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批判

都市文化:当代审美文化批判

姚文放

一、当代审美文化与都市生活

对于一个不曾到过城市、没有经历过都市生活的人来说，城市是一个新奇的、神秘的、令人神往的地方，然而长期生活在这一灯红酒绿、酒色征逐的空间中的人们却有着另一番感怀，在他们看来，都市并不是值得留恋的乐土，都市生活的热烈繁华让他们目迷神乱、应接不暇，都市生活的轻松闲适让他空虚无聊、茫然若失，他们在嘈杂拥挤的都市生活空间里染上了严重的“城市病”。不仅工作的重复、单调愈发变本加厉，而且科层制度的等级森严、现代管理的冷面无情、环境污染的愈演愈烈、事故隐患的危机四伏等，都给人们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严重的心理失衡，使得今天的工作不只是一次肉体的折磨，更是一场精神的劫难。进而言之，还有上下班交通的拥挤，居住条件的劣质化，假冒伪劣的猖獗，治安状况的不容乐观等，也给都市人带来更多的焦虑、烦恼和忧郁，使其原已十分糟糕的精神状态更是雪上加霜。另外，现代都市人口众多往往使人更加生疏而不是熟悉，现代都市生活的富足完备往往使人更加隔膜而不是亲近，现代都市生活的热闹繁华也往往使人更加封闭而不是开放，而这一切都使人陷入了更深的孤独感之中。另外，当现代都市人被机器装备、仪器仪表、流水线、计算机、信息网络等现代机械所支配、所压制、所整合时，逐渐习惯于用机械运作的逻辑化、标准化、格式化方式来感受、思考、行动，也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把别人当成了机械，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机械，而淡漠了人的温情、真诚和爱，使得在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弥漫着冷漠、隔绝和疏远的空气，在都市的汹涌人流中穿行着越来越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正是这种“城市病”的流行导致了现代都市中娱乐休闲之风的兴起。法国学者罗歇·苏确认:“娱乐的需求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城市是娱乐发展的一个极地，大城市提供了休闲活动的广泛选择。”⁽¹⁾娱乐休闲之风起于现代都市人消除和逃避疲劳、紧张、孤独、冷漠的精神需求。而在所有的娱乐休闲方式中当代审美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如今电视晚会、晚报副刊、畅销书、通俗音乐、流行歌曲、电子游戏等已经是都市中千家万户无日无之的娱乐休闲形式。那么，当代审美文化能否对这种“城市病”起到有效的心理解毒作用呢？

接触到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落入了一个“蛇咬尾巴”式的怪圈之中:当代审美文化既是现代都市生活之果，又是现代都市生活之因。对于上述问题之答案的求致似乎应从这一现象开始:在现代都市中，人们的见解和看法主要是从全面打进日常生活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取得，人们的趣味风尚和习惯爱好主要是从电影大片、电视剧、畅销书、通俗音乐、流行歌曲、小报副刊得来。这一点对于现代都市人的影响实在不可轻视。

都市生活将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体纳入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但是一旦如此，群体便变成了一个具有自身权力、意志和运作规则的实体，变成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异化物，这时个体只是归属于群体名下，臣服于群体的宰制，化约成一个群体的分子、一个元素，变成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大海中的一滴海水。群体要求于个体的，只是消除个性、泯灭特色，以保证群体的一致性。群体往往是压制优秀，奖掖平庸，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蒂铁床一样截长补短，将千差万别的个人特点削足适履地塞进同一个模式，其结果就是使得个体磨圆了棱角、铩去了锋芒，变成了一个平均数、一种中间状态。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在工业化的城市中，一个真正的人如同尘埃一般微不足道”⁽²⁾，在现代都市中到处是人，但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到处看不见人。当代审美文化常常成为聚合都市人群的无形的粘合剂，使得个人更多地采取与群体同样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它造成了都市人群表面的一致性，但却使得人与人之间出现更多的重复雷同，更多的千篇一律；它增强了都市中个人对于群体的依附感，但却助长了群体对于个人的专制和压抑。对于这样一种都市生态现在谁也不会感到陌生:“出口罐头一样的现代人，罐头一样的大小整齐，罐头一样的包装美丽，罐头一样的定价。幼儿园学画画，小学学英语，中学学数学，大学学吸引异性。然后一起崇拜某个歌星影星，穿他们的服装，留一样的发式，然后每个人都在讨论品位，讲什么身世飘零。”（张梅:《讲什么身世飘零》）到了这个分上，遑论什么个人特点、人的个性？

