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性转换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在创造性转换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_变量共生、组合创新与意识形态

专题一　在创造性转换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一、多元融合

中国模式研究是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从有无中国模式之争逐步过渡到对中国模式特殊性、时效性、国际影响等具体问题的分析。在此过程中，坚持何种历史观对中国模式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两千多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理应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从150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理应包含学习、模仿别国发展的经验及其逐步扬弃的过程，包含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理性智慧；从90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理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和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从30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又离不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渐进式探索的创新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笔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多时段层积性兼容发展的一种独特样式。我们既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勇气，又有面对矛盾寻求动态平衡的努力；既有把握规律，顺应时势的自觉，又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自知；既有坚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乐观自信，又有不断尝试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务实作风。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模式不是寻找一种“单纯通用配方”，更不是寻求向别人普遍推广的典范，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我们的历史、分析当前发展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从容应对国际关系领域各种各样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争论甚至疑问，更加明确未来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和分析也可以从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展开。而无论这个多元结构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华传统文化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近年来各种规模宏大的祭孔活动层出不穷，小学生诵读经典也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载体。究竟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正面价值和负面效应？如何有效地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将其中的精华提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形态多样，内容丰富，各要素之间看似互相矛盾，却因运用得当演绎出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自身三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起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是以中原华夏文化为基础，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是文化整合的结果。殷周文化是整合了夏人、商人、周人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果。秦汉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如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也被汉文化吸收整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融合了鲜卑人、乌桓人、匈奴人的文化，五代至宋融合了契丹、女真、西夏等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东晋、安史之乱、南宋时期，北方文化的三次南移浪潮，对南方各民族的汉化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它不仅融合了南方各民族的文化，也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了一体化。

中国佛教禅宗作为印度佛教文化与我国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与玄学相结合的产物，本身就是文化多样统一的例子。在西汉时期，固守儒学经典的博士是专以训诂注疏的章句之学，排斥各种新的理论观点。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老庄哲学与魏晋玄学的兴起，经唐至宋，一些士大夫受佛学与老庄哲学的影响，已放弃训诂注疏的章句之学而发展起了一种追求经学真理的精神。到宋朝仁宗、神宗之世，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等开拓出了义理之学，他们出入佛、老，泛滥诸家，虽宗孔、孟，已不固守陈词滥调，而是以诚为本，以格物穷理、知礼成性为学问。及至南宋时期的朱熹，更是推波助澜，声高入云，终集理学之大成。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儒、道、佛已完全合流了。儒、道、佛三种文化从汉魏六朝的分庭抗礼，到宋、元、明时期已发展为三位一体，形成了新的中华文化体系。到了近代，从19世纪末“戊戌变法”开始，经历了半个世纪，主要是吸收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经历近30年改革历程，主要是吸收市场和法制观念，当然，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从被迫打开国门到主动对外开放，中华文化在各种形式的对话交融中不断成长。发展到今天，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更加丰富多样，其中有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有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发掘提升，有革命传统的发扬，也有西方文明的借鉴。多种因素看似矛盾却能良性互动，为世界文化的多样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微缩的个案。中华文化能“各美其美”，而且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语）。

图46　《禅宗与中国文化》

图47　《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

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目前已有数十处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大足石刻、平遥古城、北京故宫、云冈石窟、“东方圣城”——曲阜、皖南古村落、苏州古典园林等都实实在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以其品牌效应带动旅游产业蓬勃兴起，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起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华文化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一个基础工作正是开发利用中华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²⁾。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挖掘、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逐步注意向世界范围输送、传播、馈赠中华文化的精华，重视介绍日新月异的中国新文化，树立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当代中国形象，使世界人民更加全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而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以开阔的胸襟，吸收和学习其他国家文化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和丰富成果，“法国年”、“俄罗斯年”、各种艺术节和电影节的成功举办实现我们“请进来”的承诺。在经历多年对外开放以后，我们正在反思，一种健康自信、利他利己的文化开放战略应该是有吸收、有扬弃、有反馈、有输出、有反作用的整体战略⁽³⁾。

