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云南成为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与历代王朝向云南移民有重大关系。汉族移民是开发云南的生力军，是云南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社会基础。正是汉族移民与汉文化在云南的广泛传播使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西南边疆。本文拟从汉族移民在统一云南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汉族移民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1]。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教正。

开拓：汉族移民与云南边疆的统一

云南在汉武帝以前是“西南夷”聚居的“化外之地”。秦王朝试图经营西南夷，派遣官吏，开通道路，设置郡县。可是，这些举措还未来得及实施，秦王朝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

汉武帝时期，以蜀为基地，经略西南夷地区（今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约在元光三年（前132年）从道（今宜宾）修筑一条通往云南的道路，在今昭通地区“凿石开阁”，翻山越岭，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约二千余里。这就是所谓“南夷道”。为修筑这条道路，调动了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2]。为解决筑路民夫的粮食供应，招募内地商人出钱雇用农民到西南边区屯垦。为修筑“南夷道”，招募多少农民来西南屯垦，有多少人户定居下来，未见史书记录。但可以推定，有一定数量的内地汉族农民在“南夷道”沿线定居下来。

在开“南夷道”后三年，汉王朝又命司马相如修筑“西夷道”，即由今天从成都到西昌的道路。为修筑这条道路，同样招募内地汉族农民前来修路、屯垦。也有一部分汉族人户在“西夷道”沿线定居。

汉王朝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时，就有许多汉族移民迁移到云南来，只是不详于录。

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以后，云南就成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汉王朝在云南建立郡县的同时，不断向云南移民。移民的目的是保卫郡县，即“屯田守之”^[3]。为了管理屯田事务，汉王朝在云南设置专门的机构，如“屯兵参军”之类。这一职官，虽见诸于南朝记录，却应当是自西汉以来历代相沿袭的郡县职官^[4]。

在王莽时期，南中地区发生动乱，王莽派大军十万，经过十多年的征讨，平定动乱。王莽任命文齐为益州太守。太守文齐率领民众，“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倾，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5]。文齐在滇池地区把流散的汉人组织起来，开垦农田多至二千余顷。可见汉族移民的数量不少。当公孙述占据蜀地，企图兼并南中时，文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6]。文齐之所以能在益州坚持抗击公孙述，主要原因就是得到当地汉族移民的支持，可见当时云南的汉族移民的数量已相当大，是维护汉王朝在南中地区统治的有生力量。

东汉时期，中央王朝继续向云南移民。到东汉末年，汉族移民已在云南形成巨大势力。当时南中地区为保卫郡县，有所谓“郡兵”。郡兵长期在边地戍守，屯田自给，安家置业，大多数人“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安乐而不思故乡”^[7]，他们不再返回遥远的故土，而落籍云南。

两汉时期，云南地区的夷人不堪忍受剥削与压迫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仅只靠屯垦戍守的“郡兵”不可能镇压夷人反抗。只有征调内地的农民、招募士卒、或释放囚徒充当士兵到云南协助郡兵征讨。两汉王朝二百多年中，多次从内地调兵遣将到云南征讨反抗的夷人。每次作战都有不少汉族兵士流落在云南。王莽时期，有数万人散落在云南^[8]。

由于蜀地（今四川）发生动乱，导致当地民众无法安生，只有逃离故土，流落到云南。李雄在蜀中据地自雄，蜀地动乱不已，“蜀民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9]。因为战乱，蜀地居民被迫迁移到宁州，即今云南。太安二年（303年）五苓夷破坏郡县，“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10]。晋民就是汉人，由于动乱不得不迁移到云南西部或南部地区。

中央王朝通过屯垦、征讨等方式，逐步向云南移民。同时，一部分汉人则以逃难、游宦、流窜等方式流落到云南安家落户。汉人在云南的数量不断增加。汉人到云南后编入户籍，与非编户齐民的“夷人”相区别。