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化热潮已经成为都市中时常举行的盛大狂欢节，电影大片、电视剧、流行歌曲、畅销书、体育赛事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人不可或缺的兴奋剂，然而就个体而言，这种狂热和兴奋往往只是出于对群体行为的盲目追逐和被动附和。这就有如市场上的抢购风潮，同样的商品，愈是滞销便愈发无人问津，愈是热销便愈发有人哄抢。个人加入抢购者的行列本无什么道理可讲，往往只是受到一种莫名的情绪的裹挟，并非完全出于内在需要而作出的自主判断，如果要说有判断，那就是采取了一种自认为最安全可靠的判断，即以群体的判断作为自己的判断。现代都市人往往不是重视个人的亲身体验，倾听内心良知的呼声，明辨群体意见的是非真伪，坚持自己的独立主见，并勇于对自己的判断和决定负责，而是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尾随于群体意见亦步亦趋，放弃自己的精神自主权以避免与群体意见相抵触，以媚俗从众的姿态消除内心的压迫感和冲突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意见和情绪便容易受到外在偶然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受到某种预谋的操纵。当代审美文化也参与了这一合谋，在如今抢滩市场、诱导消费、引领潮流、制造时尚的白热化市场角逐中，当代审美文化常常竭尽纵横捭阖、呼风唤雨之能事，也确乎能创造令人刮目相看、艳羡不已的佳绩。

说这种人云亦云的判断方式最为安全可靠，还在于这种方式便于推卸责任。在现代都市文化时尚的潮起潮落中，人们往往来如一窝蜂，去似鸟兽散，这种浮嚣动荡的心态正暴露了群体的虚幻性。虽然群体是由许多单独的个体组成，但群体却遮蔽了个体的独立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体只是一个空概念，其人多势众、嘈杂喧哗的表象只能表明它的虚妄。俗话说“法不责众”，就是说由群体来负责任等于没有人负责任，群体将所有责任转到自己的名下，而将个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取消了，但群体的责任恰恰是无法追究也无从追究的。群体就以这种看似有、其实无的集体负责方式卸除了每一个体本应承担的责任，其结果就是养成每一个体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在风头正健时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争先恐后，不遗余力，什么过头话都敢说，什么过头事都敢做，一旦风向调转，便马上躲进人群，就像雨点落在水面上，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将本该落在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可见群体常常只是成为个人的藏身之所、伪托之名，有了群体的庇护和遮挡，个人进可攻，退可守，成有功，败无责。在现代都市文化时尚的风云际会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迪斯科舞厅和卡拉OK厅造成了严重的噪声污染，良莠不齐的各种电视制作班子和音像出版机构每日每时在生产着大量的文化垃圾，充天塞地的高层建筑破坏了城市的生存空间，现代化通讯传输的电磁辐射污染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大公害，“亮化工程”在制造城市的虚假繁荣时造成能源的严重浪费，遍地开花的大型游乐场和人造景点占用了无数宝贵耕地。当这些当初争相上马的项目或选题花费了巨额投资、消耗了大量资源，到头来只是换来一大堆闲置的资产、压库的次品，甚至是严重的污染和公害时，那就根本找不到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丧失个性，人云亦云，不负责任，正昭示了现代都市人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影响之下的一般精神状态。现代都市人原本指望借助于当代审美文化摆脱命定的“城市病”，然而恰恰堕入了更加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这是现代都市人之厄，也是当代审美文化之厄。

二、当代审美文化的都市心态

在近代以来飞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中，有多少人向往着都市，蜂拥而至地涌向都市，同时又有多少人在诅咒都市，想方设法逃离都市，在这里真用得上钱钟书《围城》中的一句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也正是当代审美文化所流露的普遍的都市心态。

“晚生代作家”邱华栋的一系列“新市民小说”描写了那种来自外省小城或农村的城市流浪汉在现代都市中的流浪传奇和冒险旅程，在他笔下，这些城市流浪汉怀揣着梦想和野心，但两手空空、一文不名地来到在他们看来充满机会、遍地黄金的新大陆，巴望凭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血气方刚挤进都市生活的圈子。但是在都市世故和虚伪的冷漠岩石之前，这些初出茅庐的外省青年的情欲和野心立刻像浪花一样撞得粉身碎骨，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以后，他们转而对都市充满了怨毒和激愤，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像一个巨无霸一样，伸出指头轻轻一弹，于是那一座座高楼大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轰然倒地。他们就是怀着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心情在都市的大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登场，继续新一轮的角逐和决斗。在《手上的星光》中，主人公杨哭虽然来到都市，拳打脚踢，四面出击，就像握住了手上的星光一样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名利、地位、房子、女人应有尽有，但是最终仍难免失落之感，为都市中的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而作穷途之哭。在《环境戏剧人》和《哭泣游戏》中，“我”在都市中跌打滚爬犹如在上演一出“环境戏剧”或制作一件“行为艺术”，当“我”找到行踪飘忽不定的龙天米、帮助黄红梅达到事业的高峰之时，也就是这些女主人公走向死亡之日，但是“我”决不善罢甘休，又重整旗鼓，在城市的舞台上再作困兽之斗，将这种“环境戏剧”和“行为艺术”继续进行下去。