图48　《世界遗产在中国》

图49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二、凝聚“五缘”

中华文化以家庭为单位，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拓展形成整个人际社会网络。学者林其锬将其概括成“五缘文化”⁽⁴⁾，即亲缘——宗族亲戚关系；地缘——邻里乡党关系；神缘——宗教信仰关系；业缘——同业同学关系；物缘——以物（土、特、名、优）为媒介的人际关系。中华民族是经过几千年的同化融合而逐步形成，今天虽散居世界各地，持不同国籍，但都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文化也是数千年演进的产物，尽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和变异，但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传统，不会因变异而中断。而“五缘”，完全可以成为沟通华人世界的纽带和桥梁，是一个在今天依旧珍贵的文化资源。

图50　《五缘文化概论》

尽管“五缘”文化熏陶下的家族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一些著名大企业都曾把家族制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当代西方社会，家族公司仍然是最普遍的企业组织方式。据统计，美国的上市公司中由家族控制的超过40%，而一些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如福特、杜邦、柯达、通用电器、摩托罗拉等公司也都为家族控制。在东南亚地区，更有不少家族企业赫赫有名，如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香港李嘉诚的长实、和记黄浦，马来西亚郭鹤年的郭氏兄弟集团等⁽⁵⁾。

图51　《李嘉诚管理日志》

图52　《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稳定不变，措施得当，基于“五缘”文化背景的世界华人经济协作将呈现美好前景。

从“神缘”的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供奉的主要还是中国的神。以东南亚华人社会为例子，比较普遍的有“大众爷”（土地神）、“大伯公”（福德正神）、“三宝公”（郑和）、“关帝”（关羽）、“观音菩萨”、“女大伯公”（妈祖），还有城隍、山神河神等。此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农民供奉农事神，五谷神；木匠供奉鲁班先师；商人供奉关帝神——武圣（据说关帝还兼财神、神武之神、忠义之神），渔民和水手供奉海神。其中，关帝和妈祖的供奉最为普遍。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以伦理为中心的“五缘文化”，在变异中连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福建莆田的一尊妈祖，使眉州湾蜚声海外，莆田也成为台胞的集中投资地，一座“鞋城”因此兴起，这就是文化所造成的名望效应。

从“地缘”的角度看，沿海地区是众多华人的祖籍地，同他们有天然的联系，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发挥“五缘”文化的桥梁作用，扩大并强调同海外华人的社会联系，通过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经验，建立起互惠、互补、互助的合作关系，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地区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互动，求得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繁荣。

在“五缘”文化的发展中，值得借鉴的是华人创业中形成的精神品格，其中包括：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勤俭奋斗，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履信守义、热心公益、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隆帮”精神；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赏罚严明、高效有序的法治精神。

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精神的发扬光大，它使海外华人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接受挑战，既不怨天尤人，也不限于陈规陋习，而是在奋斗中追寻机会，在忍耐中积聚力量，随遇而安，不屈不挠，任劳任怨，克勤克俭，不怕挫折，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拼搏。

隆帮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群体本位、因情有义的发扬光大。这种精神使得海外华人在远离家帮、孤立无援的异域他乡，能够凭借自身的团结，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求得共同生存和发展。

法治精神是现代海外华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向现代管理的转变，吸收西方文明的典型。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赏罚分明、高效有序，是现代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走向国际、经营世界化的必要条件。

中华文化在异域华人中衍生的这些精神品格，至今仍是我们的骄傲。

伴随经济全球化，世界华人为分散投资风险，赢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在管理模式、资本运作、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将夫妻店、父子兵、兄弟班等形式逐步转变为新型的管理形式，变革企业制度。在此过程中，“五缘”文化的影响方式将发生变异，但这种变异是内涵的更新，形式的调整，其潜藏的“文脉”仍将被传承。事实上，世界华人间的横向联系空前活跃，世界性宗乡组织纷纷成立，华人社团组织不仅数量激增，而且性质已向经济一体化迈进。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议论建立“中国人共同体”、“中国经济圈”、“华人经济共同圈”、“亚洲华人共同市场”，至少反映出世界华人在经济驱动力和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双重作用下，走向大团结。