汉人编入户籍后，要向政府缴纳租税。汉人成为中央王朝在边郡^[11]的主要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朝廷的命官主要依靠边郡的汉族移民巩固在边郡的统治。屯垦戍边是在边疆建立统治和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也是汉族移民到边疆的主要形式之一。

蜕变：汉族移民的“夷化”

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不断以屯垦戍边等方式向云南移民。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夷人”，分别建立“汉户”和“夷户”。“夷户”由“夷帅”统领，“汉户”则由王朝派往云南的命官管辖。

为了控制汉族移民，边郡的官员在移民中选拔和培植一批“豪族大姓”。郡县的太守、县官通过这些“大姓”控制汉族移民，并牵制“夷帅”。

“豪族大姓”主要是屯垦戍边的“领军”。“领军”是太守所属的长吏，他们长期任职，而不是定期轮换的“更卒遣戍”，逐渐成为着籍云南的移民。他们世领其职，成为移民中的仕族，久而久之，原来屯垦戍边的士卒，从国家的人户，逐渐变成领军所有，兵士成了将领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就是将领们的“家部曲”。领军把国家的兵士变为个人的部曲。部曲对“领军”的依附性极强，不仅要作战，还要耕田。领军们在经济上、军事上拥有强大的实力，也就逐步在政治上形成势力。

大姓是王朝培植起来的地方势力，是移民中“拥有地方武装的当权派”^[12]。是边郡太守在边疆地区赖以支撑的社会基础与主要力量。地方“豪族大姓”也依靠太守在当地发展自己的势力。边郡的太守与当地的豪族大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利用。

汉晋时期，云南的主要居民是“夷人”。夷人与屯垦的所谓“驻屯户”也有相互依存的深厚关系。没有夷人的支持和帮助，驻屯户要在云南屯垦戍边几乎是不可能的。驻屯户受豪族大姓统领，依附于大姓的部曲；夷人则由“夷帅”统率。豪族大姓依靠王朝命官太守、县令的管辖。夷帅也必须听命于太守。

汉晋时期，在云南有代表王朝的太守，有移民中的“豪族大姓”，有土著夷人的首领“夷帅”。太守、大姓、夷帅三种势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斗。

大姓在三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他们依靠太守发展自己的势力，又依靠夷帅在地方扎根生存。大姓一般还与夷帅结成“遑耶”（婚姻）关系，用联姻的方式与夷帅结成联盟^[13]。他们有时站在太守一方压制夷帅；有时又站在夷帅的立场上与太守抗衡。大姓时常在太守与夷帅之间利用矛盾，从中渔利。大姓不仅自己拥有部曲，而且与土著夷人和夷帅建立了血肉关系。

当王朝势力强大时，云南的方土大姓，拥护王朝，听命于太守，是王朝在云南统治的基石。可是，当王朝势力衰落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东汉末年，由于中原王朝势力减退，云南的大姓也就不再把代表王朝的太守放在眼中。他们甚至拘执太守，称雄一方。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的风暴席卷中原，地方豪强乘势而起。云南的大姓也聚众称雄，割据一方。大姓势力从王朝的依靠力量“蜕变”为与王朝对立的割据势力。

汉族移民在中原王朝衰微的时期，也逐渐蜕变异化。在王朝势力强盛时，汉文化在云南广泛传播，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以夏变夷”。当王朝势力衰退时，出现了汉族移民“夷化”的趋向。

三国时期，南中大姓势力日益增长，严重威胁蜀汉政权的稳固。迫不得已，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部南征，平定了南中大姓和夷帅的反叛。诸葛亮南征的目的在于，安定南中，利用南中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北伐中原。一方面将反抗蜀汉的大姓调虎离山，迁移到蜀地。另一方面对拥护蜀汉的大姓则给以扶助和支持。这说明，汉族移民依然是蜀汉政权在南中的社会基础，是蜀汉政权的依靠力量。

