文明更臻成熟，但是，初期工业化和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不可忽视的长足发展。中国与欧陆文明的关系，在起伏曲折的发展中已产生多方面联系。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一方面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先前从未遇到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冲击。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国家形态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体制，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由于新型工业文明的诞生与成长，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是，所有这些转变都仍在进行之中，无论在时间范围内还是在空间范围内，距离转变的完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自身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经由众多曲折和全国范围的付出沉重代价的反复试验，终于寻得了根植于中华文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全方位转型。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凭借质的升华而重振雄风，生机蓬勃地跻身于世界现代文明之林。

中华文明发展的以上诸阶段表明，历史上不同部族、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冲突、混合、同化、重构，都有力地打破了中国今日版图内原先居民血缘的、地域的乃至部族、民族的封闭性，推动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各族人民是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各族人民为缔造中华国家与中华文明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尽管这一进程并不都是和平，其中不乏许多战争、征服与屠戮，但都无损于他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中华文明发展的以上诸阶段还表明，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历史的中国国家政权尽管经常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但是这些国家政权除去维护剥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更在于它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们社会生活实际中，提供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对纷繁复杂的经常相互冲突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保障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活力源于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机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发明和固守。

中华文明的创造，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创造，包含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构建。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经常都是在阶级对立的关系中进行。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如此，制度生产也是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常不免要烙上阶级冲突的烙印。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过程得以有效地进行，在阶级存在的历史阶段，不仅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离不开对立阶级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妥协，乃至一定条件下的互相合作。在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稳定发展时期，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最终是以不使生产方式破裂为限度，这时，实际上同一性是主要的，斗争性则是次要的。只有当一种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濒临崩溃，将不可避免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时，斗争性方是绝对的，同一性才转为相对的。

中华文明发展诸阶段又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建立以后，人类历史方才开始全面超越先前的区域史而真正成为世界史。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和外部世界发生过多种多样的联系，包含和平的交往与非和平的冲突，中国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也对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先是被动地，后来则是主动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世界，不能不了解中国，不能不了解中华文明；同样，要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又不能不了解世界。只有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诸文明的深入比较中，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文明。也只有立足于无比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