图53　《亚洲华人企业家传奇》

当然，我们不能把“五缘”文化、华人的创业精神看作是均一和静止的，更不会盲目高估“五缘”文化的作用，而要面对“五缘”影响下的家族企业在更新“家”的概念，扩充家的“内涵”，引进社会资本和职业经理人等方面的重要转变，将文化因素放到具体经济条件下进行综合判断。

三、推己及人

一种文化的优势和劣势不是绝对分明、一成不变的。一种文化要素的长处和短处常常结成一体，如影随形。最大的长处所在，往往也是最大短处的根源；最大优势的发挥，往往暴露出最大的劣势。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中国传统道德思维方式的核心——推己及人。

道德的内容，它的规范和原则，从哪里来？根据什么来制定和确立？这些被称作道德的“元问题”，是一切伦理道德体系的根据、前提、基础问题。而从孔夫子开始，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回答，实际上都是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沿着由自己而大家的思路进行的，尽管他们总是打着“天命”、“天意”、“天理”和人的“天性”的旗号。

孔子最先提出推己及人的思路和原则，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最根本的核心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内心体验，找到人的天性和天理，然后再将它推广到其他人和整个社会，得出一套道德规范和绝对律令。多年来，这种以个人意识为起点，自我——他人——一切人的思路，成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传统思维方式。乍看起来，它确实很有道理，似乎找不出比它更合理、更根本、更普遍使用而又简单明确的原理了！但事情总有另外一面，如果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义理上，而是结合一下历史和现实，那么就会发现，恰恰是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抽象，其中包含着某些失误的因子。

首先是它的理论和逻辑前提，为什么要推己及人？应该和能够实行推己及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生活中，每一个人与己之间都是可以忽略具体条件而随时推及的吗？这一点没有经过论证和说明。推己及人的致命弱点，恰恰是它预先想象了人与己之间是完全相同或一致的，至少也是应该相同或一致的：己所欲者，一定也是他人所欲；己所不欲者，也一定为他人所不欲，从而忽视了主体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种舍弃了人性的“人己同一”论，本身就是非历史的、主观化、抽象化的观点，或者说它只能是人的个性尚未充分发育时代的理念。随着主体多样化需求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发展，无条件的推及必然遇到难题，人们需要说明人与人之间，在什么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应该看作彼此相同或一致的？又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可以如此一视同仁的？在人人平等、各自独立的条件下，一个个个体有什么权力和必要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有什么必要大家都去推及别人或接受别人的推及？在生活实践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得不到说明，那么推己及人就很难成立。

其次要考虑的是推及的现实过程。过去的伦理道德是由什么人、如何推出来的？未来的道德又指望谁，怎样推出来？这些都有待考察和验证。但有一点却很清楚，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区别，有些甚至是根本利益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人人去推己及人，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就要依靠少数人，即圣人或大人或统治者。但是少数人从他们自己出发所推出来的东西，能够无条件地适合大多数人吗？如果有损于极大多数人利益的规则也要强制推行，那么这种推己及人的道德，就成了专制、剥夺和强加于人的借口，还有什么仁爱可言呢？

所以尽管推己及人看上去合乎情理，但事实上的结果却总是造成社会上一部分人己所不欲，偏施与人——有权势的人，将自己所不愿的东西，施加于另一部分人；无权无势的人，则不管是否为自己所欲，也只能接受别人的施与。同时权势的得失本身也有其不稳定、不可靠的一面，人可以一时得到它，也可以一时失去它。得到权势的人乐于施与人，失去权势的人则苦于被施与。于是人们总也看不到推己及人被全面、一贯地执行和落实，相反总看到它被作为实用主义的手段。一个似乎美好的原则，在现实中却可能成为虚伪的掩饰品和替代物。这就是一个抽象化原则的命运。

