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分裂及东突厥统一于唐_唐宋民族史

突厥的分裂及东突厥统一于唐_唐宋民族史

一、东、西突厥的分立

突厥汗国建立不久，汗国创始人阿史那土门（伊利可汗）之弟室点密（亦作瑟帝米）统领十大首领，率兵十万，前去平定西域诸胡国。土门本人则率大军攻打柔然，向东发展势力。公元563—567年间，室点密联合波斯萨珊王朝共灭哒[16]，以乌浒河（今中亚阿姆河）为界瓜分了哒故地，不久又越过乌浒河进攻波斯，将势力深入到宾（今克什米尔）。

室点密平定西域诸胡国，占领哒故地后，势力更加强大，他统领西方十姓部落，自立为可汗，不再服从其兄土门的号令，而与之分庭抗礼。从此，西突厥便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室点密作为西部可汗，以天山山脉中的裕勒都斯和伊犁河流域为根据地，控制着欧亚草原和绿洲的商路。室点密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多次互通使节，并拟共同出征波斯萨珊王朝，打破萨珊王朝对丝绸之路上转贩贸易的垄断地位。室点密西征后便完全独立，可不必通过土门可汗便单独接待波斯帝国、东罗马帝国等外国使节，向其派遣自己的使团，签订条约。所以西方史学家把西部可汗室点密统领的十姓部落称为“西突厥帝国”[17]。突厥文的《阙特勤碑》把土门可汗和室点密可汗共同尊奉为突厥汗国的创始人，正反映了突厥汗国一建立就分为东、西两大部分的历史事实。

东、西突厥分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随畜移徙的游牧经济。牧民从事牲畜的放养，乳饮肉食，寝毡服皮。牲畜既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形成十分单一的自然经济。牲畜的放牧须逐水草而游动，其经济又以流动游徙为特色。单一的自然经济加上流动性，形成其经济的分散性。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生产力较为低下，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很弱，一场暴风雪就可能导致大范围内的牲畜的死亡，使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部落也随之衰落。这种经济上的单一性、分散性、脆弱性，反映在政治上便是组织松散，政权难于长期巩固，国力忽强忽弱，骤兴骤衰，难以形成高度统一的集权组织，易于出现各霸一方的政治局面。突厥汗国一开始便是一个多部落的军事联盟，主要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缺乏稳固统一的经济基础；加之这个迅速崛起的游牧汗国，在政治结构上还没有定型的可汗继承制度，汗室的争位内讧，加剧了草原游牧社会固有的分裂趋势，助长了小可汗或强大部落首领的割据倾向。西部室点密可汗及其继承人达头可汗早就表现了明显的独立性，以与东突厥相对峙。(www.guayunfan.com)二、东、西突厥的冲突与隋朝的离间政策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逼宇文阐退位，自立为帝，建立隋朝。隋朝建国后，为统一中国，必须南平陈朝，北服突厥。强大的突厥是隋朝北方的一大忧患，严重威胁着隋的统治，成为隋统一事业的巨大障碍。所以，隋建国后，就把主要力量用以对付突厥。益州总管梁睿看到突厥强盛，恐为边患，便上书皇上陈述镇守之策十余事。他说：“今皇祚肇兴，宇内宁一，唯有突厥种类，尚为边梗。此臣所以废寝与食，寤寐思之。”[18]梁睿的上书，集中反映了隋朝竭力解除突厥威胁、完成统一大业的迫切心情。隋从一建国就改变北周、北齐曲意奉迎突厥的做法，而采取较强硬的政策，不再向突厥奉物纳贡，并下令“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19]，屯兵数万人以之防备。

