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反思”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启蒙反思”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李翔海

在一定意义上，“启蒙反思”在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而之所以如此，又是与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性反省紧密相联的。

就中文字面意思而言，“启蒙”就是“去除蒙昧”，即脱离懵懂无知的状态。而这一意涵也恰恰与作为现代西方之重要历史事件的“启蒙运动”相适切。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要达到这一目标，理性精神的挺立显然是不可或缺的。^[1]进而言之，正是“理性精神的突显”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尽管迄今为止，对于“何谓现代性”的问题，学界有着见仁见智的多种回答，但对于“理性精神”在现代性之中的核心地位，则可以说有着相当广泛的共识。在西方文化“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挺立，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的基本存在形态。在终极关怀层面，它强调要摆脱中世纪以来神对人的笼罩而让人自我做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从过去人是自然的奴隶、把自然看作有魅力的神秘对象，转向把自然看作完全是机械的物体，因而使得人成为具有主宰自然、统治自然之能力的“主人”。在人与人之间，它要改变过去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状况，不仅使社会的公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有能力自主地行使这些权利，因而可以自我做主，从而最终成就了民主的社会架构。由此，启蒙精神对于西方的现代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从一个侧面集中体现了现代西方的内在精神。

然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尽管早期的西方启蒙思想家曾经满怀希望地把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看作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却又恰恰是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而呈独大之势。由此，正如世界现代历史已经表明的，在西方文化精神主导下的“现代化”成为一柄不折不扣的“双面刃”，它在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问题乃至危机。随着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推进，人类固然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但资源的衰竭、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至人生意义的迷失等也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问题与危机，严重地威胁到当代人类的发展乃至生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20世纪中叶起，在西方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其最基本的理论特质就是立足于现时代而重新审视现代化历程，力图通过对作为现代化之精神结晶的“现代性”的批判性反省，探寻人类的“现代之后”即“后现代”的道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走出现代性”的主张。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因为尽管直至最近，“现代”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是所有历史一直苦苦寻求以及所有社会都应遵守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而越来越视之为一种畸变”。因此，“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2]而由于启蒙理性不仅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而且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就与问题可以说均与启蒙理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由此，“走出现代性”的主张内在地包含了对于启蒙精神的批判性反思。对此，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作了有代表性的论述。在他看来，要切实弃置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奠定基础的“镜式哲学”，就必须真正拒斥由启蒙运动而大为昌盛的理性中心主义。借助于海德格尔与杜威的有关观点，罗蒂明确指出，“希腊人的‘智慧’追求为人类一大错误，这种智慧的意义是，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知识系统可一劳永逸地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因此，“西方文化今日须要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3]

在这样的语境中，当代中国的“启蒙反思”就具有了重要的时代意义。概括而言，它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力图在充分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充分突显中国文化自身的民族特质，通过面向未来的“综合创造”，在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同时而又超胜于西方，成就一个与“传统”相对应的，更为合理、合时、合宜的现代性的理论努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当代人类的存在境遇使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综合创造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力为其面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如所周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是与“西方文化中心论”相伴随的，以至于不少西化派人士曾经得出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理论范式是以下述判断为前提的:西方现代文化是圆满俱足的，仅仅依靠西方文化的指引，人类就能走上通向未来的坦途。但是，在今天，这一论断不能不被打上重重问号。毫无疑义，西方现代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命活力、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传统社会而言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正如前文已经述及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对此，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也已有了明确的自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就是西方文化内部这种自觉的典型代表。由此，当代人类文化建设的中心主题发生了从“非西方文化如何按照西方式的现代性彻底改造自己”向“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困限”的转换，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予以批判反省的同时，“多元现代性”的主张亦应运而生。^[4]在“综合创造”中透过“启蒙反思”以谋求成就中国式的“现代性”，正体现了人类文化多元开展的内在要求。

与此同时则是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力为其面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如所周知，在其现代开展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不仅遭遇了相当的坎坷，而且连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都曾一度遭到质疑。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正是在西方中心论的主导下，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被完全归结为时代性的差异即现代文化与前现代文化的差异，非西方文化的现代开展被规约为以丢弃自身的民族传统为前提而按照西方现代文化形塑“现代”形态的过程。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作为非西方文化之一的中国文化是否能够拥有未来的确是殊堪忧虑的。但是，如果从人类文化发展更为悠长的历史镜头中透视这一问题，就不难从中读出另外的文化义蕴。根据德国思想家雅思贝斯等提出的“轴心时代”的观念，不仅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文化就是多元开展的，而且这些轴心文明在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只要它在轴心时代“超越的突破”中所获得的展开自身的理论内涵空间尚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它就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继续按照在“超越的突破”中所规定的基本精神方向作“惯性运动”^[5]。在这样的视角下，人们发现，一方面是中、西、印等轴心文明大都经历了一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展示其完整的理论内涵空间、在充分体现出理论成就的同时亦将自身的困限暴露无遗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各轴心文明在今天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存在形态，但却并未彻底消亡，而是各自不同程度地依然保持了对当代社会与人生的影响力。^[6]就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而言，它不仅已走过了由衰微而困厄再到复苏的艰难历程，而且其自身所具有的独异的智慧精神亦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力。今天世界范围内对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或曰“中国模式”的广泛关注就典型地表征了这一点。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绵长而深厚的生命力，为其面向未来的“综合创造”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

因此，透过“启蒙反思”而寻求成就中国式的“现代性”，不仅是中国文化进一步开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亦适切了时代的需要。由此，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以其既体现了时代精神而又寓涵了自身独异特质的存在形态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元，从而有可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对于当代社会与人生产生实际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开展“启蒙反思”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注释】

[1]“理性”是一个义涵颇为丰富的概念。在广义上，它可以指与迷信、愚昧无知相对立的人之健全的理智、思想和知识。这里所谓“理性”，系指以人类健全的理智为基础的、首先在西方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文化传统之中表现出其成熟形态的、以现代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人类精神机能。

[2]参见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3]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作者序，三联书店1987年版。

[4]在汉语言学界，杜维明教授较早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参见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英语言学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则堪称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参见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

[5]参见雅思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6]参见杜维明著、岳华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