晋朝建立后，依然保障大姓的利益，依靠大姓扩大与巩固在南中的统治。晋王朝统一全国后，朝廷势力强大，而南中大姓的势力却因征讨交趾而大大削弱。晋王朝在依靠大姓势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大姓与夷帅的控制。晋王朝为加强在南中的统治，将行政机构改为军事统治机构。设置军事长官“南夷校尉”持节统兵镇守南中地区，加强对大姓与夷帅的控制。大姓、夷帅与南夷校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随之加剧。为维护自身利益，大姓与夷帅进一步联合起来对付南夷校尉。大姓与夷帅的联合，固然促使“夷人”汉化，同时也导致汉族移民的“夷化”。

南中大姓之间也相互争斗，众多的大姓经过长时期激烈兼并，最后由爨氏独霸南中。从东晋永和三年（347年）到北周灭亡（581年）的234年之间，巴蜀成为南北之间角逐的疆场。成都易主不下十次。得到蜀地者，外有强敌，自顾不暇，当然无余力经略南中。南中地区成为大姓的天下，他们恃远擅命，自相承袭，而无须由王朝任命。今存《爨宝子碑》纪“大亨四年乙巳”，实际上是义熙元年（405年），连中央王朝的年号也弄不清爽，可见南中爨氏与晋朝的关系几乎到了隔绝的地步。

爨氏原本是汉族移民。当爨氏独霸南中时，爨氏统领的居民成为“爨人”。“爨人”的出现，表明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夷人的融合。汉族移民不忘他们来自中原，同时他们在与土著夷人交融后，已经或多或少地“夷化”。他们依然奉中原的正朔，但他们不再受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他们自称“南人”，甚至打出“蛮夷”的旗号。

两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移民屯垦。到南北朝时期，汉族移民几乎完全“异化”为“夷化的汉人”。而当地土著的夷人则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有一部分成为“汉化的夷人”。中原王朝在云南建立的社会基础发生“蜕变”，导致云南出现爨氏独霸的局面。尽管如此，汉文化因汉族移民的到来，在云南深深地扎下了根。奉中原正朔，就是对中原王朝的归属与认同。

落籍：云南行省的建立与汉族移民之发展

隋王朝统一中国后，爨氏首领爨震曾遣使朝贡，但没有真正归附。隋文帝在巩固对中原的统治后，意识到控制和稳定西南边疆对全国统一的重要性。开皇四年（584年）左右，隋朝任命韦世冲为南宁州总管，深入爨地，持节抚慰。韦世冲到达西爨地区后，对南中诸部善加绥抚，爨震和西爨诸首领，表示乐意归附隋王朝。韦世冲及时在爨地设置南宁州总管府。为隋朝统治云南开了一个好头。隋朝统治的三十余年间，积极经营南宁地区，结束了爨氏称霸的局面。但是，除了出兵征讨之外，隋朝对南宁州的政事与民生置之不问。当然，隋朝在云南的统治也就未能巩固。

唐朝初期，积极经营云南，先后在云南设置南宁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等统治机构。在云南建立了一大批羁縻府州^[14]。由于诸多原因，唐朝未能在云南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建立姚州都督府，每年只派500兵士戍守，力量十分单薄。唐朝主要采用羁縻政策，依靠当地的酋长夷帅建立统治。

唐朝在洱海地区，没有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势力，只好扶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当唐朝为加强在云南的统治，决定开通“步头路”，建筑安宁城时，爨氏起兵反抗，攻占安宁城，杀死筑城使。面对爨氏的反抗，唐朝在云南几乎无兵可用。朝廷一方面从内地调集大军前往征讨，另一方面借助南诏军事势力配合讨伐。大军压境，爨氏被迫请降。南诏势力却趁机进入爨地，干预爨氏事务，最后利用爨氏内部矛盾，分化瓦解，使爨氏在滇东的统治彻底崩溃。南诏占据了爨地。