隋文帝杨坚即位之前九年（572年），突厥木杆可汗死。他改变了突厥阿史那氏父死子继之制，“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20]。从此突厥可汗的继承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为子侄之间争夺可汗继承权的斗争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佗钵可汗在位十年，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去世，争夺可汗继承权的斗争便在突厥汗国内激烈展开。突厥汗国内要恢复先祖之法的势力，想拥立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但是以摄图为首的另一些贵族以大逻便之母世系卑贱，非贵种正胤，而支持佗钵可汗之子盭罗。摄图是突厥立国始祖土门的孙子，拥有强大实力，“国人皆惮，莫敢拒者，竟立盭罗为嗣”[21]。但是，盭罗无力也无法制服实力雄厚、又有众多贵族支持的大逻便，只好把可汗之位让给摄图，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又称为沙钵略可汗，在于都斤山建立牙帐。盭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大逻便不服。沙钵略为缓和与大逻便之间的矛盾，只好以他为阿波可汗，还统领所部。东突厥不仅统治阶级内部“昆季争长，父权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22]，充满各种矛盾，而且被它所统治的北方诸部也怨声载道，“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23]当东突厥为争夺汗位的继承权而争斗不休时，西突厥则由达头可汗顺利地继承了室点密的汗位而统领部众，颇为强盛。

隋朝统治者看到突厥拥有强兵，难以力征，又看到突厥内部矛盾重重，东、西突厥争长比大，便抓住机会，利用这些弱点，分化瓦解突厥。

北周时期曾担任护送千金公主至突厥和亲的长孙晟，在突厥留居岁余，对其内部情况了如指掌。隋初，突厥攻陷临渝镇，南侵中原，隋廷大为震惊。长孙晟上书朝廷系统地提出分化突厥的策略[24]，隋文帝杨坚完全采纳，于开皇元年（581年），派太仆元晖自伊吾道出使西突厥，到达头（玷厥）可汗牙帐（今新疆哈密），“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数甚优”[25]。达头可汗遣使到隋廷，隋给予较摄图使臣更高的待遇，达头与摄图因此相互猜忌。同时，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今朝阳），携带厚礼去联络奚、靅、契丹诸部，并到突厥汗国的东部联络处罗侯，诱使其内附。元晖与长孙晟都顺利完成离间突厥的使命，促使早已分立而表面仍和平相处的东、西突厥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

开皇二年（582年），沙钵略率诸路可汗四十万大军，分数路进攻隋朝。隋临洮、幽州、周等地守军败退。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遭突厥侵掠，六畜皆尽，长安亦受到威胁。沙钵略要挥戈南侵，但达头不同意，各自引兵而去。长孙晟又派人诈告摄图、铁勒等诸部皆反，欲袭杀其牙帐，沙钵略深感恐惧，只好回兵出塞。

开皇三年（583年），沙钵略再次举兵南侵，但达头可汗拒不奉诏。阿波（大逻便）可汗串兵至凉州，为隋军打败。在长孙晟的劝说下，阿波派人随晟入朝，与隋结盟。隋以卫王杨爽为元帅率李元节等四将军出朔州，在白道与沙钵略交战，沙钵略可汗遭重创而退，当败走至碛时，得知阿波已归附隋朝，便率兵袭击阿波的基地北牙。俘获了所有部众，并杀死了阿波的母亲，致使阿波还无所归。阿波西奔达头可汗，“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复得故地，收散卒数万，与摄图相攻。阿波频胜，其势益张”[26]。素与阿波可汗相睦的贪汗可汗也为沙钵略所猜忌，强夺其众，迫使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的从弟地勤察，因与沙钵略有裂隙，也率众叛归阿波可汗。在西突厥达头可汗支持下，阿波、贪汗、地勤察等联合进攻沙钵略，双方连战不已。这一事件是突厥内部争夺汗位继承权的必然产物，也是隋朝离间突厥、远交近攻的重大成果。它导致早已分立的东、西突厥间再难弥缝的公开对立与无休止的武装冲突。

