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实践的目的

以上的讨论概述了在确定自治公众的过程中历史和当代的挑战，并且运用批判视角描述了社区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它暗示着：由有钱有权的人所把持的社会控制和广大公民的需要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已经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中消解为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替代性的知识变得微乎其微甚至不复存在，并且很少有人希望参与到公共部门的治理行为中。人们能够在地方社区中发现这种“单向度性”(one-dimensionality)的存在。在地方社区中，虽然自治的可能性经常无法得到特别保证，但是仍然存在着制定可替代性的未来的潜力。因为地方社区的数量成千上万，所以变革的潜在可能也是千变万化的。在一些地方，社区精英将逐渐意识到分享机会的公民义务；但在许多其他地方，用来保护个人利益的公共权力的使用则以公共决策模式为其特征。在一些地方，公民会坚持参与公共决策过程，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则或多或少地对此持消极态度。

在公共行政领域，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实践者能够或应该合法地做多少努力，来改变当前的知识和权力的不均衡，并且变革在现行法律和政治系统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是所有的实践者都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希望着手改变。一些人接受单向度的思想，并完全安于现状；而有些人则将自己看作中立的职员，无论周遭的政治经济系统的性质如何，他们总是在“间接民主”的代议制系统内，随时准备接受上层的政策指令。此外也存在参与行政裁量实践的专业的公共服务者的范例(Wamsley， 1990)，以及受批判理论鼓舞的社会变革模型(Box， 1995， 1998；Zahetti， 1997)。

然而，在今天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由于政治领导者推行“像经营企业那样运营政府”，所以作为企业式市场经营者的公共实践者角色占据了主流。本章的目的不是要对公共服务实践者的角色进行重新讨论或予以展开，而是要在社区层面上为理解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政治的和经济的框架。那些希望为人们(然而只是一小部分人)创造一个开端与机会的实践者或许会用到这一框架，使之了解对未来加以选择的自由，以及对其加以筹划的方法。

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批判理论只得到了有限的讨论与运用。这可能是因为在单向度的社会中，人们变得无法意识到潜在的替代选择；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愿见到矛盾冲突——由于矛盾会挑战现状、令人烦乱而且危险四伏；或者是因为引发批判思想的社会问题已经解决了，消除了思考未来与现在的价值观和目的的差异的需要。在后现代主义、新保守主义、消费主义的论著中，人们可以找到接受确定的知识、消除替代性知识的正当理由。三者之中的任何一种观念中，变革的辩证法都在消退，成为模糊的记忆。在过去的20年里，在公共行政中对批判理论的提倡已经日见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市场隐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高效技术主义的可能性的概念化看起来似乎是空想的、怀旧的并且愚不可及的乌托邦。虽然之前人们选择改变事物的进程——就像他们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开始做的(妇女运动、公民权、环境)那样——看起来是可能的(如果并非适合的话)，但现在，一个人所希望做的全部事情，似乎只能是对公民、政府以及自然环境的早期社会理解的衰退加以最小化。正如本·阿格(2002， p.205)所定义的，这种衰退是“现代主义计划不是在厌世的、后政治的、后现代主义方向上的毁灭，而是在野蛮主义、路德主义、科学拒斥方向上的毁灭”。

人们不难表明，那些将会引发批判性思维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且，批判理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合乎人的需要。以下文字节选自贝斯特和凯尔纳(2001)对当代社会的描述：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1]和60年代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都走向了机能失调的福利国家。90年代，这一机能失调的福利国家建立了一个规制性的工作福利营地(disciplinary workfare camp)和监狱工业化集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然而仍有上百万人继续在“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中被遗漏。在全球范围内，新解放主义已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侵略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它高度商品化的麦当劳文化(McCulture)已经占据了霸权地位，没有任何其他历史形态能取而代之。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可看到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加剧了城市暴乱，如青少年犯罪、枪支扩散、凶杀罪案、毒瘾和酒瘾的多发率、离婚率的持续增加、工资的下降、空前的消费债务，以及贫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分配不均等。在这个高新技术发展的世界中，生存变得很困难并越来越危险(p.3)。