唐朝对南诏占据爨地十分不满，双方发生争执与冲突。唐朝调动大军先后在泸南和西洱河地区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的征讨，结果惨遭失败。唐朝势力退出云南。

南诏在打败唐朝远征大军后，在今云南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贞元十年（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结盟，南诏背弃吐蕃回归唐朝。唐朝以南诏为“云南安抚使司”，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云南安抚使”。南诏成为唐王朝版图内的一个自治区域。

继南诏建立的大理国，与宋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密切联系，但其独立性已超过南诏。大理国时期，作为云南统治者的白族，在云南设置八府四郡四镇，每一个府郡镇都派白族的首领统辖。在大理全境推行白族文化。致使云南出现了“白族化”的趋向。尽管如此，大理三百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15]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

蒙古军队于公元1253年南下灭大理国，结束了自唐代天宝战争以来云南500多年相对独立的局面。大理国时期推行的“白族化”至此终结。公元1274年元王朝建立云南行省。汲取唐宋的教训，元帝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巩固对云南的统一。元王朝在云南行省之下设置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除“蛮夷”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官制度（宣慰司、宣抚司、土知州等）而外，基本上实行和内地一样的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云南行省建立后，即下令在中庆等路拘刷漏籍人户，实行屯田。至元十二年（1275年）和至元十五年（1278年）先后在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澄江、曲靖、寻甸、临安（今建水）、永昌（今保山）、鹤庆等地设置民屯八处。民间屯田主要是拘刷各种漏籍人户，编为屯户，耕种屯垦，免除徭役，向国家交纳屯租。政府由此增加了田赋，增强了财政实力。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帝国开始在云南建立军事屯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云南的军屯进入高潮，军屯的规模和范围很快扩大。元王朝先后在大理、鹤庆、武定、威楚（楚雄）、中庆（昆明）、曲靖、临安（建水）、梁千户翼（先在乌蒙屯田，后迁到新兴州屯田）、乌蒙（今昭通）、乌撒（今贵州威宁）、罗罗斯宣慰司（今四川西昌）等十一处。军事屯田的任务主要由蒙古、色目、契丹等民族组成的军队承担。派遣到云南镇戍的军队也有汉军（北人）和新附军亦即归附蒙古的南宋军队（南人）。屯垦镇戍的汉人军队中，当有不少人落籍云南。^[16]除从军的汉人移民云南外，还有游宦、商旅、工艺的汉人进入云南的主要城镇。在元代以前虽然不断有汉人以各种方式移民云南，但是未能出现“长期保持汉族特征之人们共同体”^[17]。元代进入云南的汉人，不仅在当地安家落户，而且保持世籍，延绵不断。

元代统一云南最重要的措施是在云南广泛建立学校，传播儒学，开科取士。这个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汉族为数不少，但更多的是蒙古、契丹、色目人。虽然移民的族类不同，但在云南传播汉文化则是共同的。赛典赤到云南建立云南行省时，“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18]。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到云南，“下车莅政，中庆、大理两路设提举，建文庙，收置儒籍，使南方之人，举知风化”^[19]。还派官员到四川“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20]。自此以后，设云南诸路儒学提举司，在各路府州县建立孔子庙。先后在中庆、大理、临安、澄江、仁德、曲靖、鹤庆、威楚、武定、永昌、丽江、姚安诸路府设置学舍，各州县也随之设立。每年春秋祭礼孔子，“率诸生行释菜礼”^[21]，以宗教礼仪，宣扬孔孟儒学，以至云南少数民族，都把孔子当作“汉佛”^[22]儒学也逐渐流行于滇中。所以天启《滇志》卷八《学校志叙》说：“滇学仿于汉，自后递有兴废，至元而诸路建学校几遍”。儒学得以广泛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与中原的一体化。这是比移民更为重要、更为有效的统一措施。在儒家学说里，文化是区别族类的根本尺度。汉人到夷狄地区接受夷狄文化，就变为夷狄。相反夷狄接受汉文化也就变成了汉人。汉文化在云南的广泛传播，迅猛发展，结束了云南的居民无保持汉族特征的人民共同体的历史。汉文化四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汉族落籍云南，成为云南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云南统一于中国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

