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实践的制度正义与文艺批评的审美底线

二、文化实践的制度正义与文艺批评的审美底线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强调思想、原理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强调思想要受到产生思想的条件的制约。这是避免哲学贫困的一个重要思想路径，也是思想趋向现实的唯一路径。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丰富的时代背景。要真正理解这一思想，就必须深入到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必须透彻地理解这一思想产生时期的各种理论思潮。同样，正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具有时代性的，所以，要挖掘和开显思想的当代价值，丰富其内涵，赋予其以新的生命力，思想就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我们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这包括一整套的思维方式，主观意识的抽象化，进而绝对化，凌驾于一切历史、现实和思想之上，试图以一种观念的绝对性主宰世界，规范我们的生活，将一种思想变成一般的历史哲学，而社会生活只是一般历史哲学的展开和印证。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那些从属于主观意识的思想家时指出，如果这些思想家一旦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问题，他们也只能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基础的实际发展过程相脱离的。所以马克思告诫读者，社会生活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开始。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自然环境日趋恶劣、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等问题，马克思那里早已有了答案，所以我们强调从思想史的维度“回到马克思”。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就能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诸多现实难题。

一般来说，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即实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看，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8]。文化生态是人类在融合了生态智慧的自我构建和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着眼文化变迁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倡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广大民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或者是区域性的精神生态。同时，它还体现在对人类（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强调，以人的审美理想体现着人们的灵魂和民族的心声。

与文化的多层语义相对应，文化生态起码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既包含文化实践的政治良序又包含文艺批评的审美标准，主要体现为捍卫文化生存的制度正义、文化发展的程序正义和文化生成的审美正义等，而城市文化的文脉接续与文艺生产的喜剧精神的坚守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无论是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文化生态”论题，还是文化哲学关注的“文化生成”论题，他们都是以宏大的视野、落点于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事件，通过调查与分析“文化形态”的完备程度、文化影响的辐射效果、文化传统的族群接续等等以及诸种文化形态的交往性博弈，透视性地关注文化的内在品质、创生活力和精神导向。相对于文化人类学的旁观式研究范式，文化哲学更倾向于参与式研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生成过程中的制度性建设与外源性干预，尤其关注金钱资本对文化品质的侵蚀、高新科技对文化生成的参与等等。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段，事关文化“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都聚集在“正义”旗帜下，与世界范围内文明的“生态转向”与“现代性反思”交汇，文化正义的时代匡扶成为文化“品质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艾克顿勋爵（Lord Ecton，1834—1902）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9]纳粹主义在20世纪的肆虐，让人们铭记了政治独裁的危害；世纪交替间的二十年里，“数字化生存”的亲身体验，让人们体会到技术突破的每个微小细节对文化生成的震撼，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传媒领域，人们逐渐领教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里远未涉及的“技术主义变数”。由此看来，当代人文文化的存续环境里，起码包括制度正义、经济资本、技术进步以及社会风尚等四项主要变量，它们在某一时期、某一境况下可能主导或强力干扰文化的发展进程、塑造或深度影响文化的精神品格。

当代西方法理学家富勒（Lon L.Fuller，1902—1978）有句名言:“法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10]尽管从“政府计划”的“全包”向“市场主导”的“调节”的社会大转型进行了三十多年，也取得了不少突破，但是中国在文化体制变革与文化生成机制方面却成效甚微，最主要原因还是旧有制度造成的、是制度正义缺失造成的，这种没有与时俱进的“结构性禁锢”突出体现在现代传媒行业。从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所谓“制度”就是各种社会利益博弈达到均衡时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社会博弈的均衡。中国正处在各种社会利益博弈、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制度本身是变动中的变量，而不是常量。另外，在制度变迁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也处在剧烈的变动中，这种重新分配状态和分配过程必然产生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西方社会讨论社会结构变化都是建立在法理统治、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基础上的，对他们而言，这三个条件是常量。对中国而言，恰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结构都是在变动之中的，都是变量。一般而言，政府对媒介产业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即各种不同集团为了在广泛的媒介法律和传统背景下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而进行的博弈^[11]。