邱华栋笔下的城市流浪汉被都市的强大磁力所吸引，从边远地区、穷乡僻壤向都市汇聚，但是他们与其父兄辈已有很大不同，他们已经扯断了自己身上连接着传统农业社会之母体的脐带，割裂了与土地的天然血缘联系，在离开故乡热土时不再像高加林（《人生》）那样感到撕肝裂肺般的剧痛，在踏进城市时也不会像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那样将所有新鲜事儿全部纳入蒙昧狭隘的农民意识之中方能接受，这批城市流浪汉仿佛出自本能似的用那种冰冷的经济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学会了用金钱和权力的法则来衡量和处理在都市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们更容易熟悉都市生活中的各种新鲜玩意儿，也更容易被都市生活所接纳，很快就融入了喧哗躁动的滚滚人流，加入了野心和欲望的轮盘赌，而且将这场赌博就当成了一场游戏、一门艺术。

与“新市民小说”形成对照的是，大量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恰恰表达了人们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厌烦、焦虑、疏离、拒斥之感，并形成种种特有的精神状态:

首先是病态。日本学者宫本忠雄认为:“现代是病的时代”⁽³⁾，现代人往往因不适应都市喧哗浮嚣、拥挤纷乱的生活而致病。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现代都市人为各种现代病所困扰的情况，以及由此升华出来的各种意象的展呈。在这方面陈染、林白的小说颇具代表性，在她们的小说中反复出现隧道、子宫、帐幕、浴缸的意象，例如在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像鸟儿衔窝似的将床搬进了浴缸，发现再没有比这儿更加舒适宜人的地方了；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将蚊帐当作自己的“诺亚方舟”，觉得唯有藏身其中，方能抵御恐慌和压抑之感而恢复内心的平静。在这里诸如浴缸、蚊帐之类意象只是表征着某种精神状态的文化符号，从中可以诊断出这些现代穴居人在恶劣的都市环境中患上的孤独、幽闭、忧郁、脆弱、早衰、谵妄、偏执等现代病。

其次是逃离。生态环境的劣质化使得现代都市产生了离心力，将人们四散甩落到现代都市之外的时空中去，使得现代都市人在行为上、心理上对于都市普遍取逃避和疏离之势。在当代审美文化之中可以看出两条逃离的路径，一是回到古代，逃向历史的纵深之处，追忆往日的光荣与梦想，向往遥远的功勋和业绩，抒发那种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壮志豪情，激扬那种慷慨悲歌、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如唐朝的《梦回唐朝》、Again的《烽火扬州路》、超载乐队的《祖先》等摇滚乐，借助于强烈节奏感和重金属色彩，这种涌溢着深沉历史感的理念演绎得如旗猎猎、如火烈烈！一是向往远方，逃向边远地区，逃向少数民族栖居的原始空间，去感受那份未经现代文明侵扰的淳朴、安宁和纯净，去领略那份贴近本真、守持真元的壮美、圣洁和神秘，像《喜玛拉雅》《回到拉萨》《阿姐鼓》等富于原创意味的歌曲，传达了现代文明人对于远离城市、远离尘嚣的蛮荒空间的不胜追慕之情:

回到拉萨/回到布达拉/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净/在雪山之巅把我的灵魂唤醒/爬过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啊/我们回到了她的家/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她会教会你如何找到你自己/……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拉萨/回到我们告别已经很久的家（郑钧:《回到拉萨》）

在现代都市之外的阔大时空中，人们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洗礼、一次灵魂的净化，洗净了在都市人寰中沾染的尘垢，弥补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精神空白，找到了久已失去的自我，获得了一种温暖亲切的归乡感、家园感。

再次是怀旧，怀旧也是一种逃离，然而这是逃往人们往昔经历过的生活，尽管那是伴随着贫穷、困顿、劳苦的岁月，但贫穷消泯不了人间真情，困顿尤显出相濡以沫的可贵，劳苦也不曾磨灭希望和爱，当人们在如今都市生活的冷漠、孤独、空虚中带着一缕忧伤回想起那种刻骨铭心的温情和暖意时，总是能从心底迸发出滚烫的泪水、深情的呼唤和巨大的震颤！正是这种怀旧感使得“知青文化”成为一种全社会聚焦的“现象”，像“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轰动一时，《知青老照片》不胫而走，歌曲《小芳》广为流传，小说《孽债》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风靡一时，以及与当年上山下乡有关的各种纪念性文化活动极一时之盛，都表现出如今身居都市的老知青们的某种价值取向，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保持一种背离和疏远的姿态。