土著：云南人的形成

朱元璋立国十余年，云南恃远自雄。朝廷屡派使诏谕，云南屡抗命，拒不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认为：“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余孽巴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23]朱元璋征讨云南的决定得到群臣响应。九月，朱元璋命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帅将士14万余人，大举征讨云南。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傅友德三将军率领大军由辰、沅趋贵州攻克普安、普定，进兵曲靖，击败梁王将领达理麻于白石江。明军乘胜而进，包围中庆城（今昆明市），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及其亲信的驴儿、达德等自杀，元右丞观音保等出降。

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傅友德率师进驻威楚（今楚雄），招谕段世投降。段世遣使致书傅友德表示愿意归附明王朝，但是要“依唐宋故事，奉正朔，定朝贡，以为外藩”^[24]。大理依然独立自治，保存其总管的地位。否则，兵久变生，于明军不利。傅友德严正驳斥段世谬论，命令段世及早降服。段世又致书威胁傅友德说：西南称之为不毛之地，易动难安，易守难攻，气候恶劣，炎瘴逼人，中原军士到云南水土不服，难于生存，还谈什么作战，不如早点返回中原，以免作边地游魂野鬼。恫吓之势咄咄逼人。

朱元璋清楚地意识到不可接受大理保持独立自治的无理要求，统一云南是统一整个中国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且日趋衰落的大理总管势力，早已无力招架强大的明朝军队。他给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下令尽快出兵征讨云南，出奇制胜，乘胜进取，一举而定。

蓝玉、沐英遵照朱元璋指令，一鼓作气，会师进取，攻克大理，段世就擒。明军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处相继来降，诸夷悉平。”大理之战，摧毁了自元以来在洱海地区割据130年的大理段氏政权。对于统一云南，巩固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战役。

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在给傅友德等三将军的诏书中，简要回顾了自汉朝以来中原王朝统一云南的成败得失后指出，统一云南的方针，“非为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25]。可以说，这就是朱元璋为明王朝统一云南制定的基本原则。明王朝在云南采取的许多巩固云南的措施无不围绕这个原则。

朱元璋为巩固在云南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将爱将沐英留镇云南；建立和完善云南各级行政机构、军事指挥系统和刑狱体制；建立健全土司制度，加强对土司的监管与约束等。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就是留兵屯戍，向云南大量移民。

朱元璋平定云南后，立即诏谕傅有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戍守，控制要害。沐英提出，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存。他的建议得到朱元璋的赞赏和支持：“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26]。明朝在云南设置卫所军事屯田筹谋周密，有一整套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有固定的戍所和防卫区域；军皆有家世；军户世代为军，既入军籍，不许更改，更不许逃亡；军户屯田自给。明代在云南设置卫所与历代屯田不同之处在于，军事屯田的兵士，必须有家室同行，成为军户。这就避免了屯垦戍边的士卒与土著“夷人”的普遍通婚。尽管“汉夷通婚”无法完全避免，但是卫所“军户”的存在，从根本上避免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向，保证边疆地区“以夏变夷”的发展方向，促进民族融合，加强国家统一。

