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品格及其互动融合

专题三　双重身份、双重品格及其互动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探索性道路，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目前，中国已走过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启动时我们更注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价值，更关注政治层面上的积极推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有较多揭示的话，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并且有可能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关注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系统，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构成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从理论和意识形态功能的角度去理解，是不是还应该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从本土的和传承功能的角度去理解，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性创造是不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能不能在不断的互动融合中完成双向建构？这里将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重点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身份及其同构、传统文化的双重品格及其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等方面谈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并以此求教学界前辈和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身份及其同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的工作，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有所涉及，相对比较零散，而作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史学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共产党人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等人都有类似的观点。不过这些看法散见于各处，尚未构成系统、规范的学术研究。另一路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个领域有一批著名学者，如史华兹、施拉姆、魏斐德、迈斯纳等⁽²⁵⁾。

图145　《史华慈论中国》

图146　《史华慈学谱》

图147　《毛泽东的思想》

图148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集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梳理、中共领导人思想与民族文化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关系、马克思主义民间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维度等方面，比如：许全兴在《毛泽东与孔夫子》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涵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现实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三者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有机融合，形成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基于这样的前提，该书从文化的角度将孔子与毛泽东进行对比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等方面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和扬弃，说明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内在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而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问题方面提出了不少的新见解⁽²⁶⁾。张建新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辩证结合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回顾了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这两大文化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嬗变。从实事求是传统与实践唯物主义、中国阴阳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传统知行观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传统社会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儒家人格学说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角度分析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²⁷⁾。韩国学者宋荣培在《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以阐明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独特“中国革命之路”。作者认为，应将中国革命本身理解为一种“脱儒家化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漫长历史过程⁽²⁸⁾。李泽厚在《浮生论学》、《李泽厚近年答问录》、《论语今读》、《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历史本体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也多次谈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认为儒学除了孔、孟、程、朱、陆、王这条心性修养的内圣脉络之外，还有孔、荀、董、王（通）、陈、叶、顾、黄等通经致用的外王路线。通过转化性创造，完全可以将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运用到政治哲学上，走出一条不是冷冰冰的中国道路，真正实现“有情宇宙观和无情辩证法”的统一⁽²⁹⁾。李德顺在《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为基础，分析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创新⁽³⁰⁾。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陕西师范大学刘力波的博士论文《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也许是迄今为止，从文化的角度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系统的学术成果。该论文在认真梳理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唤醒和升华，中华民族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的能动作用，以及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与共融，并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³¹⁾。另外，还有一批有思想、有观点的论文⁽³²⁾。

这些已有的成果其实都集中讨论了理论和意识形态功能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文化意义，都不同程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身份，只是没有特别地诉诸文字表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有更加明确的意识，并且辨析双重身份的历史建构。

图149　《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

图150　《孔夫子与现代世界》

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堪称“后发外生型”。被强力推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前要瞻世界领先水平与本国在这个并不公正的世界上的地位，后要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与人民的基本要求；缺乏现代化内在动力，却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任务的艰巨和时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这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实践证明：虽然是后发外生，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启示。回顾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不难发现政治动员——经济发展——文化追求的逻辑轨迹。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初始阶段，民族解放和政治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前提。为赢得革命胜利，挽救民族危亡，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性考虑得相对少一些。“打倒孔家店”等等彻底反传统文化的行为和主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并宣布基本国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谓相当准确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确实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也确实是把这三者相提并论的。他们所欢迎、接受、传播、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理论准备阶段的。这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它也是这样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理解和奉行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³³⁾这样斩钉截铁的论断如果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联系起来思考，就不会觉得是空穴来风了。应当正视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些虽然不能充分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因为阶级斗争并不直接等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只是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具有关键性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理想和信念，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观念。紧张的政治局势和严峻的民族救亡斗争使得早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主客观上很少能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只能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必要的斗争实践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在当时的具体体现。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日益加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具有比其他理论学说更有说服力的深刻性。这也正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实际生活的结果。

图151　《普列汉诺夫文选》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接受史中就扮演着与政治革命同呼吸共命运的角色。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作为文化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而是政治斗争和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的需要所催生的产物。是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民族危亡的困境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初期在中国的命运。它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中因符合并指导实际斗争的需要而站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呼风唤雨的角色。经过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系统性、理论性和实际斗争中的说服力，赢得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并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虽然不以文化身份出现，却事实上充当了民族精神支柱的角色。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后文化身份的获得奠定基础。这个过程伴随着政治上的剧烈动荡，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表面上的断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以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伟大实践理所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此后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论及文化建设时必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具有政治含义，也具有文化意义，成为符合国情的求真务实、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³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在精神文明的表述中是有机统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息息相通。“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洞悉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从文化层面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提出的价值目标。“六十四字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³⁵⁾和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概括⁽³⁶⁾则更加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身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作为党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已经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其实又何尝不是人本精神和人文情怀的载体？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时代和事业的不断进步，已经悄悄完成从政治身份向文化身份的转变。是高度自觉，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当然，在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和随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理解。而这些不同理解（包括片面歪曲理解）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曲折道路载沉载浮。尽管如此，在中国，没有人怀疑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身份，并深信这种身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倒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往有所疏忽。从上面挂一漏万式的分析中我们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远不仅仅扮演着中国各项改革的理论指导的政治身份，而且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某种形态。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概括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就直接融入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实际上已一身二任，既是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又是我们的新文化。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同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品格及其扩展

