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共生

6.8.2.1　《四书》的汉译外

中国儒家经典《四书》被译成西方语言，始于明清之际到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时值西方国家对东方殖民扩张，传教士来华传教之际，与中国士大夫合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同时又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译入西方。例如：利玛窦译有拉丁文《四书译本》，但不幸已散失；翻译并出版拉丁文《四书》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6—1696），他与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合译了《大学》和《论语》，还把《大学》叫做《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殷铎泽还译出了《中庸》，改称《中国政治伦理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但这些都是在当时清朝境内完成的，欧洲在本土刊印儒家典籍，始于1687年。这一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在巴黎印发了拉丁文《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1688年6月，巴黎的《学术报》上一个署名叫柏尼埃的写道：“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你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

1688—1689年间，法国出版了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两个法文译本——《孔子的道德》和《孔子与中国的道德》；1691年，《孔子的道德》英译本出版。这时，整个西欧到处可以听到颂扬中国的声音。

《四书》的全译本（其实并无《孟子》）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eiscus No3l，1651—1729）直译成拉丁文的，他把《大学》译为《成年人之学》，《中庸》译为《不变的中道》。他也译过《孝经》与《幼学》。

在沙皇俄国，第一个俄译本《大学》和《中庸》由汉学家梁捷夫（1716—1786）从汉文和满文译入的。《大学》于1780年出版，里边附有大量注释和康熙皇帝写的前言俄译文。比丘林（1777—1853）翻译了《四书》，他精通汉、满、拉丁、法等语言，三次获俄国科学院奖。1868年，瓦西里耶夫（1818—1900）发表了俄译本《论语》，他于1840年来到北京，10年进修期间，他学会了汉语、藏语和梵语，1855年回国任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学教授。在西方汉学界，他是首个系统撰写并出版《中国文学教程》（1880）的人。他晚年曾写道：“可以断言，中国有一切根据将会在智力、工业和政治的进步上达到最高点。中国人深深地尊重科学原则，他们争分夺秒地渴望学习……这些都证明，那里可能产生世界文化的高峰。”^[21]此后也产生过其他俄译本。

被称为“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界无可争辩的大师”的法国汉学家儒莲（1799—1873）译有《孟子》；传教士顾赛芬于1895年出版了他的《四书》法译本；德国汉学家卫礼贤（1873—1930）译有《四书》完整德译本；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所译《四书》（分1、2卷）在中国香港出版，中文名叫《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6.8.2.2 《五经》的汉外译

明天启六年（1626），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1577—1628）的拉丁译文《五经》在杭州刊印，成为中国经籍最早的西文译本。《易经》和《书经》是《五经》中最早被译出的，康熙年间鼓励传教士学习汉文、满文，了解中华文化，这种包容政策促进了汉文化的西传，先后有白晋、刘应、雷孝思、马若瑟等传教士对《五经》做过翻译和研究。

18世纪法国大汉学家宋君荣（1689—1759）译有《诗经》《书经》《礼记》和《易经》等法译本。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于1865年译完《书经》，称为《中国经典》第3卷；1871年译成《诗经》，以《中国经典》第4卷出版。

20世纪的《诗经》翻译比之前有很大变化。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第一次打破《诗经》风、雅、颂的次序，改以诗歌的内容来编排，分为婚姻诗、农作诗等17个门类。韦利的翻译已超越儒家传统，提到文学研究的高度。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研究中国语言、文物和先秦典籍，均有成就。他译有《〈诗经〉注释》《诗经》和《书经译注》英译本。

《易经》是群经之首，也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一。据马祖毅先生统计，从康熙年间到20世纪60年代，译入西方的《易经》至少有14种，但最完整的一部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1924年的译本。

6.8.2.3　《道德经》的汉外译

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精华与观念核心记录在《道德经》里，总共只用了5 000多字，却已成为西方世界“除了《圣经》之外流传最广的外文著作”^[22]。尽管《道德经》的中文版本不一（有世传本、竹简本、帛书本等），但这并没有减弱西方读者对其研究的兴趣。据辛红娟统计^[23]，《道德经》仅英译本就有180多种，在其译入英语世界的过程中引发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1868—1905年期间，有14种英译本，主要由当时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翻译。第二次英译高潮在1934—1963年间，产生了25种英译本。这期间的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精神与文化陷入了迷茫，学者便纷纷向东方哲学寻求良药，而《道德经》给了他们心灵的抚慰与精神的方向。第三次出现在1972—2004年间，产生了78种英译本，这期间正赶上《道德经》的帛书版本在长沙马王堆出土（1973），对其翻译与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除了众多的英译本之外，其他语种的译本也非常之多，有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荷兰文、波兰文、瑞典文、希腊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等。法国的汉学家儒莲（1842年版）、德国汉学家斯特劳斯（1870年版）和卫礼贤（1911年版）、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等都译有《道德经》；海德格尔、托尔斯泰也曾译过。

《道德经》的意义在于它指出：面对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生态与环境无以复加的破坏与毁灭，回归自然，与万物共荣是人类唯一的选择。

6.8.2.4　《红楼梦》的汉外译

中国四大名著的外译早在19世纪初就已开始，不过早期的翻译都是片段节译，并非全本翻译。完整、成熟的《红楼梦》外译本产生于19世纪末，1892—1893年间，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H.Bencraft Joly）首次比较成熟地英译了澳门版《红楼梦》，书名是Hung Lou Meng。1927年，王良志（Wang，Liang－chih）译有纽约版《红楼梦》，书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29年，王际真的纽约和伦敦同年版《红楼梦》问世，书名同王良志的红楼版，由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作序。这个版本在1958年和1989年分别有增补版和重版。麦克休姐妹的德文转译版1957年在纽约出版，隔年伦敦版问世。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英译版是霍克思、闵福德（David Hawkes；John Minford）的合译本，译名叫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前八十回由霍克思译出，分三卷出版，各卷拟有卷名，分别为：The Golden Days（1973），The Crab－Flower Club（1977）和The Warning Voice（1980）；后四十回由闵福德于1982—1986年译出，分两卷出版，卷名分别为The Debt of Tears（1982）和The Dreamer Wakes（1986）。以上是各种译入版本。另外，我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译版也是中西合璧的翻译硕果。

除了英译版本外，还有库恩的德文版（1932）、库恩版转译的法文版（1957）、李治华的法文版（1981）、帕纳修克的俄文版（1958，是欧洲第一个全译本）、奥·拉克尔的捷克文版等。《红楼梦》的汉译外向世界传扬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度与魅力，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红学研究热潮。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以上只是选取少数几部汉籍经典，简要介绍了它们的外译情况，并非全部。事实上，到18世纪末，除上面古籍外，译介到西方的汉典已有《庄子》《淮南子》《赵氏孤儿》《好逑传》等100多种，这里只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若想全面了解，还有待读者继续深入进行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