当前，一些媒介业者对现有体制具有两重心理。喜欢的是这种体制具有的用“政治权力”换取“经济收入”的作用，他们不愿意轻易放弃这种体制带来的垄断地位，而这正是媒介行业产生“寻租”现象的制度根源，这种“寻租”与国家介入并赋予权力直接相关。同时，媒介业者不喜欢的是这种体制具有的政治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性”，经常会因政治需要而使他们不得不放弃经济考虑，这使得他们自身经常处在协调政治与经济平衡的过程中，更有甚者还会因处理不当而带来“替罪羊风险”，尤其是管理者政治生命的终结。在上述情境下，媒介业就非常急迫地希望实现制度创新^[12]，以达成“完全市场化”的“制度正义”。

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正如德国思想家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3]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维度审视，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文化正义的时代缺失以及娱乐至死的泛滥、技术主义的偏执、物质主义的异化、活命哲学的涌动等等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失重，加剧了文化道统的危难。这种文化危机在美学上的症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审美思考虚位、上升为美学主调的喜剧美学沦落为平面化的快感美学，文艺实践中的审美正义和美学品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的确，就如美学家高尔泰（1935—）那句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寓示的那样，艺术始于自由终于超越；艺术构筑的世界，远比人们抽象于生活的逻辑更为真实和生动，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才是艺术的逻辑。同时，艺术的自由也隐含着自律，面临社会基本共识的伦理底线，艺术所应得到的宽容也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与艺术家总是拥有道德豁免权。

因此，“审美伦理”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提出，主要鉴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思潮的影响及广泛实践，尤其是影视、广告等视觉文化的快速传播，以及审美形象的大面积欲望化、猎奇化、资本化，导致了审美伦理的不断下探甚至被破坏，为钱、为性、畸趣等不良现象占上风，为理想、为道德、为精神、为灵魂、为美本身退出了民众的视线。二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后现代哲学思潮日益弥散而文化多样性理念高涨，要求某个国家的民众仍然抱有一个“总体性”的理想、道德、精神是荒唐的，但是，无论文化如何多元，“地球人”能够基本接受的“普遍性价值”仍然是存在的，各国民众的伦理共识是能够达成的；即使对于某个国家而言，处在某个发展阶段上，也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价值“共同体”或文化观念“共同体”。总之，从“现状堪忧”与“现实可能”这两个层面上说，中国的审美化生活应该建立一条“伦理底线”或者说“伦理防线”，审美实践不能被无原则地异化和妖魔化。

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应该特别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日渐强势的中国当代文化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既包括社会大系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因素等对文化变迁与文化品质的影响，也包括“作为观念的文化”的内部微循环、微生态对精神质量、审美品质的影响，尤其是人文性的经典文化的原型性和硬度、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的个性化与品质、主导性的官方文化的宽容度与弹性、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多样性与抗争等等。文化生态好坏与否的主要衡量指标是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文化的地方性与个体经验性以及文化内部的平衡、活力与衍生。当然，文化生态的暂时性失衡有时是正常现象，譬如文化主潮的时代兴替、文化品质的局部下降、审美品格的调整性失调等等，但是要坚决防止文化生态的持续恶化、文化正义的长期缺失以及世道人心的时代迷失。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经典文化包蕴的生命智慧，及时纠正大众文化的过度扩张与超级霸权，警惕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交融而形成的“审美化生活”的隐秘危害及其排他性、遮蔽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14]。如果说“美国梦实际上是激发全世界人们去向往自由的生活，使他们对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有所认知。同时，它是一种能力，体现在运用自己最强大的资质来展现自身在生活中的潜能”^[15]，那么，中国民众就有理由期待生态文明的时代转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以更大政治勇气与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文化正义的进一步落实，能够促进文化生态的改善与再平衡，并将有利于人文生态的良性化以及大众文化的人文化。人们期待“宽容的对话”和“协商式治理”能增进新世纪中国的制度正义，期待领导人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为“公共理性”的释放创造条件，寻求一条通向开放社会和民主国家的道路，保护每一个人相应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生态权利。同时，媒介素养的提升、审美修养的提高、以文艺实践的低限与底线伦理的共识为基础的审美伦理的探索、以意义世界的生成与超越有限的自由为目标的美学重构，均将有助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精神品质的锻造，有助于“魅力中国”的形成和展现。