通过讨论经济扩展对环境、单边军事侵犯、恐怖袭击、饥饿、内战、非洲的艾滋病流行等的影响，这种悲观的印象会被放大。不仅在民族国家层面，而且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最小的社区内都可以感觉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反映了个人自由资本主义的强化以及马尔库塞所叙述的技术、组织和工作的必要性。这确实是一种单向度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用来保存文明的社会控制已急剧超越了所需的水平，产生出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过度压制”(surplus repression)(1955， pp.21-54)。一种单向度的、压制性的现实支撑着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构成了“在不断扩张的进程中，贪婪而且对抗的社会”(p.45)，在工作场所内和私人生活中，产生出控制和支配。虽然这种背景并不广阔，但人们已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对其有所认识(Adams et al.， 1990；Box et al.，2001)。

就极端情境而言，批判理论能够发现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状况是如此的不人道并具有异化倾向，以致连逃避都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支持社会变革的可能行动将被限制在乌托邦社会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梦想之中，这样的梦想意味着：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就放弃任何变革。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这样一种概念化情境之中，因为他们对社会状况的理解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大众媒体和文化产业甚至剥夺了人们想象可替代性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似乎矛盾的存在、或至少是对矛盾存在的认识，都处于危险之中”(Jay， 1973， p.276)。

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的抗议运动中，马尔库塞(1972，p.76)看到了社会变革的一些希望，尽管他保留了马克思主义“从压制到解放的彻底转变、而非部分、逐渐改良”的承诺。他写道，朝单向度社会的“逆势而动”(reversal of the trend)或许开始于“在特殊场合下的反抗、在地方和小团体层面上的联合抵制和不参与”(Marcuse， 1965， p.101)。

自70年代马尔库塞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以来，人们关于变革可能性的认识似乎已经受到局限，尽管凯尔纳(1989)仍然撰文写道，单向度的社会观念有着“深度缺陷”。根据凯尔纳的观点[1989，p.203，引自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中对“批判理论”的解释]，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被看作是高效理性(streamlined rationality)与强势理性(intense rationality)、组织和组织分裂、危机倾向与致力于危机管理的特殊结合体”。生产与消费的必要、积累利润的扩张、人际联系的人性需要、工作执行以及和自然环境更紧密的联系——这些因素之间的矛盾逐渐开始定期浮现，结果导致了变革机会的产生，而不是对可替代选择的持续压制。

这一观点比马尔库塞的观点更乐观些。基于凯尔纳于大约15年前所描述的全球形势中的变革以及对马尔库塞思想的重新解读，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新的论据来反对这个观点。全球形势中的变革是向前发展的，随着两极世界的坍塌和国际化商业、媒体和文化日益占据主导地位(Barber， 1995)，确认产生关于变革需求的大量公众认识的危机观念越来越困难；至于马尔库塞的思想，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论证，他指出了政治和公众态度将会逐渐融入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这是颇有远见的。马尔库塞认为：“高度发达的意识和想象可以产生在先进物质条件下对激进变革的迫切需要。公司资本主义的力量阻止了这种意识和想象的出现；它的大众媒体则调整其理性和感性功能来适应它的市场与政策并操控它们来维护其支配地位”(Marcuse， 1969， p.15)。在这种情况下，假想中的民主政治体系反而是抑制对当前社会加以挑战的一种手段，以致“准民主过程”(semidemocratic process)必然反对激进变革，因为它产生并维持着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这些人的看法是由现状中占主导的利益所造成的。由于这种状况得以盛行，所以人们就可以明智地指出，公意(general will)总是错误的——造成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它客观上阻碍了社会向更人道的生活方式的可能转变”(p.65)。

在美国，正存在着一种走向国家主义、世界主导以及极端保守的国内政策的倒退性的当代变迁。人们设计极端保守的国内政策，是为了以多数人利益和自然环境为代价，来充实少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受到一种人为创造出来的公众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经常是无知而且过分简单化的，对于公共问题喜欢采取强制性和惩罚性的解决措施。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情况并不新鲜，例如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代(McCarthy era)的观点或者越南战争期间的态度。不管这或许有多么准确，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使权力的强大结合得以减弱，并且为可供替代选择的思想和行动展现开端。50年代让位于60年代，但从80年代到新世纪的头几年，社会似乎只是沿着马尔库塞所描述的那个方向发展。