最后再看看推及的结果和产物。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必然以推及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即人们是以最大的善意，从绝对公正无私之心出发，去进行最严密合理的推及，那么它所产生的思想成果，也只能是一种纯粹理想化的道德，一套抽象合理的观念，还不等于生活中成为必然的现实。仅仅依据个体善的本性的理解和推广，或凭借对恶的本性的超越而设想出来的美德和规范，往往只具有理想的性质和力量，而缺少现实的力量。道德常常只被了解成人类生活中某种发自内心的应然，而不是历史本身一定意义上的实然。这种观念本身是传统道德思维的一大特征。理想固然是重要而宝贵的，但缺少现实根基的理想，则注定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在强有力的现实经济进程的发展和变革面前，道德常常受到攻击和亵渎，多被说成是社会进步的牺牲品。特别在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期，在道德理想主义那里，总是发出道德滑坡的担忧，在他们眼里，似乎世俗的经济、科技和日常生活天生就是与道德背道而驰。在这种议论下，似乎道德的拯救多半寄托于恢复以往的东西，往往需要依靠某种政治或行政的力量干预才能实现，并不能从多数人的现实中得到支持。这种道德思考方式越来越与现实相脱离，甚至相冲突，这恰好说明推己及人本身有严重缺陷⁽⁶⁾。

图54　《家园——文化建设论纲》

图55　《良心论》

图56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图57　《道德价值论》

外推式的道德思路，是传统伦理一个影响很深的误区，它的根本外推是从抽象单个人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多样的人出发，用一种主观意向构造原则。从来都存在具体道德形态的差别，而不是有无伦理道德的区别，除了抽象理想化的道德，还有现实的真实存在着并发挥作用的道德，生活本身在什么样的范围和条件下进行，它建立在什么样的结构关系上，它要求怎样的秩序和规则，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伦理道德。现实的强势的道德，不是来自任何人推己及人的想象，而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和相互关系本身产生的，内生才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现实道德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和真实途径。道德是由人自己的活动创造生成的。如果说这里也有推及，那么它也并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是从群体出发；不是个人用头脑推及，而是群体共同的生活逻辑推出；不是从一个点向外，向他人推及，而是一个整体在向内深化调整，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规范。既然如此，现实的道德必然与人的生存发展相联系，并由人的实践本身强有力地创造出来。

四、临时抱佛脚

无论人们以什么为信仰对象，信仰这种精神形式的特征，都在于把某种价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动的统摄地位，成为全部价值意识的定向形式、调节中枢，成为人的主心骨⁽⁷⁾。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一种“有信仰，无宗教”的情况。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以天为最高信仰的人本主义，但天本身却从未被人格化为一个统一的、唯一的神，而是可以由人们随时随地去认识、体悟、理解的信仰对象。从孔子开始就从没有对神或上帝有过认真的、系统的强调和发挥，而是始终以人的方式去理解和阐述天意。天意永远与现实的人伦政治联系在一起。所以关于天，并没有一套完整唯一严密的说法（教义），也不需要一套不同于现实的特殊组织形式去维护和实现它。宋明之后，儒家也有被宗教化的迹象。这是由于被定位于意识形态一尊后，通过国家政权参与的推行与教化，使儒家学说不再仅仅是一套政治伦理学说，而进一步被当成不容怀疑的信仰，要求人们无条件膜拜。儒家学说的教条化，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神化，同时孔子也被神化，具有至少接近于教主的地位。这使得在中国民间，儒家成了与佛教、道教相并列的“儒教”，孔子成了与释迦牟尼、老子并排安放在庙宇的神像。儒教本身并非宗教，它的学说也非宗教主张，但儒家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宗教化的趋势，这一情况很值得深思。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在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下，人们确实有一定的信仰需要，而信仰和宗教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确实很难截然分开；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人对待信仰和宗教的特有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有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民间宗教，其中不乏历史悠久、组织严密的教派。特别是较早产生的道教和后来输入的佛教，也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但是却从未有一种宗教真正占据信仰生活的主导地位，成为具有国教性质的宗教。这恐怕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主流一直是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在心理上意味着人们对神的来历与本意，可以不过分认真地追求，不求对其全面彻底的理解和逻辑一贯的忠诚，而只取其对人的意义，只问是否能够管人的事，只求适合于自己。孔子的态度一向是十分明确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当有人问及如何事奉鬼神时，他的态度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表明对神究竟是否存在，采取的是一种存而不论的含蓄态度，而对人们的敬神行为，也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异常的大度和睿智，从一开始就做出榜样，教会国人如何在神面前保持以人为本。

