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和谐发展的途径

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和谐发展的途径

毫无疑问，科学文化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坚持认识的可证实性、预见性和建设性。如果适当地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文知识系统，这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自然科学是人类文化及理性的最高成就，但毕竟没有涵盖人类文化的全部。自然科学所反映的是自然界及其规律，所表现的是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它只是人类知识类型中的一种。人类知识还有其他的知识类型，即人文、社会及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直接研究社会及人本身的问题，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知识。为了构成人类完美的知识体系，必须用人文文化调节和补充科学文化，实现两种文化的和谐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普遍意识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相互沟通、和解、融合的重要性。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等，正是促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沟通、和解、融合的具体表现。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发展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通性。科学史作家乔治·萨顿指出：文化融合机制的前提是两种文化的相通性或相容性，而关键点则在于科学的人道化，并要力图使人文文化围绕科学形成“新人文主义”的文化精神。他说：“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人道的深刻意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纯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价值了，无论从纯粹技术观点来看其价值有多大。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可能危及文化；如果把它同历史结合起来并用崇敬过去的精神加以节制，它就会培育出最高级的文化。”^[21]这些论述说明，科学的综合化、系统化和整体化发展，正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亦是当代人类文化更进一步协调发展的根本依据。

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是对这一整体的探索、理解和描述。德国科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认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人类到社会科学的连结链条。由于历史的原因即近代工业文明出现后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原本是一门具有内在本质联系的科学，被人为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被分裂成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者间应有的合作交流十分缺乏，以至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科学和文化的整体发展以及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索和解决。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并为两种文化的和解与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发展，不仅是人类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也为两种文化的协调发展与整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了科学统一的思想，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2]20世纪初，列宁看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合的潮流，明确地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强大了。”^[23]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趋向统一，两大科学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日益呈现出融合的态势。两大科学的相互渗透、融合发展为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弥补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裂痕提供了学科基础。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移植。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吸收概念、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各自的内容，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如自然科学中的“熵”、“信息”、“反馈”等概念被引入经济学；物理学中“阈”的概念被引入心理学和用来研究社会变革；人们还把力学中的“惯性原理”引入社会学和思维科学等等。自然科学中惯用的数学方法、假说方法、模拟方法、统计方法以及现代计算机技术等，正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渗透到自然科学之中：源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概念，如“模糊集合”、“目的假定”、“系统分析”等被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所吸收；语言学关于自然语言的构造和规则的理论，对于设计电子计算机的程序语言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人文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另外，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也越来越考虑到它的经济功能、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效果的理论和方法正被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评价问题。

第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结合，形成了许多交叉性学科和综合学科。这些交叉性、综合性学科以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定客体为对象，利用多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从各种不同的侧面研究某些复杂的问题或某类现象，为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创造了条件和方法。已出现的交叉性学科，如社会生物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地理学、计量经济学都是两科间交叉和融合的产物，甚至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两极的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也诞生了极为重要的交叉学科——数学语言学。而环境科学、生态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则是高度综合性的学科典型的代表。

第三，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成为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除了数量方面的共性外，还有系统的、控制的、信息的广泛统一性。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作为现代科学综合化的产物，它们的概念和理论反映了机器、生物和人类的某些共同的规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这些方法论学科像一个横断面切入各个学科领域，使整个科学有了共同概念、语言和方法，这样也就把不同的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沟通起来。跨越学科界限，是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后来发展起来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相结合，又与当前蓬勃发展的复杂性科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学科群，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真正整合在一起。

第四，技术、生产与管理成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的结合点。在技术领域，自然科学开发技术，研究技术的原理和理论基础，通过对技术的应用来改造自然；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技术，研究技术的经济合理性和社会效益，通过对技术的选择来造福人类。在生产领域，自然科学从技术方面来研究生产，变自然过程为生产过程，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从社会方面来研究生产，既研究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也研究生产力的组织管理，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来解放生产力。在管理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着重研究管理中的立法、效果等问题，自然科学着重研究管理中的工艺技术问题，而管理方法则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问题。

