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启蒙运动和温和的自然神论

一、英国启蒙运动和温和的自然神论

就近代而言，最初的启蒙思想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典型地表现在自然神论的思想观点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近代启蒙思想的根源追溯到更早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因为在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热情而奔放的意大利人已经表现了某种赞美现世生活和宣扬人性解放的思想倾向。但是，文艺复兴只是从感性的层面表达了自由的要求，而真正从理性层面上来表达这种要求的，还是应该以17世纪的那些或多或少具有自然神论倾向的英国思想家们为开端。如果说在15、16世纪，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创了一种感觉主义潮流，而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重振了一种信仰主义氛围，那么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则是在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率先萌芽的。

近代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的崛起作为标志，这种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怀疑精神和经验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怀疑精神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一套繁琐晦涩的思想方法，它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怀疑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那些不可怀疑的东西——这些不可怀疑的东西往往被看作是符合理性的。在17世纪，这种怀疑精神典型地表现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的“四假相”学说和在荷兰生活了20年之久的笛卡儿的“怀疑一切”思想中。而经验原则则成为在怀疑的废墟上建构新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的地基，无论是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实验科学，还是笛卡儿所确立的哲学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都是以经验原则作为起点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培根是以对客观事物的感觉或外在经验作为起点，而笛卡儿则是以对自我意识的反省或内在经验作为起点的。^①无论是怀疑精神，还是经验原则，都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理性主义倾向，即强调真理不再是以圣经作为根据，更不是以教会的权威作为根据，而是以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性法则作为根据。这种理性的法则既可以表现为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归纳法则，也可以表现为进行数学推理的演绎法则，但是它却从根本上杜绝一切违背普遍必然性的奇迹。这种理性主义的崛起标志着西欧启蒙运动的开端，它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的思想氛围。威尔·杜兰在论及启蒙运动的开端时说道:“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②

理性主义精神构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和灵魂，在17世纪的英国，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信念，第一是对于自然秩序的信念，即认为自然界是严格地遵循着某种规律的，万物的运行都具有一定的秩序，任何东西，包括上帝都不能破坏自然规律和秩序;第二是对于人的天赋禀性的信念，这种天赋的禀性是人人相同的，那就是与生俱来的“理性”，它构成了我们的科学知识和道德实践的共同根基。这两个基本信念，即对于自然秩序和天赋理性的信念，使得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神学的重要性却每况愈下。因为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和对道德行为的规范都需要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的批判，而神学的教条却于事无补。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和哲学就在17世纪的英国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神学却面临着时代精神的严峻挑战。

但是，17世纪仍然是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郁的时代，基督教信仰在英国仍然深入人心，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具有理性主义精神的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推崇理性精神，却不愿，也不敢公然去否定上帝的权威。于是，如何协调新兴的理性精神与固有的宗教信仰，就成为17世纪英国思想家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强调理性精神的宗教信仰形式，即自然神论。在17世纪的英国，自然神论构成了从上帝到牛顿、从宗教信仰到科学理性过渡的一个重要中介，它也是启蒙运动的一种最初的、羞怯的表现形式。自然神论的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要突出理性的重要意义，甚至连上帝也要服从理性的法则。上帝按照理性法则创造了世界，然后他就不再干预世界，让世界按照自然规律(即理性法则)来运行。对于以研究自然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家来说，自然界必须杜绝奇迹，否则任何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为了让上帝在创世之后不再干预自然界的秩序，聪明的自然神论者提出了一套非常精致的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这套理论一方面证明了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却把上帝束之高阁，使他不能再以奇迹来破坏自然律。这个证明以一块精密的钟表来类比井然有序的宇宙，以一位手艺精湛的钟表匠来类比宇宙的创造者。宇宙越是有秩序，就越说明了上帝的伟大，正如钟表越准确，就越说明了钟表匠的高明一样。反之，如果宇宙的秩序老是被所谓的奇迹所打乱，就正如钟表的运行老是出现快慢不一的情况一样，恰恰说明了制造者的笨拙。自然神论的这种理论要求上帝也必须按照理性法则出牌，必须遵守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在当时典型地表现为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律和力学三大规律。上帝虽然在名义上是世界的主人，但是他却是一个长期不在家的主人，他把世界交给他的大管家牛顿，因此世界就严格遵循牛顿的力学规律而运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它要求仅仅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研究世界，在自然界中拒斥一切超自然的东西。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对于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一种主流形态的世界观。这种机械论世界观与1688年以后确立的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对应关系，它们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国王也必须遵守宪法，就像上帝也必须遵守自然规律一样。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1689年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都可以看作是理性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典型体现，由此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和宗教宽容氛围结束了自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国内的各种政治冲突和宗教冲突，使得英国在政治妥协和宗教宽容的基础上迅速地走上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道路。无论是机械论世界观，还是君主立宪政治，都可以看作是自然神论思想在自然观和社会观方面的一种具体表现，毋宁说，自然神论、机械论世界观和立宪政治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三位一体”关系，它们共同标志着理性精神的崛起和启蒙运动的滥觞。