最后是寻找。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一大批都市影片，将镜头扫向现代都市生活的每个角落，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然而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一个寻觅人心深处的温情的寻找主题。这批影片刻画了现代都市人面临多重矛盾的撞击，成为空前复杂而又痛苦的矛盾承载体的现实境况，但它们试图将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化约成情感的矛盾，例如情与理的矛盾（《留守女士》《遭遇激情》《大撒把》），情与法的矛盾（《本命年》《疯狂的代价》），情与权的矛盾（《背靠背，脸对脸》），情与利的矛盾（《股市婚恋》《股疯》），情与势的矛盾（《站直罗，别趴下》）等，以至“情”成为联结各种矛盾的核心，尽管主人公的命运各异，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始终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也是影片中最具亮色、最令人咀嚼回味的地方。例如《离婚了，就别来找我》中那位孜孜兀兀但时运不济、穷愁潦倒的作家以其坚毅、真诚、仗义和风趣博得前小姨的同情和爱，《留守女士》中两个哀苦无告的孤魂在万家欢聚、鞭炮四起的除夕夜相依相偎，《背靠背，脸对脸》中那个文化馆长官场失意之时所流露出对亲情的眷恋等，无疑是影片中最为动人之处。在这些影片中各种矛盾的最终解决并非都是情占了上风，留守女士和留守男士们又理性地返回丈夫或妻子的身边，经过了风风雨雨的人们又开始了在官场和股市上的争逐厮杀，一意复仇而置法律于不顾者也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人间温情让人感动不已，神魂系之。因此从另一层意义上可以说，一切权势名利、规矩法则皆如浮云耳，唯有人间温情在这乱云飞渡中永存并巍然屹立。这些影片正是通过对于人间温情的渲染，对陷于困境之中的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出路作出了求索和阐释。

三、当代审美文化与交往的合理化

既然现代都市生活造成了“城市病”的流行，而当代审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这种流行病，那么，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如何疗救这一病症？对此当代审美文化又能做些什么？就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事了。

城市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有人甚至认为城市的功能就在于促进“人群的长期聚居及直接的、频繁的面对面的交往活动”⁽⁴⁾。但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有两种情况，将导致两种结果，而大众传媒和审美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两种可能性。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之秀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的要义集中在这一段经典议论之中:“按照我的理解，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⁵⁾可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交往”起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象征符号为媒介而得到实现；二是它必须依照一定的社会规范来进行；三是它是至少两个独立、平等的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四是它要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谅解、协调和一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最后两条，即发生交往关系的不同主体是否独立、平等，是否能够达到相互承认、谅解和一致，这决定着社会交往活动两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如果这种交往活动受到某种权力的干预和操纵，交往双方不相平等、缺乏独立地位，一方仅仅成为另一方的工具，不能取得另一方的承认和谅解，那就是一种不合理的交往活动；合理的交往活动的要义则在于维持交往双方主体的独立平等地位，达到双方的协调谅解，“进行交往的双方，谁也不能用追求自己取得成果的思想和行为来强行影响对方作出判断。”⁽⁶⁾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权力一是指由金钱、市场、商业化体制所代表的经济权力，一是指由国家、管理部门、官僚化体制所代表的政治权力。他认为，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侵入并操纵交往活动，都将引起病态的后果，“为了文化转换，社会一体化或者青年人的社会化和专门化的行为领域依赖于交往行为中介，而不能通过金钱或权力来实现……商业化或者官僚化必然会在这些领域产生出问题和病态的后果。”⁽⁷⁾只有消除不同形式的权力的强制干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合理的交往关系，达成交往双方的平等、自主、求同、谅解，才能改变这种病态的局面。

虽然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的提出依据的是对于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的思考，但对于我们考察现代都市生活与当代审美文化的关系仍不无帮助。

大众传播媒介和当代审美文化乃是实现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在现代都市的公共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现代都市人所不可或缺。哈贝马斯早在60年代初写《公众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时就指出，一般社会存在着三个领域，一是以国家和司法为代表的公共权威领域；二是以市民社会和私人关系为代表的私人领域；三是产生于以上两大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它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率先产生于文学艺术之中，后又扩展到大众传播媒介，进而影响到政治。因此当代审美文化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状况如何，对于都市生活中公共空间的优劣宽仄以及社会交往的是否合理具有重大影响。