从2004年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复古思潮兴起。儿童读经运动成为媒体报道的热门；韩国申请端午节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引起国人震动和反思；中国在海外相继成立孔子学院；世界各地在每年的9月28日都举行规模不等的祭孔活动。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传统文化现代化，但后者恐怕不能依靠恢复“三纲五常”和大规模的读经运动来完成。认识其基本品格，重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延伸和转换似更加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重视经世致用和人伦日常，重视具体实践中的活法和做法。在经济很不发达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是必要条件，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讲究轻重缓急，讲究一定的秩序。邓小平所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和今天倡导“科学发展观”，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秩序和优先的理解。因为精神生活、个人的权力和利益、社会的公正和平等、政治民主等等其实都需要以经济为基础⁽³⁷⁾。当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并为实现其他价值创造一定条件和可能的情况下，政治民主和公平正义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东方国家似乎都走过这样一个过程：立足自身实际，用一种比较集权的方式，先打造一种秩序，推动经济发展，然后再利用这种秩序朝着民主制方向发展。孙中山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因此是天真的，欲速则不达。怎样把握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等各个方面的度和优先顺序，根据时间和情况的变化，哪一个方面重一点，哪一个方面轻一点，也没有一定的格式，不能到处搬用。这些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理性，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现代性本身的一些弱点和弊病也暴露出来，道德主义的谴责日渐增多，恢复朴素生活方式的情感需要也日益迫切。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一面又十分清醒地提醒我们：伦理价值、心性修养确实具有独立的价值，道德精神可以照亮世俗生活，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极有价值，但这些价值不是用来否定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绩、所创造的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物质条件，而是成功运用到政治哲学上，走出一条不是那么冷冰冰的中国道路，真正实现“有情宇宙观和无情辩证法”合一的价值目标⁽³⁸⁾。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会根据实际需要顺势转化。重视实践，尊重历史，顺应现代化的理念，又探索出新的形式，慢慢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是依靠复古主义和国粹主义。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总体来说已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这个现代化确实是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已是中国的客观事实，这个“西体”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今天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以人情、乡情、报国之情为基础，还是以契约为基础，以竞争为条件，以效率为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讲人情、讲公平。如果以人情为主，契约、效率等为次就错了。我们提倡现代意义上的协商和调解，但毕竟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主次应当分明。我们依然要系统学习西方的管理体制，所谓理无可恕，情有可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说得通。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也应该是在理的基础上讲情，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中国自己的道路，创造出比传统中国和外国更加合情合理的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又历来重视内心修养，重视崇高理想，重视虽面有菜色而抚琴高歌的君子品格，这一品格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契合。马克思当年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只是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认为这个阶段仍有共产主义法权。即使如此，社会主义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产生的比资本主义有更大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对弱势群体有更多的关注和照顾，有由国家或政府适当调节各种收入等相当宽泛的社会理想和具体方法来理解、提倡和实行，这对实践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人民将具有长久意义和现实价值。其实在中国也正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和共同富裕观念的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和有效管理，包括过去的群众路线、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和今天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经验和观念，对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高悬理想的一面可以承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值得汲取和发展的具体经验和因素，更加自由、健康地中国式地去实践和发展市场经济。这样既有效保存社会主义的理想性质，并用于范导指引市场经济发展，寻找正确的经验的中介环节，又能创造一条现实的具体的由成功经验所不断支撑的新路，也就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作为高度物质生产基础上比较公平的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仍然能坚持并发展，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将具有更多伦理和哲学的含义⁽³⁹⁾。

中国文化具有准宗教的信仰和理想，“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远景眺望。今天中国现代化正日益与世界紧密联系，中国有责任为自己同时也就是为人类寻找一条和平、安康、富裕、幸福的道路。看起来这样的大同理想难免书生清谈，但为中国现代化寻找一个有理想和信仰的人类远景，不会没有意义。一方面，强调中国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不必亦步亦趋模仿美国；但另一方面儒家大同和马克思主义又都是从人类角度着眼。如能走出这条中国道路，那正是可供别人参考的，是对人类的贡献。因为只是强调国情、强调传统，以所谓多元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来突出民族，忽视或否认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理，恰恰对中国发展不利。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过程中的一体两面，两者的互动融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如何正确认识这个特征，把握中国特色；如何深化这个特征，优化中国特色，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1．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契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成功，有一个前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兼容”并从中找到生长点。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许多相似、契合之处⁽⁴⁰⁾。