另一方面，从“自然神论之父”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勋爵一直到洛克、廷德尔等人，都力图说明基督教的首要之义就在于道德实践。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扬善抑恶的基本原则，这是上帝打在每个人心中的天赋原则，基督神迹的伟大意义、基督教的本质精神就体现在对这些人心固有的道德原则的发扬光大之上。赫伯特在《论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有五条先天的原则构成了一切宗教的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共同根基，这就是:存在着一个上帝;上帝应受崇拜;美德与虔诚是宗教崇拜的主要方面;人总是憎恶罪恶和愿意悔改;死后将有报偿的惩罚。除这“五大信条”之外的其他宗教教义都是多余的，而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教义之争甚至流血杀戮更是违背这“五大信条”的。洛克在《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中也大力强调耶稣神迹所包含的道德内涵，他认为，基督教的合理性就体现在耶稣的救赎意义(实际上是道德启示意义)和基督徒的悔改及遵守律法上。廷德尔更是强调，早在创世之前，上帝就已经把一种合乎理性的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分别赋予自然界和我们心中，因此也唯有理性才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然和实现道德。他认为，上帝创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世人的幸福，宗教的目标在于促进现世的幸福和道德:“上帝在治理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提出使受治理者受益以外的其他目标，因此，凡竭尽全力为其同胞谋利益的人，即是满足了上帝或人的要求。”^③这样一来，自然神论就把人们的眼光从彼岸的复活奇迹转向了此生的道德实践，把完善社会与个人的道德当做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内容。奥尔森把自然神论的主要观念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真正的基督教完全是合理、普世都可以接受的自然宗教和道德”;第二，“真宗教(包括真基督教在内)主要的诉求是社会和个人的道德”;第三，“有智识且受过启蒙的人，应该对于超自然启示的所有主张和神迹，存着怀疑的态度”。^④总之，主张一个遵循理性法则而运行的自然世界，倡导一种有利于促进现世福祉的道德规范，以及鼓励一种对超自然神迹的怀疑态度，这就是自然神论者的最显著的思想特征。

在17世纪的英国，自然神论表现了启蒙思想的最初要求，突出了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但是17世纪的英国人在启蒙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他们虽然推崇理性，却未曾用理性来否定上帝和基督教信仰。自然神论者的意图充其量只是想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启示的权威，在理性的基础上重建基督教信仰。因此他们对圣经中所载奇迹的怀疑并没有导致他们对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怀疑，英国的启蒙运动也没有因为宗教批判而走向无神论。正因为如此，后来当休谟对自然神论和一切理性神学进行批判时，也同样没有因为理性证据本身的无效性而导致对宗教本身的否定。总之，无论是自然神论者运用理性证据对圣经启示的置疑，还是休谟对自然神论的理性证据的批判，都只是停留在工具层面上，在价值层面上都没有威胁到基督教信仰本身。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理性能否证明宗教信仰?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不会从根本上导致否定宗教信仰本身的结论。由此可见，英国的启蒙运动是以一种稳健的、审慎的和具有绅士风度的方式进行的，它力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英国启蒙运动中，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妥协，正如1688年以后英国的政治妥协一样，为日后英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