人们所从事的社会交往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但这种规范不应是外在于交往主体并强求交往主体服从的普泛僵硬的教条，依照这种教条所进行的交往不能是合理的交往。合理的社会交往所依据的游戏规则必须是为交往主体所期望的、能够保证其自主性和主动性的，而这只有在这种游戏规则成为交往主体自觉的内在要求方始可能，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规范的内心化”、“规范的仪式化”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交往主体之间所展开的平等交流、对话、求同、合作变成仿佛是出于本能似的发自内心的活动。当代审美文化作为都市生活中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其游戏规则的建立也必须以此为准。

种种权力的强制性干预和操纵都将导致都市生活中社会交往的病态后果，过去如此，于今亦然。在以往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政治需要乃是公共领域中的最高律令，也是建立社会交往之普遍规范的唯一依据，交往主体之间常常因政治地位的悬殊而缺乏起码的平等性，双方意见的达成一致不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基础之上，而往往是占据政治强势的一方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然而就是前者的意见也只是套用上行下效的固定政治模式，并无独立性和创造性可言。商品经济的起来历史性地打破了公共领域中这种政治强权大一统的格局，大大地拓宽了公共空间，增进了社会交往，为个人发展提供了余地和机会；但是人们仍然感到在社会交往中独立性、自主性的匮乏，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在市场权力的操纵之下，公众等同掌中玩物。从表面看，似乎是从以往的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是从以往的生产本位转向了消费本位，但实际情况却常常正好相反，公众的购买意向和消费行为常常是被市场的无形之手牵着鼻子走的，公众的观念、习惯、趣味、爱好等常常是由“时尚工厂”、“流行公司”批量生产出来的，例如某些大众传媒中虚假广告的愈演愈烈、广告暴力的变本加厉，已经成为妨害现代都市生活的普遍公害，造成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日益被挤压和侵占的局面。另外，如今技术统治与市场权力互为呼应，相辅而行，成为当今干预现代都市中社会交往的又一强权，特别是技术力量全面渗透到大众传媒和审美文化之中，使之成为操纵公众舆论的工具，公众失去了守持自我意识、发表个人意见的场所，丧失了合法的天赋权利，公众的思想被同一模式的舆论所支配、所淹没。不仅如此，而且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技术力量还以其刚性的程序化、标准化、格式化的品格消解了社会交往中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个性取向和民主气氛，往往只是做到了对于狭隘单一的商业理念的复制和演绎。对于后面这一点，哈贝马斯到了后期有了愈发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技术权力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和当代审美文化的干预加剧了现代都市的公共空间分崩离析的倾向:“我们大都市中心所表现出的特征确实用一种反讽的方式吸收了超现实主义的要素，而且抬升了一种非现实化现实的霓虹灯式的魅力。非真实的、模仿古希腊的风俗习惯的陈腐混合又与高科技结合在一起，大众文化的崩溃与高度个人化的、消费性的稀奇古怪的样式掺合在一起。文明的垃圾倾倒隐蔽在塑料袋之内。普遍的实质分解成为一种自我陶醉，丧失了每一个个体，沦为复制翻版、千篇一律的东西。”⁽⁸⁾在这种情况下，在现代都市的社会交往中还有什么自主性、主动性可言？还有什么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复兴”⁽⁹⁾一说，不失为救治流行的“城市病”、改善当今都市生活状况的积极构想。所谓“公共空间复兴”，其要旨就在于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对于公共领域的干预和操纵，对于以往那种狭隘的政治强权如此，对于如今的市场权力和技术统治亦然。在现代商品社会强调这一点尤显其重大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排除市场权力和技术统治的实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于公共领域和社会交往的侵蚀，尊重公众的思想、行为的独立自主地位，肯定公众在社会交往中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增进大众传媒和审美文化的民主性、多样性和个性，让公众在公共领域内真正参与决策，通过平等、公开、自由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公众舆论，并能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从而对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批评、监督和调节，对文化运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拓宽公共空间，增进合理的社会交往，还都市一片开阔、明净、静谧的天空，也正是在这里当代审美文化可以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原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

姚文放，（1949—　）男，无锡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专著《现代文艺社会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等。

【注释】

(1)罗歇·苏:《休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9页。

(2)克尔凯郭尔:《爱的善行》，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62年版。这是克尔凯郭尔在此书中反复阐述的观点。

(3)见岩井宽:《境界线上的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4)刘易斯·曼弗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5)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1978年版，第62页。

(6)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理论》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1981年版，第387页。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8)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72页。

(9)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