凡此种种，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合流的趋势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这既证明了马克思有关科学统一思想的远见卓识，也表明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人为割裂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维度，它们之间的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要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和解、融合，就必须充分把握好影响两者关系的种种因素，从而在实践中趋利避害，为两者的协调共生、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沟通、和解、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有利因素。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普遍意识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性。首先，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到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在客观上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发展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的实质不仅是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知识化和人的知识化；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更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人的情感、意志、道德、价值、信仰等。其次，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进行自由的交流与合作。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可以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促成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与崇尚人文精神的东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两种文化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拓宽了渠道。最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从总体上讲倡导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入合理和必要的人文关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提出了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引起了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关注，从而为科技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对话、交流、沟通提供了平台，在科技活动中接受人文精神的引领，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可见，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时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和解、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是不利因素。从历史上来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并非从来就是对立、隔阂的，它们的对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要促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和解、协调发展，就应当消除造成两种文化对立的障碍。影响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和谐发展的不利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主义观念的强势。可以说，从启蒙运动至今，科学主义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人本主义的思潮也十分强劲，但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们都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主义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普适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的无意义，这就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设置了壁垒。二是社会价值取向的物质化。现阶段，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呈“单向度”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围绕追逐和保护垄断阶层或资本家的利益来制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最大化实现利润为目标。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逐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唯一目标，能够立竿见影地引导科技进步并最终带来物质利益的科学文化无疑成为了人们追求的首要对象。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得比较含蓄的人文文化则被科学文化的大潮吞噬得了无踪影，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消解。三是教育学科设置、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资金投入的偏颇。近代以来，教育在其进程中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对人文学科的扶持力也越来越弱。此外，教学方式上，也多采用“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重科技轻人文的现状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在影响两种文化和谐发展的所有因素中，教育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协调，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调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两种文化的和谐从根本上讲要以两种教育的和谐为前提，即以教育的和谐促进文化和谐。斯诺在谈到实现文化和谐时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当然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24]而教育改革的重点则是要改变高等教育因过分重视科技发展而产生的过于专门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使人类的知识体系支离破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科学教育发展了人的智慧与知识，使人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解放人性，体现人的价值，使人自身得到肯定，从实质上讲，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实现教育最根本目的的手段；人文教育重视人性的完善，努力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价值，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它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之所在。但两者各自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简言之，不重视教育根本目的的教育和忽视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的教育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教育。应该说，两者是教育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只是由于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才导致了这两种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割裂和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教育必须改变非此即彼的状况，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和谐发展。具体地说，未来教育应该是科学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整体，它力图使科学教育人文化，使人文教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最高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注释】

[1]有三个中译本，陈恒六、刘兵译本《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纪树立译本《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版；陈克艰、秦小虎译本《两种文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2]〔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部分第1—2页。

[3]〔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1962年也就是利维斯从剑桥大学英文系退休的那一年，他的演讲《两种文化？ C·P·斯诺的意义》在《旁观者》杂志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斯诺在1959年发表的著名的理德演讲中提出，当代的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实际上代表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损失。斯诺批评了某些过分渲染过去的田园生活的悠闲而夸大科学所带来的某些现代社会弊端的做法。利维斯反对斯诺的“两种文化”的提法，坚持只有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引发了英、美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争论之一，争论牵涉到如何评价工业革命和“进步”、文学的意义等重大问题。

[5]〔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6]〔英〕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5页。

[7]〔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部分第64页。

[8]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期。

[9]〔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10]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

[11]〔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4页。

[12]引自沈致远：《科学是美丽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335页。

[13]刘梦溪：《“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文汇报》2006年8月13日第8版。

[14]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冲突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以己之长度他人之短。曾因出版《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一书而挑起“科学战争”的美国两位大学科学教授勒维特和格罗斯，就以傲慢的口吻向人文社会科学界发问：不管是多么天才的社会理论，在过去的世纪里有过什么进展吗？它们对重要的社会事件做出过真正让人信服的解释吗？做出过任何可靠的预测吗？

[15]《科学时报》2002年6月13日。

[16]〔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7]同上。

[18]同上书，第10页。

[19]〔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20]〔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1]引自〔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23]《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24]〔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