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化”理论一部分的发展传播学

从二战开始，传播研究就在政府和基金会的推动和赞助下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知识来源。而在冷战期间，传播学者对于美国国家政策在理念和策略层面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发展传播学的构建和研究，它很快成为“现代化”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罗杰斯（Everett Rogers）、丹·麦奎尔（Danis McQuail）等人是发展传播学领域的核心学者。发展传播学认可现代化理论对于社会进步阶段的描述，但强调文化与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64）这部经典著作中，提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在经济和制度领域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的观点。他认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观念与个人主义、工作伦理、经济理性等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格特征相悖。因此，文化的改造和传播能力的建设应该成为西方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援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观点呼应了社会学家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1958）中的立场，即大众传媒的普及有利于世俗文化和个人主义价值的传播，对中东地区社会的传统元素有解构的作用，为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施拉姆在著作中详细讨论了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广播等现代媒介的作用、机制和过程。他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在传统社会中的普及除了具有克服识字率的障碍、守望环境、便于信息传播和商业活动等功能以外，还有利于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地方传统势力对个体的束缚，促进国家认同，培育积极进取和理性计算等现代心智，树立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文化和教育层面的作用。总之，作者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样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¹³⁾。施拉姆的著作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撰写的，他对于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大众传媒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类国际发展机构的实际政策，并且通过留学生教育，现代化范式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得发展传播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这些国家传播学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