元代蒙古人、回回人、维吾尔人、契丹人、汉人大量进入云南。由于元朝征缅，从内地调集大量军队到云南屯戍，汉人在云南的数量不断增加。汉文化也在云南广泛传播。但是云南依然是“夷多汉少”。这种情况到明代才发生根本转变。卫所制度推行的结果使大量的汉人迁移到云南。云南卫所的数字，从明代初年以来，时有改变。大抵，洪武年间设十六处，正统以后增为二十五处，嘉靖以后为三十六处，万历年间为四十处。明代云南都司所领共133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领官兵1120人。如果每个千户所都是足额，则驻云南的卫军当有148960人。因为军士都要有家室，同住卫所。所以，应该是148960户。虽然军正额有限定，而舍丁、军余则各自另立门户，不断增加。因之，通过军事屯田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的数量当比正式的卫所军户多得多。明代初年，云南户口只有59576户，经200多年的发展，到万历初年已增至461048户。其中军户总计335426户^[27]，占71%强^[28]。与军事屯田开展的同时，还实行民间屯田。明代还将罪犯贬谪充军到云南，这是明代内地汉人移民云南的一个特点。有明一代，移民至滇的记录不绝于史。虽然有的数字不见得准确，但民间移民至滇屯垦的将近十万户。到明代后期，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的总数已达300万左右。由于云南许多地区是没有户籍统计的“蛮夷”人户，所以还不能确定外来的汉族移民与当地民族的比例，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汉族移民的数量已完全超过了土著的“蛮夷”人户。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到明代有了根本改变。汉族人户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土著民族，而且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云南土著民族则从多数变为少数。谢肇膌《滇略》卷四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29]。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也说，“土著者少，宦戍多大江东南人，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30]。

明朝在元代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儒学，到处立孔庙、设学校、开科举。明王朝还用中原汉文经典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取代在大理长期流行的密宗。儒学的广泛推行，使云南文化与中原趋于一致，为统一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保障。明代的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建水、曲靖等地的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与中原没有多大的差别了。

在明代的文献中，大都把汉族移民称为“寄籍”的人户，称当地原住人户为“土著”。但是到明代后期，特别是在清代的志书中，汉族移民也被称为“土著”。明代200多年间，汉族移民，附着于土地，世代相袭，从移民变为世代定居的“土著”，移民从外来的客户变为本土的“主人”。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形成“云南人”^[31]。

“云南人”这个称谓具体在何时出现已难考订。当不会晚于明代后期。“云南人”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云南人”的形成。这在云南民族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云南居民最早被称为“西南夷”。后来被称为“爨蛮”。唐代以后又称为“南蛮”。所以记录唐代云南的志书被命名为《蛮书》。总之，云南一直是“蛮夷”为主的区域。到明代后期，由于汉人从少数变为多数，从外来的“寄籍”客户，变为世居土著的当地人。“云南人”的名称，与“西南夷”“南蛮”等的重要区别是，云南的居民不再是“蛮夷”，而是中国一个区域的居民。“云南人”与“西南夷”“南蛮”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蛮夷”是以族类作为划分标准，而“云南人”不是以“族类”来划分，而是以地区来命名。这就和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东北人、江南人等一样，都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居民，他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强调指出，“云南人”不仅仅是云南汉族移民的称谓，而且是云南省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称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云南人”在中国不再是“化外”的蛮夷，而是与中州相埒的华夏居民。“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归流：国家认同

清代继续向云南移民，清代二百多年间，因战争、游宦、经商、工艺等落籍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与明代大体相类。清代汉族移民与明代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扩大和加强了在山区和边远之地的移民。

清朝政府为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保卫边疆，维护统一，派驻绿营兵。清代绿营兵制，设置督标、抚标、提标、提督统率若干镇、协、营于各地戍守，有事调遣，事毕返回防区。绿营兵分防布置，防区称为“汛地”，由千总、把总领兵驻守，盘诘往来行人，维持道路畅通无虞。汛有固定防区，又分设很多的塘房与关哨，派兵驻守。所有州、县境内，普遍设立。大抵每县至少设置一汛，分兵在塘、关、哨驻守。在云南府、曲靖府、临安府、大理府、鹤庆府、姚安府、澄江府、楚雄府等处，因社会经济较为发展，大都设置一汛驻城内，在山区设置塘、哨、卡。在丽江府、永昌府、顺宁府、元江府、普洱府、开化府、广南府等地，因人口稀少，土地开垦，大多设置塘哨关卡^[32]。

