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及其原则高度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及其原则高度

正是由于资本原则与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内在勾连，所以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实际上就应当(而且能够)依循对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来标识;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20世纪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尼采为后盾的，并且由此而取得了对现代性予以进一步反思的积极进展^[14]，那么，只要这种批判未曾本质重要地关联于对资本原则的批判，它就不能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中去。如果说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正是在这一度中得以充分显现，那么这种意义当然同样不仅取决于一般说来对资本世界的批判，而且取决于这一批判由以开展出来的那个原则高度。

然而，虽说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性分析早就广为人知，但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却往往被误解或低估了;而这种误解或低估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无批判的观点，源于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现成地置放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实际上依循前康德的唯物主义立场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制订方向时，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驱者们为抵制“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而将其阐释定向实际上转移到黑格尔主义的基地上时，现代形而上学的立足点——特别是其基本建制——不仅未曾被批判地消除，相反却是被当作前提，当作基本的哲学出发点了。

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对于资本及其世界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是同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批判直接地并且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十分明显的体现，而这种联系的内在必然性就在于:除非对现代世界的双重批判在本质上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原则高度，否则的话，无论是对资本的批判还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都不可能有真正进一步的开展。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已经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其最后的完成，如果说在此等形而上学范围内的资本批判也已实现在例如蒲鲁东的经济学形而上学中，那么非常明显的是，除非资本与形而上学的双重“魔法”能够同时被彻底解除，否则的话，其中的任何一种魔法都不可能被真正解除。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必然要成为一个双重任务，或者毋宁说，它根本上就是同一件事情，而不是彼此可以区分开来的两件事情。

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由国民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的二律背反开展出对资本世界的批判时，这一批判立即同时成为对完成了的现代形而上学(即黑格尔哲学)的再度批判。如果说马克思先前曾以为费尔巴哈已经最终摧毁了黑格尔哲学，那么当《手稿》对国民经济学范围的资本原则实施批判时，对黑格尔哲学以及“整个哲学”(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几乎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内在必然地——被重新唤起了。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那一方向上，马克思问道: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劳动。然而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那种劳动真正说来又是什么呢?——是抽象劳动(异化劳动)。所以马克思进一步追问的那个主导性问题是:“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15]

正是通过对抽象—异化劳动的诸规定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知性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立足其上的原理无非是异化劳动的原理，所以由此而获得科学表述的规律无非是“异化劳动的规律”;而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所陷入的种种理论矛盾，真正说来乃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因此，正是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抽象的、异化的劳动，即自相矛盾的劳动，生产出现代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16]如果说，私有财产真正说来乃是这种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的话，那么，现代的、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架构就是由这种抽象劳动获得决定性奠基的、“发展到矛盾关系的”私有财产。^[17]

然而，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那种劳动的抽象性质或异化性质难道不正是它本己的形而上学性质吗?如果不借助于现代形而上学的积极规定，初始的私有财产难道能够自发地实现为“高度紧张的”私有财产，并从而内在巩固地构成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吗?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正像国民经济学的原理不得不依循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定向一样，现代形而上学本身也将最终使国民经济学的原理获得其观念形态上的、具有哲学高度的原则表达。因此，一方面，马克思指证了抽象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本质，他把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称之为“启蒙国民经济学”;这种国民经济学不仅促进并赞美了现代工业的能量和发展，而且“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而这种学说的形而上学秘密可以这样来表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18]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重开了对黑格尔哲学和整个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它坚决地指证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从而整个现代形而上学的秘密——无非就是劳动，即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世界立足其上的抽象劳动(或外化的、异化的劳动)。在费尔巴哈把思辨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仅仅理解为哲学同自身相矛盾的地方，马克思把它批判地领会为历史运动之“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而这种生产史的真相正就是现代抽象劳动本身的形而上学本质。“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身的劳动的结果。”^[19]很显然，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中得到原则表述的那个“劳动的本质”，正就是作为现代资本世界之核心原理的抽象劳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至于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0]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作为现代资本世界之主导原理的劳动本身是抽象的，并且其本质是在现代形而上学中得到映现的。大约一百年之后，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道出了与马克思所说几乎是相同的洞见:“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21]