三、东突厥与隋朝的关系

相互厮杀的东、西突厥，为战胜对方，都想取得隋朝的支持。开皇四年（584年），突厥苏尼部万余人降隋。接着达头可汗也请降于隋朝。沙钵略可汗多次为隋击败后，遂请求和亲，其妻（原北周千金公主）上书隋廷，请改姓杨氏，为隋公主，文帝应允，赐姓杨，改封大义公主，并派开府徐平和出使东突厥。沙钵略上书文帝说：“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27]文帝又派大臣虞庆则探望公主及沙钵略。沙钵略把从妹嫁给虞庆则，并赠马千匹。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经文帝诏许，沙钵略率部落渡漠南，寄居白道川（今呼和浩特平原），建牙帐于紫河镇（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文帝命晋王杨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28]。在隋的支持下，沙钵略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阿波部将以为沙钵略得隋兵所助，多来归附，并生擒了阿波。沙钵略与隋立约，以碛为界，并上表说：“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29]并遣其子库合真入朝宿卫。隋文帝下诏说：“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30]从此，东突厥作为隋朝的臣属，每年纳贡不绝。

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死，其弟处罗侯继任，是为叶护可汗（又作莫何可汗），遣使入隋上表，文帝赐予鼓吹幡旗。处罗侯又率兵西征达头，结果兵败身亡。部众拥沙钵略之子雍虞闾为主，是为都蓝可汗。都蓝即位后，每岁遣使朝贡。开皇十二年（592年），突厥诸部大人相率遣使入朝，贡马万匹，羊二万只，驼、牛各五百头。文帝诏许突厥各部在缘边置市，与之贸易。曾先后在幽州、马邑、太原和榆林等地开设为榷场。中原人民以稻麦、缯帛、瓷器等与突厥交换马、牛、羊及皮毛。

沙钵略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驻牧北方，多次遣使隋朝求婚。当时大义公主与西突厥泥利可汗勾结反隋，隋要求染干杀死大义公主，才准许联姻。染干便劝说都蓝处决大义公主。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将宗女封为安义公主许配突利，厚礼陪嫁，突利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驻牧。都蓝因此大为不满，断绝向隋朝贡，挥兵南下抄掠隋朝边境。突利伺知都蓝动静，即报告隋朝，使边境有所防备。开皇十九年（599年），都蓝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袭突利，战于长城下，突利大败，部落亡散，兄弟子侄尽被杀害。突利与隋使长孙晟逃奔长安，文帝厚礼赏赐，多方抚慰。隋派大军重创达头，杀伤不可胜数。隋拜突利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以安置其部众。文帝因安义公主已卒，又以宗女义成公主配突利为妻。因都蓝不断侵掠，启民可汗迁到黄河以南夏、胜二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使居其内，任其畜牧。

隋廷组织大军反击都蓝，师未出塞，都蓝为其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从碛东进攻启民可汗，并南下寇掠隋朝边境。隋遣太平公史万岁出朔州迎击，达头不战而遁，史万岁驰追百余里，斩虏首数千余级。晋王杨广出灵州，达头溃败而去。文帝又为启民可汗筑金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定襄（今山西大同）二城，漠北突厥牧民纷纷南下投附启民可汗。在隋的支持和保护下，白道川及邻近地区社会安定，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羊马遍满山谷的兴旺景象。启民可汗上书隋廷，表示赤心归附，愿意世世代代向大隋典贡羊马。

仁寿元年（601年），突厥步迦可汗侵犯边塞，在恒安（今山西恒山以西）打败代州（今山西代县）总管韩洪。云州道（治今山西大同）行军元帅杨素率启民可汗北征，原附于启民的斛薛诸部，发动叛乱。仁寿二年（602年），突厥思力俟斤乘机南渡黄河，掠启民男女六千人、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率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思力俟斤，夺回全部人畜归还启民，并乘胜追奔八十余里。北面铁勒的恩结、阿拔、仆骨等十余部打败突厥泥利可汗，归附了启民可汗。步迦可汗所部大乱，东面的奚、靅等十余部摆脱步迦的控制，降服于启民可汗。步迦处境困难，只好西奔吐谷浑（驻牧今青海）。