清代的汛塘主要是招募贫苦农民充当兵卒，年老后他们可以退役，这点与明代卫所制度的终身为兵、世代为兵大有不同。但是，他们常年在相对固定的塘房、哨所、关卡防守，长期戍守在一个地方，不仅适应了周围的环境，而且与周围的民众的关系相当密切，绿营兵退役时大多年老力衰，返回故乡的心情已淡漠，大多在附近各自垦田立业，安家定居，逐渐聚集成村落屯寨。有清一代云南有三千多处塘、哨、关、卡。戍守的兵士大都是应募而来的汉族农民，他们对于戍守边防，开发山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滇南的元江府、普洱府等地，明代王朝势力尚未深入。清兵入滇，元江土知府那嵩抗清失败，顺治十七年（1732年）改设流官。雍正二年（1724年）威远改土归流，雍正九年（1731年）设置普洱府。雍正十年（1732年）设置他朗通判。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元江、镇沅、普洱、威远、车里、茶山等地，分汛防守。朝廷在元江、普洱等地广泛布置兵丁，分道守卫，开发生产，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这里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清代初期，元江府俱系夷户，并未编丁。^[33]一百多年后，这一地区，“关、隘、汛、塘，声气联络，其生齿计一十八万人之众，而茶山、盐井税课充盈”^[34]。据《普洱府志》卷七统计，普洱府的宁洱县、思茅厅、威远厅、他朗厅，共有土著39929户，屯民40934户，客家7622户。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屯民户已成为主要居民，外来的屯民户与客家户已占总人户的54.87%，超过了土著的人户。元江地区“江左、黔、楚、川、陕各省贸易客民，家于斯焉。于是人烟稠密，田地渐开，户习诗书，士敦礼让，日蒸月化，乎具有华风”^[35]。“百数十年来，风俗人情，居然中土，而其质朴醇良，似犹过之”^[36]。威远地区，“汉人有因商贾而来入籍，又因谪戍而来入籍，弟子聪颖者多读书，事半功倍，夷人渐染华风，亦知诵读，有入庠序者”^[37]。汉族移民迁到威远等地，带来了汉文化与读书风气，熏染了当地夷人。

在滇东南，顺治十八年（1661年）设置广南府流官，康熙六年（1667年）以临安府所属的长官司地设置开化府，同时设置开化镇^[38]。雍正八年（1730年）革除富州土官势力，设置流官。在清代初期开化府、广南府基本上都是土著的夷户，并未编丁。但改土归流以后，来自楚、蜀、黔、粤等地的汉族移民纷纷涌入。道光年间，这里的汉族移民已经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39]。

云南矿藏丰富，清代各省矿民到云南开矿的趋之若鹜，难以数计。边远地区盛产各种矿物，但是当地夷人“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40]。当时大量的汉人来到滇西边远地区从事银矿、宝石（翡翠）、茶叶贸易等工商业。吴尚贤就是在滇西边区十分活跃的汉族移民的精英人物。乾隆十一年（1746年）吴尚贤到徼外的葫芦国（耿马西南的佤族地区）开办茂隆银厂，矿砂大旺。在矿山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的各种人员，不下二三万。乾隆十年（1745年），吴尚贤向当局表示，愿意照内地厂利抽课报解，以作贡献。“将自乾隆十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月底，四个月所抽银三千七百九两九分八厘开造收课细册”，到云南省城缴纳，“献厂投诚，稍进微忠，以报皇恩”。张允随认为，如果将吴尚贤等四个月上缴的课银按照一年计算，“每岁应上课银一万一千一两。为数过多，恐厂地盈缩靡常，难为定额。”建议“饬令减半抽收，俾厂民得沾实惠。再将所收课银，以一半解纳，以一半赏给该酋长，以慰远人归顺之志，彰圣主广大之恩，庶天朝之体统益隆，外夷之感戴弥切”^[41]。到银矿开矿炼银的工人成为“厂民”，他们来自江西、湖南等地。尽管他们人数不少，但在当地仍属少数，且多未带家眷。他们“往往流落忘返。人地既熟，择邻而处，遂娶土人之女为婚，汉人之子孙小时，母教及习染无一非土俗、土语，故子孙长大尽成土人也”^[42]。这是在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矿区的情况。但在许多矿区，如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基本上成为汉族的聚居区。

