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不可持久，但也有瞬间的灿烂。癫狂一旦得到升华，得到文字化或艺术凝结，疯子的言语和行动就有可能转化为永恒的美丽。中国先秦诗人屈原借《离骚》做到了，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做到了，尼采借助《瞧，这个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也做到了。他们都达到了语言的极致，思想癫狂的极致。他们或死或生，或癫狂于一时，或平庸于一世，或卓越而得永生。
米歇尔·福柯正是沿着屈原—莎士比亚—尼采思想路线一路走来的法国哲学家。只是福柯滞留在思想癫狂的临界处。福柯没有让自己发疯，而是时刻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但是在行动上，福柯又情不自禁地向癫狂靠拢。他比尼采更清醒地认识到了疯子的无奈，因为他拒绝疯子需要得到改造和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疯子与清醒者相处是可怕的。不是疯子比清醒者更可怕，而是清醒者时时想要改造和治疗疯子，这比疯子发疯还要可怕。福柯识破了清醒者的诡计，这是黑格尔“理性的诡计”的另一个版本。福柯的权力理论正是围绕“理性和癫狂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的。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福柯的“理性他者”事业和英国哲学家伯林的“消极自由”事业具有某种内在的呼应关系。这种呼应关系体现在他们所关注和探索的基本主题中，体现在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在他们所得出的学理结论上。比如，“理性”（reason）、“权力”（power）、“强制”（coercion）是福柯和伯林共同关注的首要对象。福柯首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1]那个问题又分解为“权力的制度化、权力与惩罚、权力与性等问题”。[2]伯林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服从别人？我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地过自己的生活？”“我必须服从吗？”“如果我不服从，我会不会受到强制，谁来强制？强制到何种地步？用什么名义强制？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强制？”[3]伯林关注的问题可以还原为“服从与强制”问题，“强制的许可界限”问题。虽然福柯和伯林的设问方式不同，其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也有出入，但是他们对“理性”、“权力”、“强制”对人类生活消极影响的忧虑是共同的。福柯看到了“理性”和“癫狂”之间的张力，伯林看到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两人都看到了自近代启蒙以来人类面临的根本难题，但都没有提供（或者否认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工作的价值也许正是体现在这种没有最佳答案的不确定性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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