在中国民众的信仰中，并不是没有神圣的偶像，但人们所崇拜的神仙，并无严格的宗教体系，常见的情形是给各路神仙分配一定职务，请他们分管具体事务。因此可以超越森严的教义和教派，融儒、释、道、基督教等于一炉，甚至将孔子、关公、观音、耶稣供于一堂，人们求神而无定规，呈现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例如为读书做官就去拜孔子，要求子嗣就去拜观音，要想发财就去求财神，有时连阎王小鬼都拜，供奉的目的就在于那实用的求，而不一定在于虔诚的信。如果要人信教时，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两种：一是许诺，二是恐吓（如果你不信就会大祸临头）。只是因为相信许诺或害怕威胁而信教，明显都是实用心理的表现。所以既无虔诚的宗教精神，又无严格的宗教秩序，而“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正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典型形式。

图58　《中国民间神谱》

在中国式的人本主义宗教中，人们多半表现出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多变性、包容性和不严肃性，在这看似荒诞的背后，实际上含有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它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的一面表现在它借助宗教的形式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内涵。宗教的神来自人自身的异化和神化，因此中国式的宗教态度，实际上体现了从对神的信仰向对人自身信仰的一定程度的回归，自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同时，中国式的宗教态度，因其对于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避免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种流血的宗教冲突，给社会的发展多保留一点难得的安宁和稳定。这种大度和睿智功不可没。不合理的一面在于：对现实中很严肃的大问题，往往关注得不够认真、不够彻底，对于信仰的对象缺少彻底的研究和一贯的把握，而是任其含混不定，随意改变，对于信仰这种心理和行为本身，则更少有正面的开诚布公的追问、反思和交代，而是将其当作心照不宣的约定，停留于自发的选择水平，这种大度和睿智的负面作用，恰恰是把合理的东西（以人为本的信仰）置于不合理的地位，而把不合理的东西（对信仰的不负责任）凸现于前台，把应该坦率地说明，并旗帜鲜明地加以发扬的东西（以人为本的信仰）掩盖于言行的背后，而把应该加以自我反省和矫正的东西（对信仰的不求甚解、不负责任）当成可以立身处世的方法。其结果是使人满足于眼前似是而非的所得，而往往失去更大、更宝贵的机会。

图59　《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

图60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

平日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抛开单纯的宗教用意，而取其对信仰的一般描述，应该说很好地刻画了由于对信仰、信念缺乏足够自我论证而必然导致自我矛盾、自我冲突的状况。究竟信什么，不信什么，人只有能够彻底说服自己时，其态度才是真实虔诚、坚定一贯的。仅用实用主义式的随机反应，则使人缺乏原则感、敬畏感和自觉的理性归属意识，精神上极易陷入混乱和浅薄。它至多能保证小范围的安宁，而不能产生追求真理和科学的强大动力，甚至可以导致精神上的保守和堕落。一旦遇到巨大深刻的思想冲突，这种心态就必然失控，陷入严重的危机，遭受重大的挫折。所以不仅在科学上需要反思，就是在信仰问题上也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五、重在建设

通过以上几乎挂一漏万式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文化传统具有两面甚至多面的特征。所谓的取其精华，所谓的提炼核心价值理念，不是简单地选择好的，抛弃坏的，即使如此，也需要一个价值判断的相对客观的标准。