清代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汉族移民是“改土归流”的前驱，凡是汉族移民开拓发展的地区，凡是汉族移民聚居的地区，“改土归流”进展都比较顺利。而“改土归流”又进一步促进了汉族移民的发展和汉文化的传播。

清代雍正改土归流以后，在昭通等地招募内地汉人前来垦荒种田。汉族移民的到来，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方国瑜教授总结元明清三代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发展轨迹说：“元代汉人主要住在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莫不有汉人踪迹”^[43]。到清代，云南各地，无论城镇山区都有汉族移民的踪迹。改土归流，使云南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文化教育都归入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主流。

清代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普遍推行的汛塘制度，随着矿业的开发，茶叶生产的兴盛，加之云南与东南亚贸易的增强，新的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云南。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把那些原来属于土司夷酋的模糊领地，逐渐变成由国家管理的清晰行政建制、朝廷命官统领的稳定社会区域。云南不再是“化外”的“蛮夷之地”。包含众多族类的云南人，不再是受中原歧视的野蛮人，他们毫不自卑地与其他地区的人民并肩站立在中华大地上。汉族移民，是开发与统一云南边疆最重要的生力军。

至今，云南大多数人（包括少数民族）的家谱，都自称祖先是来自南京应天府人氏。这是自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是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更是国家的认同。

（在澳门“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2001年，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注释】

[1]在诸多云南历史论著中，把“庄蹻入滇”当作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的开端。这一论点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庄蹻是楚国人，不是汉族。当时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尚未完全形成。一般说来，汉族是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逐渐形成的。

[2]《史记·平准书》，亦见《汉书·食货志》。

[3]《华阳国志·南中志》。

[4]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

[5]《后汉书·西南夷传》。

[6]同上。

[7]《汉书·晁错传》。

[8]参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资治通鉴》卷85。

[10]《华阳国志·南中志》。

[11]汉王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的郡县，因是汉代设置的，与旧有的郡现象区别，称为“新郡”或“初郡”，因设于边疆地区，又称为“边郡”。

[12]参见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试论汉晋时期的“南中大姓”》，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3]《华阳国志·南中志》。

[14]参见林超民《唐前期云南羁縻州县述略》，《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15]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16]参看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三辑《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7]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32页。

[18]《元史·赛典赤传》。

[19]《赛平章德政碑》。

[20]《元史·张立道传》。

[21]同上。

[22]李京：《云南志略》。

[23]《明太祖实录》卷138。

[24]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25]《明太祖实录》卷142。

[26]《明太祖实录》卷179。

[27]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比《明史·地理志》载万历六年（1578年）的数字，少62户。

[28]参看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三辑《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页。

[30]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志》云南府风俗。

[31]参看陆韧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下篇《汉族移民的土著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2]参看秦树才著《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3]雍正《云南通志·户口志》。

[34]道光《普洱府志》郑绍谦《序》。

[35]道光《元江府志》卷9。

[36]道光《元江府志》梁星源《序》。

[37]道光《威远厅志》卷3。

[38]《张允随奏稿》（下）乾隆十一年，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页。

[39]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三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40]《东华录》乾隆十一年六月张允随奏折。

[41]《张允随奏稿》（下）乾隆十一年，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680页。

[42]易崇高编《澜沧县志略》。

[43]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三辑《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