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且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优秀文明。从文化基因的视角看，它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不断执本而求新、开放而包容、博采而精约中逐渐深化演进形成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纳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哺育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革命和建设文化，最终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硕果。在时序更替的漫漫精神进化、文明演化历程中，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愈加发达和富有活力，使得中国道路的中国味道、中国风韵、中国气派得以蓬勃显现。

同重利轻义、个人至上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明秉承的是“以民为本”、推崇的是“天下为公”、追求的是“大同社会”。这些独特的价值追求，使得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可以获得最为深厚的文化支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2]

在政治领域，传承以民本、统一、德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文化，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的阿尔蒙德认为，研究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应详尽了解和分析它的心理方面——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同，政治发展道路就不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诞生在商业经济之上的以个体主义为指导，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是一种诞生在农业经济之上的以王权主义为核心，以民本、统一、德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在西方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而在中国则行不通，这已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所证明。对此，孙中山就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13]。今日中国同孙中山所生活的旧中国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最深沉、最稳定的部分，文化包括传统政治文化并没有发生断裂式的改变，它正在以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方式影响着人们对现有政治发展道路的评价和认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探索出的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为关键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指导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果。

在经济领域，传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纵览世界历史发展，一个国家与阶级的堕落乃至毁灭，往往是因为人们无法容忍社会资源向极少数人手里汇聚，从而使得两极分化的矛盾日趋凸显，这几乎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共性。基于对世界历史发展教训的反思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将实现共同富裕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与政治的分野，“不在于两者之间存在分歧或外在性，而在于一种角色对另一种角色的相对封闭性”^[14]。对于政治政策的解读，缺乏历史的角度无疑是极其狭隘的。共同富裕作为新时期国家建设的“中心课题”，本身便是历史与政治的共同选择，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必由之路的高瞻远瞩，也体现了对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价值目标的传承。出自《论语·季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经过人们口口相传，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典的表达，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社会价值追求和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我们剔除“不患寡而患不均”消极的一面之后，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对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期待。而当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这种古老价值追求也就获得了政治实践的土壤。

在社会领域，传承中华和谐文化，始终坚持社会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和而不同”“和为贵”“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许多为人所熟知的成语，都有和合、和谐、协调的含义。当然，西方人也讲和谐，但与东方文化相比，在立意和主旨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方文化讲的和谐是对立基础上的和谐，对立是第一位的，无论是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对立造成和谐说”，还是莱布尼茨提出的“前定和谐论”都是如此；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讲“不同”，但目的是和谐，和谐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和为贵”，还是墨家提出的“兼相爱”无不如此。对于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别，罗素曾做过一个精辟的论述：中国人发现了如能被全世界人采用就会使整个世界幸福的人类生活方式，并为此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实践。我们欧洲人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争斗、剥削、不稳定的变化、不满及强烈地寻求破坏。作为一种国家的宏观战略选择，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提出，并不是哪一个或哪一届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偶然，而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共识。中国共产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强调“斗争哲学”，现在之所以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这同党对我国国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密切相连，也同历史地延续了中国古人对社会建设的美好要求有关。对此，胡锦涛就认为，“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5]。

在国际政治领域，秉持“协和万邦”和平文化传统，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的基本特点是把和睦相处、和平发展放在首位，这与西方“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相比体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国家在“国强必霸”西方思维的驱动下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面对“中国威胁论”，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16]“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17]同崇尚竞争和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和平文化，追求的是“协和万邦”。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曾指出，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也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抵挡中国的扩张，但中国还是比较有限地使用武力^[18]。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是“和平主义性格”的，它与西方新教的扩张性性格截然不同。历史也确实如此，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1500多年里，中国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中国从来没有对世界和平形成威胁。中国人民在厚重的和平文化的影响下，对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对外重视睦邻友好，主张各国和平共处。今天，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来源于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也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用“国强必霸”的历史思维定性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对中国道路的刻意歪曲，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知。

总之，蕴含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中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与特殊规律基础上，充分整合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种文化形态而不断实践生成的一种新型现代化之路。它因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更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也因借鉴超越西方文化而更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也因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更具有深厚性和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