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主张以我为主，立足现实向前看，通过实践而创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我们面对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有的基本立场。而今天的现实，就是以往努力把中华优良传统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今后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文化建设上的“向前看”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而不是一味“向下看”，把一切已有的东西都当作固定不变的真理；文化建设上的“向前看”是以前进的目标和心态去行动，而不是一味“向后看”，仅仅定位于向前人看齐。总之，“向前看”就是学会自己面对现实和未来，进行创造性思考，把现在和过去达到的文化成果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是文化走向现代化最需要的积极心态。

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曾经有过一种主张，重在强调和挖掘我们过去“有什么”，主张通过“弘扬优良传统”来重振中华民族。这种“传统论”实质上是“向后看”的思路。而中国的文化建设是我们自己的事，不是古人的事，只能立足于我们的现实“向前看”，而不是完全寄托于前人的“向后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一条自己的新路。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自身品格和形象的代表，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过去曾是、今天正是、未来将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而我们今天的文化，不仅来自几千年的民族传统，其间（特别是近百年来）也吸收了许多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因素，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造就了一定的革命文化传统，还包括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特征和习惯。中国社会的现实文化，因此是多种文明和文化因素的综合，对于未来而言，它就是我们现在已有的“传统”。

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传统，我们不难发现它是有两张甚至多张面孔的守护神。几千年来，我们悠久的文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有过大起大落的不同作用。既有悠久的文明，又曾被认为不“文明”；既曾陷于落后和屈辱，又能以自强和不屈走出落后，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显示的总体面貌。无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在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它都有一定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我们从历史走来，所以决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我们向未来走去，所以决不应该停留于自己的传统。以科学的方法去认识传统，既要有自尊、自强的精神，也要有清醒、理性的态度。既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有自爱自立的意识，敢于肯定和弘扬自己传统中一切优秀的、美好的东西，又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有自我批评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敢于否定和抛弃自己传统中一切落后和丑恶的东西。

古往今来，装进中国人头脑中的各种“土教条”和“洋教条”数不胜数。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制造迷信而不受实践检验，不对中国人民的现实发展负责。而中国的文化，是在亿万人民活生生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完全有能力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探索文化发展之路。

近年来，关于和谐理念的一系列创新探索正是重在建设的文化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既吸收了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的理解和历史上中华文化在融合交流中不断成长的经验，又立足当前，目标长远，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打好扎实的文化基础。

“和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失衡、混乱、危机、冲突和对抗等相区别，是指社会的内部结构均衡稳定、社会运行安全有序、社会管理（自我调节）有效顺畅、能够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整体状态，即一种高度有效的“自组织化”状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并不在于有无内外部差别、矛盾和冲突，而在于自身是否能够持续有效地解决矛盾、化解冲突和对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之外，再去构造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也不应理解为解决现实突出问题而采取的一套权益之计。而是高度重视营造和保持应有的张力和平衡，以形成和完善一套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健康稳定、积极发展的良性机制。

在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每一种社会都有自己和谐与不和谐的状况，而每一社会的主导者都力图实现和维护特定秩序下的和谐，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导向。但是建立在阶级分裂和根本利益对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和谐”，与建立在消灭阶级对抗、实现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之间，存在文化性质和水平上的根本差异。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和谐、走向和谐，但还不等于充分和谐。党中央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正视当前的困难挑战，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了要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这一战略抉择更着眼于建立长远的社会工作机制⁽⁸⁾。

图61　《和合哲学论》

图62　《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

现在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仅因为建设“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更加突出了，而且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条件更加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回避社会矛盾；恰恰相反，这个目标的提出，正是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社会矛盾正在积累，有的甚至有不同程度的激化。现在提出重视这些问题，也是因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比较成熟了，我们有了比较强的中央财政，有了相当好的地方积累，有了比较统一的思想认识，包括在比较发达地区的比较富裕的民众中，也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目前的任务是让更多的民众，尤其是让各地领导干部，让掌握着优越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那些群体，把思想统一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下来，一方面设法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公共资源，使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成果为更多普通民众所分享，使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更加名符其实。

“和谐”因此而可能成为从中华文化而来，又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