大业三年（607年）春，启民可汗入长安朝见隋炀帝，对中原文化仰慕不已。六月，隋炀帝决定北巡榆林（今准噶尔旗十二连城），启民得知后，事先召集突厥及所部奚、靅、室韦诸部首领商议接驾事宜。隋炀帝到达后，启民与义成公主至行宫朝见，前后献马三千匹，炀帝也回赠绢帛一万二千段。启民上表要求变改服饰，一如华夏。隋炀帝认为，各族服饰，皆有所宜，“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31]隋炀帝在榆林设宴款待了各部酋长三千五百人，诸部也争献牛、羊、驼、马达数千万头。炀帝回赠帛二千万段，又送启民可汗路车乘马、鼓吹幡旗，准许他“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32]。八月，炀帝东渡黄河，至白道川，巡视启民所居，赐启民与义成公主金瓮各一，以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级官员也得到不同的赏赐。

大业十年（614年），启民可汗卒，其子咄吉世继立，是为始毕可汗。始毕上书请求娶义成公主，隋炀帝诏许从其风俗。裴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上书建议分化之，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此事未成，却引起始毕可汗的忌恨。裴矩又以互市为名，将始毕宠信的谋臣史蜀胡悉诱至马邑（今山西朔县）杀死。始毕得知，遂绝朝贡。八月，隋炀帝巡视塞北，始毕可汗率骑数十万突袭乘舆，将炀帝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隋军频战不利，雁门四十一城，有三十九城为突厥攻破。隋炀帝遂下诏募兵，并派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后因东都及诸郡援兵赶到，始毕才解围而去。隋炀帝派遣两千骑予以追蹑，进至马邑，俘获突厥老弱二千余人而还。

隋与东突厥虽有军事冲突，但长时期以来是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友好关系，彼此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往。隋支持启民可汗，有利于双方的社会安定，促进了祖国的统一。

四、东突厥统一于唐

始毕可汗嗣位后，利用隋末天下大乱无暇北顾之机，迅速发展势力。中原人民因避战火，逃入突厥者甚众。据《旧唐书·突厥传》所载：“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当时北方农民起义领袖和各派地方割据势力，为借助突厥势力谋取天下，纷纷投靠突厥。薛举（在金城）、窦建德（在河北）、刘武周（在马邑）、王世充（在洛阳）、梁师都（在朔方）、李轨（在武威）、高开道（在河北）皆向突厥称臣。始毕大可汗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郭子和为屋利设。王世充还与突厥互市，将宗女嫁给颉利可汗。

隋末，李渊之子李世民曾应募救“雁门之围”。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当时正值突厥数寇北边，李渊即率太原道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前去抗击。李渊选善骑射者二千人，阻击突厥，因战事屡屡告捷，使突厥颇为胆战。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刘文静曾劝他“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33]。李渊采纳其建议，亲自写信给始毕可汗。[34]始毕接信后立即复书，表示以兵马相助并遣其特勤康稍利等送马千匹给李渊。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请兵，且与始毕可汗相约：“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35]于是，突厥遣两千骑协助李渊平定长安。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即帝位建立唐朝。始毕可汗遣使骨咄禄特勤来朝，高祖设宴款待，赏赐锦彩布帛。唐先后给予突厥的各种赏赐不可胜数，而始毕可汗“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36]。唐廷的赏赐已满足不了突厥的要求，反使其不断南下进行掠夺。武德二年（619年），始毕可汗率众渡过黄河至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与梁师都、刘武周等汇合，试图入寇太原，因始毕可汗卒而退兵。