“文化生态”论题无疑是一个多面体，涉及多个学科和多种问题。本项目借文化人类学的现实命题，综合生态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与文艺美学的多维视域和研究成果，瞩目特定文化群落内部的博弈关系与发展平衡；透过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文艺现象和文化事件，关心族群文化的精神品质和文明程度。文化需要文化人的不懈努力，更需要政治人的正确参与。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文化发展亟需制度文明的保障与推动；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建设打工，让政治为文化繁荣服务，那么，文化中国的复兴与魅力中国的重现也就为时不远了。

论著《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细分六章，具体论及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与综合因素（尤其是体制与资本的影响）、现代文化群落的集散地“城市”以及“生态经济转型”的代表文化产业、文化生态内部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时代交替、审美范式的主调更换与时弊、消费时代的文艺实践及其审美偏颇（涉及张艺谋电影、冯小刚贺岁片、赵本山春晚小品、网络恶搞等民众瞩目的文艺现象）、魅力中国的人文期待等等。本书立意“在大框架里研究细节问题，在焦点移动中透视现实难题”，力图从跨学科角度演证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立根应在精神品质的切实提高、文化生态平衡与优化寄望于制度文明的大力更新以及社会正义的多层面落实，等等。

处于“大转型”中的中国，似乎一切均有可能，似乎一切都在变，然而仔细审视和端详之后，却发现繁复变化的表象背后“一切又都是那么面熟”，特别是那些摆不到桌面上的、人人熟知的社会“潜规则”与“深层结构”，还有那些“嗅得到”却“看不着”的“气氛”以及为人行事的“感觉”，这些都涉及文化与品格，无论政治决策、经济蓝图、社会民生还是文艺批评。稍有常识的人皆知，在当今中国，法律规定、真实制度和潜规则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差异与张力。中国社会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当潜规则与法律有抵触时，潜规则往往超越了法律。总而言之，“吃饱饭”以后的“有尊严的生活”等等涉及生命质量提高的丰富性与品质性需要，越来越需要“文化正义”的刚性干预以及人文文化的柔性滋养。因此，如何更好地释放文化“正能量”，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人须认真对待的严肃课题。

面对复杂的中国环境与文化变迁，多年来一直思索知识分子/学者能尽到的切实的职分，以及作为普通社会个体能坚守的良知底线。源于近20年对中国政府倡导并推进的“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注，在五年前的专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基础上拓宽研究领地，尝试从解剖民众熟悉的文艺现象和文化体验入手，结合国家发展规划与民族愿景导向的一些纲领性文件，研判文化生存、接续、衍生与更新的整体环境与内在机制，借重的主要是文化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方法和已有研究成果。论著《文化正义》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很广，错谬之处只源于作者才疏学浅，惟愿书中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落些抛砖引玉之功。

【注释】

[1]“思想市场”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科斯1974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的论文。该文认为: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科斯就此挑战了美国主流社会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的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挑战的论据:第一，思想市场由很多个人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是怎么声明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个人的想法，跟一个商品者要表达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第二，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可能；到底是什么领域要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少管制，要依成本而定。在晚年著作《变革中国》里，对“思想市场”也有详细论证。

[2]《科斯: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凤凰网财经2011年12月5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2cjnh/20111215/5276266.shtml。

[3]（美）罗纳德·H.科斯、王宁:《什么是中国经验》，金蓓蕾编译，《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4月10日创刊号（亦可见《东方早报》2013年9月3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9/3/1064795.shtml）。

[4]罗世宏:《官员龙应台》，《南都周刊》2012年第7期。

[5]罗世宏:《官员龙应台》，《南都周刊》2012年第7期。

[6]龙应台:《文化的“伪差异”》，载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48.ht-ml，2006年10月24日。

[7]载袁伟时的微博·网易微博，http://t.163.com/yuanweishi/status/-382910-9865542143351，2013年3月8日。

[8]方李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生态”的构成》，载中国艺术人类学网http://www.artanthropology.com/n35c7.aspx，2013年3月8日。

[9]［英］艾克顿勋爵:《法国大革命讲稿》，高望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年版。

[10]［美］富勒:《法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6页。

[11]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媒介研究》2004年第1期。

[12]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媒介研究》2004年第1期。

[1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4]林伟:《习近平奥巴马会晤“对接”中国梦与美国梦》，载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609/c1003-21799605.html，2013年6月9日。

[15]《尼尔·布什:我为罗姆尼的反华言论感到羞耻》，载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j/201210/t20121025_2549505.htm，201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