在“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一语中，再度挑明了曾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性之双重规定的内在贯通。抽象的劳动或劳动的抽象化、外化的劳动或劳动的外化，不仅是资本之展开并统治现代世界的原则，而且是现代形而上学之隐幽的本质或根本的原理。如果说笛卡儿肇始的现代哲学通过“自我意识”在存在论上的主体性使现代观念获得了其基本的形而上学建制，那么可以说，黑格尔通过“自我活动”的主体性所设定的外化以及这种外化的扬弃(过程)则完成了这种形而上学。如果说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只是在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中才得以充分地实现和贯彻，那么同样可以说，这种性质归根结底正是在劳动的抽象化过程中不断被深化和巩固起来的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因此之故，对于现代性的真正批判不能不是双重批判，而对于资本世界的原则高度的批判不能不是对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原则高度的批判。这种内在关联可以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何以不遗余力地同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乃至于德国党的纲领进行不断的斗争——其缘由当然不是因为它们未曾对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做出过激进的批判，而是因为这样一些批判始终缺乏原则的高度。

由于我们前面已经陈述过的理由，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当由对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高度来标识，而检审这个高度的核心之点乃在于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持存或瓦解。海德格尔曾很正确地把这一基本建制把握为“意识的内在性”;但他却完全误解了马克思所实施的哲学变革，以至于最终把马克思的思想再度嵌入到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之中(单纯“颠倒”过来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由于这种单纯颠倒，“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22]然而，正是在马克思1844年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意识的内在性”这一基本建制不仅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且这一建制连同其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一起遭遇到了决定性的摧毁。在这一摧毁过程中，“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发挥着本质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这一原理不仅意味着意识之内在性的彻底贯穿与瓦解，而且为1845年开始得到充分阐述与发挥的“实践”原则铺平了道路:“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3]在这里，“对象性的活动”难道不是意味着作为“纯粹活动”或“自我活动”的意识之内在性的贯穿吗?难道不是意味着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瓦解吗?难道不是还意味着一个与“我思”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开始获得其决定性的奠基吗?

显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就此讨论得更多了，毋宁说这种讨论倒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展的根本性任务。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任务，是因为它本质重要地牵扯到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对现代形而上学及其基本建制的切近检审和彻底批判，特别是对其存在论(ontology)根基的深入追究，已经被耽搁得太久了。那种把马克思对现实的关注当作口实而试图避开或远离这一根本性任务的观点，尽管可以将上述哲学根基上的追问当成玄学思辨而加以排除，但却既不能由此就触到并把握住“现实”(因为现实并不是现成地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又不能阻止其观点本身无批判地跌落到现代形而上学的(此一或彼一)立足点上。而这种跌落，正像实际上只是依赖于某种“偶然遇到的”哲学一样，不得不屈从于以现代形而上学为主干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虽说对资本世界乃至于对现代性的某种批判仍然是可能的，但这种批判却只能是没有真正原则高度的;而缺失原则高度的现代性批判，归根结底只能是虚假的、辩护性的和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只能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反对资本原则(或反之)，亦即它在攻击现代性的某一方面时已经先行地屈服于现代性的总体了。

或许有人会问:具有原则高度的现代性批判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回答是:在当今世界的时代状况中，唯有这样的批判方始有助于人类向着未来开展其历史—实践的真正筹划;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得对:“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24]更加重要的是，在当今中国作为民族复兴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唯有这样的批判——在原则高度上对现代性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方始有可能真正创造性地开启出我们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5]《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6]《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4～99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393页。

[9]《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10]《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4]［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9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21]《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384页。

[22]《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2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