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向的调整与文化正义的关注

二、发展方向的调整与文化正义的关注

语云:“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文化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的兴衰强弱，无不与文化的兴衰强弱密切相关。文化品质关乎国家品质，文化发展关系国家发展。拥有怎样的文化生活、文化品质，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影响着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准。正如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4]综合来看，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则说明这个国家理想缺失、文化贫瘠、国民素质低下、人心涣散，对内很难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弘扬正气、振奋精神。尽管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 Lowel，1856—1942）曾感叹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35]但是，毫无疑问，文化软实力是现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面向未来的中国必须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文化认同，切实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以形成国际亲和力和提高国际影响力；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大国意识的觉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正义维度”与“生态视野”重新审视、全面检讨当代中国的文化生存与发展问题，一是因为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里，基于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与反思是无法回避的，宏观视野下的社会正义、司法正义抑或政治正义等方面的对照与反省，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二是因为从综合效果看，当今中国文化毫无优势可言，而最令人遗憾的是“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的草根文脉已被切断”^[36]，文化形态相当单调；从历史层面审视，当前这种局面的形成面临着发展正义、族群正义与文化正义的拷问。有学者明确指出:“目前文化创造力不足的原因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不是政府对社会管理太过放松，而是管得太死，管得太多，该管的没有管或管得不好，不该管的管得太多太死。”^[37]三是因为从具体施政措施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体制改革”持续了近20年却雷声大雨点小不见起色，每次“运动”式的政府行为基本蜕变为一轮又一轮的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而发展文化产业在现实中又往往变成文化依附经济并迅速成为走向“三俗”的推手，在巨大的国家资本多年的大力投入和扶持下，文学艺术方面的产量惊人而创新乏善可陈，国民的扫盲率大幅提高而精神面貌与人文素养依旧恶劣。从时代横截面上看，已然走出了国门、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的中国民众对此种状况隐含的“制度正义”、“分配正义”与“文化正义”问题越发关注。近年来，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示，目前最迫切的事，是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制度体系^[38]。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总结的那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没有获得跟经济一样的成就，这种状况引发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其中，属于公共伦理的诚信危机，受到了公众的最大诟病，但它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39]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与文明的养成。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模式，从内涵层面分析起码包括行为模式、制度模式和价值模式三个方面；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灵魂和性格，它的进化比起经济来讲难以突飞猛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要有文化的复兴，没有出众的文化就没有美丽的中国^[40]。中国文化有序地进行调整和融通，应该是经济持续发展真正的动力，应该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和谐统一的根本保证。正如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所言:文化的复兴，没有“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不住，没有“求是”、“求真”、“求正”这三大历程上不去。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41]。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段，事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都聚集在“正义”旗帜下，与世界范围内文明的“生态转向”与“现代性反思”交汇在一起。“文化生存”既包括从文化社会学层面考察的文化本身在当前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也包括从文化哲学层面考察的作为主体的人以“文化的方式”存在时的状态，特别是人享受和创造文化的状态。在当前的政治集权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后革命体制”下，消费主义的冲击使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当代中国的文化主流形态发生更替、审美基调出现大幅调整，这场与社会“大转型”联动的文化大变迁引发了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以及审美伦理的深度失范。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文化的繁荣。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无数事实已经证明:经济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文化是价值，创意是生活，品质是保障；在“品质为王”的时代，文化和创意最终都是为了人。实际上，事关当代中国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正义”起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指比较宏观性的文化资源的公平分配、文化战略的方向选择、文化发展的制度决策以及国家发展的优先次序等等，第二个层面是指比较微观性的文化批判和评价的某种美学和艺术标准，用以督促文化内涵的丰厚和艺术品质的提升；前者侧重文化领域的“分配正义”、“制度正义”、“决策正义”与“程序正义”，隶属政治哲学的范畴，后者侧重文化艺术品的美学价值或曰“审美正义”，隶属美学的范畴^[42]。那些善于将政治哲学和美学结合起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对这些文化层面的正义问题都曾持续关注过，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中国门徒”太健忘或者选择性健忘了，当代中国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守和捍卫“文化生存的制度正义、文化发展的程序正义和文化生成的审美正义”。同时，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43]，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做到“既要面包更要尊严”。

从具体细节来看，在近几年实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性举措中，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重点，无论是国务院统筹的“文化产业振兴计划”，还是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都涉及文化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问题，况且此中还涉及“打着文化的旗号搞新式圈地运动与新型市场垄断”的违背“文化正义”的恶劣现象。即使是把文化当成一种类似于物质一样的资源进行量化的公正分配的“文化正义”，单就教育领域而论，文化资源分配的不公正现象也随处可见，譬如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关闭、高考的户籍分区考试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等等，正是这些文化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导致的“社会的再生产”进一步加固了这种不公平的资源分配制度并导致恶性循环，而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决策的不透明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以及文化资源的高度垄断、国家资本的盲目投向，都使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正义”问题日趋严重、社会积怨日渐加深。由此可见，现有的管理模式亟待调整，文化创造力的解放亟须政治智慧。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1955—）分析的那样:“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机制，机制的建立在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方面，如何限制、规范、约束公权力，另一方面，保障民众的权利。”^[44]

当然，若要进一步推进和改善中国的文化正义，当前首要的着眼点是加强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与终止的过程中，依照宪法与行政法规的要求，按照法定的顺序、方式与步骤做出政策选择的行动。这样做的内在价值在于:确保政策选择不偏离公共性的方向，以及国家公共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社会秩序的自觉合理建构。从历史和现实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能够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形成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社会风气和核心价值方面确立共同的价值追求，那么，这个国家是危险的。正所谓“大道不通，小道行焉；正气不盛，邪气将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下，需要国家重树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呼唤“贵族精神”，呼吁人们“为荣誉而战”。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还缺乏作为现代公平正义价值观念的支援意识的文化土壤。所以，今后我们应该积极培植这样的文化土壤，其具体途径是:形成自觉的法权人格，确立普遍的道德实践主体，全面认识启蒙的两重性，深刻反省无意识层面^[45]。