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学鹏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700）
摘 要：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所具有的同质性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一个半多世纪，但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的时代性价值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21世纪，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下，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深刻的价值启示。
关键词：现代性 马克思 批判 资本
长期以来，无论是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学者，还是代表普通大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研究从没有停止过。生活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马克思尽管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一词，但就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所具有的同质性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现代化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凸显，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中国现代化社会事业所具有的内在精神关联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极为深刻的价值启示。
1 何谓现代性及其现代性的表现特征
1.1 何谓现代性
现代性概念的出现可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在法国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偶然使用。在早期的一些用法中，现代性的内涵是模糊的和含混的，甚至是一个贬义的概念，指平淡、乏味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性的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并丰满起来。总地来说，对现代性的定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性被当作历史时期。在此，明显把现代性当作一个时间概念，把现代性与现代的概念相混淆；其次，现代性被看作是一种经验。例如伯曼用描述性的笔调写到：“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1］可以看出，伯曼是从感性和现象的层面认识现代性的，但事实上只是对现代化过程中文学的描述；最后，现代性被当做特性和一种价值观念。正如俞吾金先生指出，现代性涉及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层面，具体地讲，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2］
由于现代性本身的歧义性和复杂性，不同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界定是不同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总体而言，无论是诸如吉登斯的社会学角度，还是福柯的态度定位等对现代性的界定基本包括两个方面：“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层面讲，指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层管理结构等；从哲学、文化层面讲，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比如理性、主体性、进步、个人主义等”。［3］
1.2 现代性的表现特征
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伴随而来的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其逐步确立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对理性、自由主体性的推崇，也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的、去魅的过程。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现代性所特有的表现特征。
1.2.1 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与自由
理性是启蒙运动得以与上帝抗争，得以作为价值之源对宗教统治下的一切进行批判的武器，是人们得以判定一切存在是否合理的天平。因此，理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现代性观念的核心价值之一，理性并非从天而降，它其实由来已久。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理性概念源远流长，早在其文化源头之一的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理念”等概念和思想就已展现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把握。而在近代，有“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更是以理性的自我意识来作为其哲学体系演绎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正是其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标志性命题，而近代哲学也由此表现为“意识哲学”的形态，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转向近代认识论哲学。这种认识论思维范式的转变，使得近代西方哲学在对世界的认识中突出地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主体性自由活动的重视。尤其是在笛卡儿之后的康德所实现的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使得理性及主体性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并渗透到对当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认识中。
伴随着启蒙运动下资本主义现代性理性价值的确立，正如卢梭在其枟社会契约论枠所提及的“人是生而自由的”，这种对人的根本权利——“自由”的要求在启蒙运动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另一核心价值。自由由此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现实需要，也成为现代性观念的核心价值之一。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现代性的“自由”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为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4］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所要求的人不屈服于权威和传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批判一切，使得“自由”价值被高扬于整个社会范围内，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尽管这种自由是一种抽象的“个体”自由乃至个人主义。
1.2.2 现代性的过程性表现：世俗化与去魅
现代性与高扬理性、自由相联系，展现为从多神到一神甚至到无神、从虔诚的宗教崇拜到世俗主义的转变，这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世俗化与去魅的过程。伴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的肯定，对宗教世界的批判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去魅的结果突出地反映为宗教与政治分离。而伴随着人类理性的复归以及理性、自由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发展，现代性不仅表现为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也表现在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与道德的分离等社会各个层面。传统社会的一切都被实利主义的现实经济利益所覆盖，经济取代了道德，社会的一切都被服从于经济的需要，这种实利主义的经济价值注重财富、物质的繁荣，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隔绝打破，衡量现实社会的标准被定位于经济。在这种经济实利主义的作用下，现代性逐渐表现为一种世俗化、去魅的过程，一切都变的世俗化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5］“一句话，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6］
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其所表现出的自由、理性以及世俗化、去魅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示了其巨大的历史性作用，但现代性世俗化、去魅过程中所凸显出的诸多社会矛盾，使得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启蒙运动的反面。正如波德莱尔曾指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7］现代性所表现出的这种在变化动荡中寻求永恒的内在冲突机制在使现代性得以确立的同时，也让现代性备受世人的争议。
