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批判理论的必要性

由于批判理论只占据了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小角落，所以人们很容易去质疑为什么现在要对这一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如今发展繁荣的、全球化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批判理论关注的是社会上那些不和谐、令人担忧的方面，并致力于探询如何对这些问题加以变革，由此对现状构成威胁，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批判理论没有那么吸引人和不是特别有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后现代主义和一维性这两个方面，或许就是导致人们对批判理论持有上述看法的原因。

现代主义思潮忽略了差异性，将某些特定的人群和实践边缘化为“其他”(other)(Agger， 2002， p.212)，后现代主义则对此进行了修正。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后现代主义鼓励理论家直面他们作品中的内在假设，引导人们关注基础理论中根本概念的缺乏(Fox&Miller， 1995)。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有用特点，例如反本质主义，也很难形成逻辑一致的理论。后现代主义拒斥大规模的、整体性的社会思想(元叙事，metanarratives)，拒斥对行政实践进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描述。针对基础主义和元叙事的后现代怀疑主义，使得批判理论失去了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以讽刺形式理解元叙事的人(例如20世纪早期的原初马克思主义)来说，更是如此。由此，争议的焦点就变成了批判理论在现代的晚近时期、或者说后现代世界里是否仍然可行，以及它是否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问题。

随着环境的变迁，批判理论家在近几十年间对于当前社会的描述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虽然其最核心焦点依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类社会和周围物质环境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根据他们对法西斯主义(fascism)、专制共产主义(authoritarian communism)和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的观察延续他们的写作。随着20世纪中叶在统治体系中发动革命性变革的希望逐渐破灭，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性描述也表现出一种屈从感，一种面对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屈从感。这种状况已经征服了一小部分理念进步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人。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虽然存在着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特质，但是他仍然于对变革的可能性保持着期待。“单向度”这一概念严格意义上说属于被后现代主义所摒弃的整体性元叙事的范畴，它所描述的围绕着发达消费资本主义所建构的社会结构如此完备，以至于无人觉察或者去展望可能的替代结构。社会的单向度属性看起来可能自相矛盾或自我冲突，因为我们、或者至少是生活于发达西方民主国家的“我们”，认为人们在思索替代方案并提倡变革时是绝对自由的。然而，对当前状况的批判性检验或许表明，马尔库塞是正确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不但压制了提供替代选择的知识，还抑制着对潜在变革进行辩证形势思考的冲动。

史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2001， p.1)在《后现代探险》中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有趣描述。他们把最近几十年形象地刻画为“伟大的变革”，一个“以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重构为特点的时代的激变”。这一“全球化制造了一个以人类生活、物种多样性和环境为代价，去保护跨国公司的世界经济体系和贸易规则”，并且它的影响还包括“强化劳动剥削，缩小公司规模，和制造更高水平的失业、不平等和不安定”。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00， p.220)描述了“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工业产值、废物排放、新化合物的发明、城市化、人口增长、国际贸易、化石燃料消耗、资源开采、物种栖息地变迁”等数量上的转变，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环境后果，同时导致“大规模的环境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明显危害人类，其他的变化也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

这不是一个有别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后现代状况，它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成熟的、普遍的、全球化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心理影响是，“在我们看来，我们现在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正在耗尽所有的可能性”(Agger， 2002， p.3)。这听起来好像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世界的充分的表现形式。

今天的局势与产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过去几十年的局势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虽然相对于动荡的世界大战来说，世界是和平的，但在许多地方还存在着骚乱和暴动。“发达”国家的人民因为制度的稳定，过着安全和繁荣的生活，这可以从他们的公共部门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反映。他们因为(假定地)不必担心较早年代的紧迫的重大事件，如贫困、种族主义、以及环境退化等等，所以能够奢侈地关注公共组织的服务供给的成本—效益。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考虑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实际上是否已经达到了这种发达状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在发达国家享受富足的时候，关心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