始毕可汗的弟弟俟利弗设嗣位，是为处罗可汗，并娶隋义成公主为妻，频遣使朝贡。武德三年（620年）六月，处罗将兵出师攻唐而卒。义成公主因其子奥射设丑软弱，更立处罗的弟弟、启民可汗第三子咄宓为颉利可汗。颉利又纳义成公主为妻，以始毕之子什钵宓为突利可汗。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37]。武德四年（621年），颉利亲自率万余骑，联合马邑苑君璋领兵六千人共攻雁门，被唐定襄王李大恩击败。颉利遣使入朝请求和好，彼此放回了扣留的使者。武德五年（622年）春，李大恩想借突厥发生饥荒之机，夺取马邑，但遭到颉利与刘黑闼合军的围攻，李大恩战败殁于阵前，兵卒死者数千人。六月，刘黑闼又引突厥万余骑入寇河北，颉利亲自率领五万骑南侵，围攻并州（今山西太原），又分兵侵扰汾州（今山西汾阳）、潞州（今山西长治），掠虏男女五千余人，李世民奉诏出征，突厥被迫退出塞外。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突利可汗举国南侵，李世民率兵北征，在豳州（今陕西彬县）与突厥对阵。李世民派人面见突利，指责他背负急难相救的盟约，使突利放弃南侵的举动，表示愿与李世民结为兄弟。颉利欲战不能，只好派使请和。由于突厥连年入寇，唐朝廷中有人提出焚长安迁都的建议，高祖李渊心有所动。而李世民力排众议，提出：“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38]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即位，不久，颉利亲率十万骑兵南下，长驱直入，抵渭水便桥北，距长安仅四十里，京师告急。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六骑至渭水便桥南，隔河指责颉利负约失信。突厥诸酋长见唐太宗，亲临阵前，军容静严，大为吃惊，皆下马拜谒，颉利遂即请和。翌日，唐太宗与颉利杀白马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而退，史称“渭水之盟”。

贞观元年（627年），为突厥奴役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群起反抗，但时值天降大雪，许多羊、马被冻死，百姓饥馑难忍。突厥则以会猎为名，引兵入主朔州，唐廷朝臣认为这一行动是背负盟约，力主讨伐。唐太宗却认为双方已结盟约，不能背信弃义。可是突厥仍然拥兵窥边，不断威胁唐朝边塞，并援助梁师都对抗唐朝。为牵制突厥，唐太宗封薛延陀首领夷男为毗伽可汗，颉利闻知非常害怕，立即向唐遣使称臣，并求和亲。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突厥又出兵侵扰河西。唐廷分派并州都督李世眅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众十余万，由李世眅总指挥，分道出击突厥，连战告捷。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在阴山战败颉利可汗后，又与李世眅在白道川等地合击突厥，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五万有余，俘获颉利，诸部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东突厥汗国至此灭亡，统一于唐。

五、羁縻府州的建立

突厥灭亡后，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降归唐朝的有十余万人。如何安置归附的突厥人，唐朝群臣各说不一。有的主张迁往河南兖、豫之间，将其分散于州县居住，教以耕织技能，同化于汉人之中；有的主张遣还河北，“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39]中书令温彦博则建议将降服的突厥置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磗蔽”[40]。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突厥降众置于河套以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地，设置顺、、长、化四州都督府管理。又将颉利故地分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统领突厥部众。唐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其统辖诸部酋长，以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拜右武侯大将军、北开州都督，统领颉利旧部。其他各府州，也分别任用突厥酋长为都督、刺史，按照他们原来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进行统治。对于归顺入朝的突厥酋长，唐廷皆拜将军、中郎将，先后约五百人。五品以上的高官百余人，布列朝廷，与原朝廷命官各相参半。为此，迁居长安的突厥人近万家。东突厥灭亡后，四夷君长皆入朝请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唐朝皇帝就成为四夷的最高首领。