2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现代性，毋庸置疑，是在现代资本生产方式的基地上确立的，其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可置否的同质性，因此尽管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批判”一词，但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所具有的同质性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批判。
2.1 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价值的合理界定
现代性建立在人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互独立的社会，它通过理性、自由等启蒙口号让人类社会从古代跨入现代，尤其是在物质生产力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在此，马克思对现代性下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巨大生产力予以充分的肯定。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要求相适应，现代性下资本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全球化趋势使得“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文明式的发展态势，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且不仅“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此，马克思对现代性所表现出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巨大历史性变革予以了充分肯定。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这种理性与自由的价值追求，不仅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而且对于人的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等主体性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仔细审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这种肯定，其正是站在对现代性的整体性角度来认识的，即现代性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福音的同时，却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颓废与灾难。
2.2 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弊端的历史批判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是受人们“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的”，［9］马克思在此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和其他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0］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其得以确立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资本生产方式，这是现代性内在冲突机制得以形成的根本，也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一种外在价值反映。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剖析，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而来的，现代性所表现出的理性与自由，与其说是启蒙运动下对封建没落腐朽制度的一种思想抗争，不如说是资本生产方式得以开展的精神诉求，而现代性所表现出的世俗化、去魅过程正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但是资本生产方式下现代性价值的确立在带来了人类全球化文明大发展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颓废与灾难，而这一切，在马克思看来，其根源正在于资本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冲突。马克思正是站在资本的高度来展开对现代性社会弊端的历史批判的。
2.2.1 对现代性下理性意识的哲学批判
在探讨现代性的表现特征时，理性与自由被放在了其核心价值的重要地位。这种对理性与自由的推崇，表现在意识层面上，即蜕变为一种内在的意识哲学，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仍然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学的意识反映论。现代性下的这种形而上学意识哲学其突出的特征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主体性的强调，它坚持于主体性的思维范式，对主体所表现出的理性与自由过分推崇。现代性下，这种理性意识即表现为对数理逻辑等的运用以及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诉诸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等理性意识的解释，而对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石——实践，却忽略不计，或者说，至多不是放在首要的地位。而马克思对现代性下理性意识的认识正是在实践的基石上展开的。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生产方式这一人类社会活动最根本的基点，对现代性下的理性意识展开了全新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1］针对理性意识对现代性的内在意识哲学认识，马克思在此极为深刻地指出，现代性所表现出的理性与自由精神并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源，人所表现出的理性与自由主体性是在资本生产方式下所伴生的，因此，对现代性下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抽象的个体自由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状，不应诉诸对理性的求解，而应该从现代性下的隐性资本生产方式进行剖析以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谜底。
2.2.2 对现代性下资本逻辑的历史批判
理性与自由作为资本生产方式的精神诉求，在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发展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颓废与灾难。面对现代性所表现出的这种矛盾，资产阶级把现代性的这种矛盾诉诸理性意识的解答，而马克思却透过理性意识所表现出的内在意识哲学找到了现代性矛盾的根源——资本生产方式。资本，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其最大的原则就是增殖，而作为一种抽象的主体，资本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这种内在的逻辑，必然导致自身的否定，即现代性下社会矛盾的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以其前所未有的变动性使现代社会变的动荡不安，它那无孔不入的运动方式打破了人世间的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然而，资本生产方式这一逻辑却被现代性下的自由与理性所覆盖，人类社会的“异化”在现代性下变的合法化，现代性下的资本剥削也变得赤裸裸而毫无遮掩。马克思在此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下所表现出的这诸多矛盾，其根源并不在于理性与自由主体性的内在意识，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只不过是现代性下资本生产方式得以存在的虚假面纱，揭开这层显性的面纱，现代性所表现出的正是资本生产方式这一隐性逻辑。因此，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评之深刻之处正在于，其对现代性的认识不仅看到了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更在于其看到了现代性所固有的特殊性本质——资本生产方式。马克思正是从造成现代性表现特征的历史深处，即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实践出发，对现代性作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这突出地反映在耗其半生的枟资本论枠研究中。
这种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批判，相比诸多现代性批判理论，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还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与颠覆理论，其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批判，不仅彰显了内在的理论张力，更显示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而在资本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更为深刻的价值启示。
3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3.1 现代性精神的继承与批判