贝斯特和凯尔纳(1991)提倡“在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t)社会中进行一种“批判社会理论的重建”。和后现代理论一致，他们认为，虽然一种经过重建的批判理论将会认识到出现在当代情境中的多元性与差异，但是它仍会毫不犹豫地将这样的情境理论化。这是因为：“纵使反对利奥塔和其他反对宏观理论、系统分析、宏大历史叙事的人，我们仍然认为现在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涵盖广泛的理论，力图藉之把握由资本主义在消费、媒体、信息等领域所承担的新的总体特征。从这个角度看，人们需要新的批判理论来定义、描述并解释宏观的社会进程”(p.301)。对贝斯特和凯尔纳来说，后现代对“系统而历史的理论”的厌恶是“成问题的”(p.273)。因为没有它，“我们被迫生活在没有清晰标示的碎片之中，这种标示反映着新新技术和社会发展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所产生的影响”(p.301)。

虽然本章为了批判的实践而提出的理解框架(辩证性变革、批判想象、自主决定)所运用的社会状况分析和理论背景，与贝斯特和凯尔纳倡导的重构思想多少有些不同，但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运用批判性概念推动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并且朝着替代既定现实的方向踏出可能的步伐。我们并不主张这一框架对所有理论家和实践者都至关重要，而且有潜力替代所有其他的理论模式。相反，有些人或许发现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概念工具很有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或许可以作为职业任务的日常实践模式的背景。较受关注的日常实践模式有：“参与性研究者”(Zanetti， 1997)或“助手”(Box， 1998)的批判模式、以及基于社会公平、效率、合法性、话语等的模式。此外，它也很符合大卫·约翰·法默(1995)的“反行政”模式。法默的“反行政”观点认为，公共实践者应该谨慎地、尝试性地行使他们的权力，并关注“私人生活”(Box， 2001)。

批判性框架假定，发达工业(或后现代早期——读者往往选择这一提法)社会的特征反映了前述的现象。这样，由于认识到媒体和公民社会领域中相关的社会属性，以及在文献、艺术中和在对全球化、限制个人自由、毁灭性发展等的抗议中所体现出的拒斥的地方化观点的存在，生产、消费和积累的经济规则就成为社会情境的一个重要特性了。

在有些情况下，某些公共服务的实践者或许会发现，通过确认矛盾、设想变革的可能性、协助人们寻找自主决定手段的过程，将有助于鼓励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可能会通过提供关于历史实践的知识、对当前实践的可替代选择、改变现有状况的合法的制度性限制和技术、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公共利益(然而这一概念或许有些复杂、多元而且易变)和现实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做到这一点。

除了提供知识，实践者们或许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让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这些形式包括：组织和促成会议(话语背景)、把公民和专业的和政治的决策者汇集到一起并且对议题的程序和实质提出建议。这些行为的实施是困难、复杂、冒险的，因为公众成员将以多种方式作出回应；而且，那些认为拥有知识和机会参与决策过程的公众将会危及其利益的掌权者，或许会转向限制这一过程并可能会惩罚相关的实践者。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参与性和一致性倾向的公共话语过程，实际上可能会压制关于社会经济不平等、权力差异以及扭曲的利益代表的影响的冲突性表达(Cohen&Rogers， 2003年；Mansbridge， 2003年)。冯和赖特(Fung and Wright， 2003)认为，以地方对抗性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补偿性权力(countervailing power)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些影响”，但这是否足以(跨越时间地)抵消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实践的影响，还有待我们去考察。

有时为变革而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似乎是不值得的，并且确实存在着悲观主义的理由。哈维(Harvey， 1985， p.184)描述了政治和经济系统中城市规划者所遇到的困境，这一系统处处妨碍着他们：“规划者似乎注定要经历四处碰壁的生活”，在这个系统中，“规划理论夸夸其谈的理想频繁地被转换为一线工作中脏兮兮的实践”。然而，尽管在由批判性框架所勾勒的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工作困难，但关心建设性社会变革的公共专业人员还是会保留面对未来的希望。

[1]New Deal，指美国罗斯福30年代实施的内政纲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