颉利被俘送至京师，唐太宗历数他的五大罪状后，念“渭水之盟”，不但不予穷责，而且全部归还其家属，赐给良田美宅。贞观八年（643年）十二月，太宗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酒酣之际，颉利起舞，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李渊面对此情此景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41]第二年，颉利卒，被追封为归义王。突利可汗归唐后，唐太宗礼见良厚，拜为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邑七百户，后又封为顺州都督。贞观五年（631年）突利卒，附葬昭陵并立雕像。始毕可汗之子阿史那苏尼失被唐封为北宁都督、龙卫大将军、怀德郡王，赐名忠，并嫁宗女予其为妻。阿史那苏尼失原为阿史那思摩可汗的相，后因思慕中原，上书请求入侍，唐太宗诏许。他在唐朝尽心宿卫四十八年，死后陪葬昭陵。

东突厥灭亡后，唐太宗立颉利族人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宓可汗，赐姓李，统领突厥故地。思摩原为突厥特勤，高祖时曾多次出使唐朝，被封为和顺郡王。后与颉利一起被俘，唐太宗以其忠义，封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统领颉利旧部。思摩害怕薛延陀的侵袭，不敢出塞，唐太宗亲自致书薛延陀，命与突厥以碛为界，各据南北，并告诫双方“各守土境，镇抚部落。若其越，故相抄掠，我即将兵各问其罪”[42]。贞观十五年（641年），思摩率部众渡黄河北上，返回突厥故地，建牙帐于定襄城，拥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思摩曾上书，表示子子孙孙世世事唐，守卫北方大门。贞观十八年（644年），思摩遭薛延陀侵逼，请求还归河南。对此，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43]诏许思摩入朝宿卫，拜右武卫将军，其部众大都安置在胜、夏二州之间。后思摩参加伐辽东之战，中流矢身亡，唐廷追封他为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

另一支为突利部下的阿史那车鼻率领的突厥人，建牙帐于金山以北，被突厥残部推为大可汗。此时薛延陀也自称可汗，车鼻便率部众前往依附。因车鼻可汗富有谋略，颇为众附，但为薛延陀所忌恨，图谋将其诛杀。车鼻密知其谋，便率部逃回金山以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时时出掠薛延陀人畜，势力日渐强大。唐太宗征招车鼻，长子羯漫陀泣谏其父归附唐朝，但车鼻拒不纳谏，反而杀死了唐使，羯漫陀只好派儿子盭铄入朝唐廷，接着亲自率众降唐，被唐太宗拜为左屯卫将军，建新黎州，使领部众。车鼻的大酋长歌逻禄泥孰阙俟利发及拔塞匐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先后背弃车鼻率众降唐。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六月，唐将高侃率军征伐车鼻，车鼻部众均不赴战，车鼻只好携其妻子等数百骑逃遁，高侃率精骑追至金山，生擒以归。唐高宗下诏拜为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其部下尽为唐朝的封疆之臣。并设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二十四州。设置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府，仙萼、贺兰等八州，各以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

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在其故地设置的府州与内地府州有不同的特点，称为羁縻府州。唐廷把突厥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用羁縻府州的体制确定下来。一方面要求少数民族诸部臣属于唐王朝，遵守王朝法令，长保忠信，永为藩屏；另一方面又不强求与内地一律，给他们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不触动其原有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不改变其风俗习惯与文化生活，不过多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

羁縻府州有四个特点：第一，以部落的活动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第二，以蕃首酋长为都督、刺史，递相统率，皆得世袭，并由都护或边州都督统领节制；第三，居民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由本部酋长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方物土产；第四，可以保留本部兵卒，守疆卫土，但必须服从朝廷调遣。唐朝立国之初，即在西南、东北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设置羁縻府州。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之后，到开元年间设置黑水都督府统辖黑水为止，百余年间，唐朝共设置了八百五十六个羁縻府州。唐朝通过羁縻府州，较好地处理了边疆民族问题，开拓并稳定了边疆，从而建立起超越前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突厥汗国（552—630年）世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