现代性就其本质精神而言是革命的、批判的和建设性的，为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充分肯定现代性下理性、自由、科学、民主的现代价值，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现代性思潮。
在现代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等所带来的现代性社会弊端下，有部分人开始对现代性极端化解构与排斥，他们主张重回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无限夸大现代性的弊端，反对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和现代性发展道路。这些思潮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现代性思潮的组合，它严重冲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性价值，是现代化建设的最大思想障碍。因此，如马克思所言：“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12］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部分人所表现出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现代性思潮，实质上正是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倒退。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反对现代性的弊端与反对封建糟粕相结合，否则现代性在中国的希望将会无限期的推迟下去。因为“无论现代性在20世纪展示出自身的何种局限性、风险、消极后果，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13］
同时，面对现代性所表现出的理性意识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对这种以理性为主的内在意识哲学进行警惕性认识与批判。理性作为现代性的表现特征，在现代化建设中对人的主体性作用发挥有着不可置否的作用，但这种内在意识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维范式，其对现代性的建设与发展如果不合理引导，最终会走向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反面。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实践的思维方式，进行全面正确的认识，把对理性的认识与发挥立足于实践的基石之上，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重新定位理性与自由，而不是把理性的作用神圣化、极端化。只有冲破这种内在意识哲学，才能在实践中把握理性，在实践中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3.2 现代性资本同质性的继承与批判
就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同质性而言，现代性实质上就是对资本的运用和把握，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对资本进行全面性的诊断，以在利用资本求发展中达到对资本的扬弃。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马克思也看到了资本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他对现代性的诊断与其他思想家所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的普遍性，更极为深刻地看到了资本的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他社会阶段，所表现出的特殊性，这正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启示的重中之重。
资本，在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眼中，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范畴，在他们看来，现代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种种异化现象只不过是有待理性意识范畴解决的内在意识问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从“造成这些对象的人的行动——生产劳动出发，对现代性做出更深层次的反思”。［14］在此，马克思从现代社会人所表现出的诸多“异化”现实出发，运用其特有的唯物史方法，对现代性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资本生产方式的批判，而对资本生产方式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即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在对资本的研究中，认识到，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主体，其似乎具有了外在于人的生命力，但就其实质而言，资本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其原则就是增殖，就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自行增长膨胀。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对资本进行全面合理的运用与引导。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下要充分利用资本发展经济。资本的全球化性质不仅带来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也给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因此，面对资本的全球化趋势，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不懈的实行对外开放，积极投身于全球化运动中，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本力量发展自己，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性规律，以资本的内在逻辑促进中国农业、工业、卫生、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及其增殖性原则，如果一味任由市场经济的自行性发展，势必导致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因此，在运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资本这一双刃剑所带来的弊端性效应。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在充分利用资本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以把资本所带来的弊端降到最低，同时，在资本的运行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私有制经济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与引导。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生成和资本的扬弃是同一个过程。资本所追求的生产力无限发展要求一方面带来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深层次异化，并成为资本进一步增殖的障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本身就已孕育了超越现代性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间断的修复，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下，中国现代化建设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尤其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同质性，在警惕极端理性意识的同时，更应该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剖析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
［1］张有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从马克思生存论角度的分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6.
［2］张有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从马克思生存论角度的分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7.
［3］张有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从马克思生存论角度的分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8.
［4］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人民出版社，2001：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7］张有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从马克思生存论角度的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9］［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74.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6.
［13］杨金洲.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9（2）.
［14］赵剑英，庞元正.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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