从社会理想层面上看，《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原则和根本特征，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设想多有类似之处。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老子的小国寡民、孟子的“仁政”学说、墨子的兼爱尚同，直到近世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思想，都体现出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渴求。伴随这种社会理想，均平共富思想不绝如缕，并逐渐内化为人伦日常。当然，“大同”理想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远景，认识不到理想的实现需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找不到其实现的正确道路和动力所在，它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大生产基础上，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把握而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客观上它确实与科学社会主义对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有众多的相似、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文化亲切感，无形中也加速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看，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在独具特色的辩证法传统。“一阴一阳谓之道”、“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讲究相反相成、一分为二、合二而一、阴阳变化，这些见解逐渐渗透到社会、历史、道德、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华民族思考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也是相通的。对立统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和方法论原则，列宁把它理解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主张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观，中国哲学更是承认万事万物的整体联系；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承认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陈代谢，中国哲学亦承认事物的氤氲和合，五行相生相克，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陈代谢和大化流行。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文化基础，也为中华民族接受唯物辩证法架起了思想桥梁。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立足于实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有效的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剔除其非科学因素，吸收其合理内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

从人生境界和价值追求的角度去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提倡以群体为本位，着眼于整体利益，重义轻利。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主张相亲相爱，以保持人际和谐。与此相关，在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和继承中华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人生境界和价值追求虽然也有其局限，但主张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个人独立人格与高度的社会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相统一，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人生价值观具有相似、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本位，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联系而存在。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把握这种文化契合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三兼顾”原则，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此外，马克思主义主张群众史观，认为历史是由那些促使整个的民族、整个的阶级行动起来的重大持久的动机促成的。每个人都参与历史活动，而他们行为的总的结果就构成历史的“合力”，这个“合力”代表了历史运动的方向。这一观点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提倡仁政，主张“民贵君轻”，以民为本。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塑造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得以化解。与世界上后起的民族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曾面临这样的尴尬：为了本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学习甚至移植西方的文化（包括学问制度），但这种移植又好像在受屈辱，因为它是西学，与本土文化直接相对。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后起的中国现代化摆脱了文化上的尴尬⁽⁴¹⁾。作为文化建制上的社会科学，隐含着两个困难，一个是特殊对象与普遍知识原则的矛盾，另一个是经验理性与政治利益的矛盾⁽⁴²⁾。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形态既普遍又特殊，并能将经验理性与政治取向最佳地结合起来。掌握了这样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才可能在心理上重拾自信，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塑造产生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现代性的同时又规避了西化，走上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也为中华民族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开辟了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⁴³⁾，而且“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⁴⁴⁾，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神，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立足当下向前看，走出一条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之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不舍弃心性修养的同时不断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把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务实、理性、乐观等等已经成为习焉不察的东西充分地激发出来。在中国与现代化的世界已有如此紧密联系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事实上也不应该还只是一个纯粹理论建构的“明道”问题，而是在高度关注现实的过程中有所总结，并找到中国传统文化转化性创造的形与神。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启了中华民族精神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阶段的转变，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从不同层面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弘扬和培育做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被赋予时代性和阶级性内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熔铸和提升民族精神。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塑造并非简单移植和修正延续。陈晋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就曾强调：“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思考现实问题时，他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当他怀着伟大的民族感情一意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强大起来时，他确实又在自觉地同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实行‘决裂’，并一意遵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社会目标。”⁽⁴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崭新的时代内容，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求真务实的实践风格，给国内外留下十分鲜明的印象，在晚年他发表了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结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⁴⁶⁾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生活实践的道理，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解为实事求是的真理，他强调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讲求实效。所以，内容重于形式，手段服从目的⁽⁴⁷⁾。邓小平理论及其风格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务实乐观的一面。“三个面向”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开放的思路，“四有新人”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强化了革故鼎新、理性务实的文化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创立并正在丰富发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产生了积极影响，针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要求——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⁴⁸⁾。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过改造，不断融化在中国文化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即生活方式、人生理想、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以及中国特有的人情世故等，在不断交错融合中组成中国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西两元对立的解决方案和出路选择，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也获得了当仁不让的文化身份。不仅引导中国社会摆脱殖民主义体系并赢得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且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促使中国获得少有的经济进步和国家繁荣。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我想应当正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创新成果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它是外来思潮在中国本土文化开花结果的合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并实现转化性创造的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揭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的分析，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展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和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也已不断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关怀、大同理想和伦理追求，“内圣”的心性修养转化为对生活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外王”的入世关怀融入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是简单相加，而是通过民族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赋予其普遍原理一种新鲜活泼的，并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特殊规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高度来说明和发挥；是在两种文化的交合作用下，总结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过去、现实与未来及其改造途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它既不是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⁴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融合将是一个不断不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态和面貌将越来越清晰。坚持中国特色，优化中国特色，就应该继续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互化之路。既用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又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既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性格、中国气象、中国风韵；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获得其现代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